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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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鞋子（3）
回家的路上，我路过一家高档商店，很多年以前我曾在那儿给维斯买过一双鞋。经营那地方的女士，刚一看到我们，就露出一副诧异表情，怀疑我们根本买不起她店里贵得过分的德国和法国鞋子。结果，我花65美元买了双婴儿鞋，跟那妇女赌气，示意她看走了眼—当然，她没有看走眼。很久以后，我打算看看鞋里的标签，却发现原来是印度尼西亚产的，只不过是挂了个德国牌子。这件事过后，我只去折扣店给孩子买鞋，这么一来，他们脚上就只能穿中国鞋了。
回想起在这家名牌鞋店的经历，为这个惨淡的下午带来了一个亮点。经过店址的时候，我透过车窗朝外一看，发现店里黑漆漆的，没生意，闪亮的招牌早没了影。我妈会告诉我，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不好。她自己从不曾沉溺于这般的喜悦，但有时候，我却克制不住。我幻想那妇女就坐在我身后，于是我幸灾乐祸地对她说，活该你家店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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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吃完晚饭，围绕中国玩具，维斯小小造了次反。我走进客厅，看见维斯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叉着胳膊噘着嘴。看样子，他很想跟人吵上一架。大概他的脚丫子疼起来了？要不更糟—难道他的脚趾头已经给挤弯了？
“你必须跟你妈说说。”我听见凯文对维斯说。我不喜欢那语气。我靠在沙发背上，用指头耙弄着维斯的头发。
“怎么啦？”我问。
他摇头挣脱我的手指，掉过脑袋瞪着我。
“我想要开始买中国东西了，”他说，“我想要一个‘鳄鱼医生’，可老爸说它是中国来的，不能给我买。”
鳄鱼医生是个塑料玩具，每回按下它的一颗牙齿，它的大嘴就会突然闭上，要点是在它的牙齿咬着你之前把指头抽出来。这玩意儿挺叫人上瘾的，上个星期，我在一个朋友家玩了无数回。我把鳄鱼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个遍，希望它不是中国造。可惜，事与愿违。
我从视线的余光发觉凯文在看我。我觉得他眼神儿里带着挑战意味，他迫切希望看到我怎么应付这事儿，最好是看到我应付不了。我转过头看着维斯的眼睛，晚饭过后，他的眼睛变得又大又圆。
红鞋子（4）
“今年我们可以买德国东西，美国东西，日本东西，全世界各地的东西，但不能买中国东西。”我告诉他，“而鳄鱼医生是中国产的，我们今年不能买。我们可以明年再买鳄鱼医生—如果你乖的话。”
“那明年什么时候来？”他问。
“很久以后。”我说。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们等着，”我告诉他，“我们还可以玩家里现在有的玩具。圣诞节才刚过去6个星期。瞧，你的玩具区都装满了。”
我指了指客厅地板上散布的积木块、玩具车、尖头塑料动物。维斯也扭头过去看了看，接着一脸茫然、仿佛啥也没看到似的又掉头对着我。他不喜欢我的答案，但我成功地让他哑口无言了。
还算容易，我想，太容易了。但转眼之间我明白了原因：对维斯来说，现在为时尚早，他还没来得及把支持中国的造反平台搭建好。我赶紧换了话题。
“你明天想去动物园吗？”我问。他微笑着点点头。凯文继续盯着我。我如履薄冰，但玩具战争总算暂时化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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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我们去了动物园，接着星期天又去了马戏团。
“看哪，妈妈，”维斯说着，朝一排闪光棍子、帽子和花哨T恤指了指。他眼睛里闪烁着渴求的光芒。“一把剑！”
离开演还有5分钟了，我们应当尽快找着自己的座位。我买了两张马戏票，好带着维斯去看大象小丑耍把戏，吉普车开过大力士的身子。但还来不及走进大棚找着座位，来自中国的各类小玩意儿，就把维斯的注意力给吸引了过去。狂热兴奋的小朋友们推挤着我们，他们身上大多装饰着闪闪发光的纪念品，手里攥着大团大团粉红色的棉花糖。扬声喇叭召唤人群进场，尽快找到座位，演出即将开始。
“给我买一个吧，妈妈？”维斯问我。他一只手拖着我的胳膊，另一只手指着售卖纪念品的小摊儿。“你看见了吗？是把剑呢，真正的剑。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
我顺着维斯的手指，看见一把亮绿色的剑，装在塑料剑鞘里。旁边贴着一张手写的价签：15美元。
红鞋子（5）
可别误会了我，我对男孩耍刀弄剑的心情十分理解，尤其是一个穿着一双小得不行的鞋子的男孩，渴望一把带鞘的剑—这心情，我太理解不过了。但我绝对不会掏出15块钱来买一把容易断掉的绿色塑料，我甚至根本不需要把那剑从挂钩上取下来，透过它闪闪的荧光翻检一番，才能告诉你它是哪儿产的—我可不是19世纪出生的人。那把剑，满身满脸都写着“中国制造”。只不过，抵制中国东西的人是我，不是维斯。维斯从来没提出要抵制中国，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抵制，甚至根本不知道中国是什么。
我必须赶紧想法子。我蹲下身，跟维斯视线平行，开始跟他谈判。
“我不能给你买那把剑，因为今年我不买中国东西，”我说。“可要是你真的很想要，我会给你买，等回了家，你再用压岁钱还给我。这样，买它的就是你，不是我。”
维斯皱起眉。他不敢肯定我给他指的方向划算不划算，尤其是，我还告诉他，做了这笔交易，他的存钱罐就空了。
“你的存钱罐里有16美元，那把剑卖15块，再加上税的话，你的存钱罐会一直空到明年过生日，”我告诉他，“至少。”
我看见维斯在残忍无情的经济现实下蔫儿了气。接着我又想到他那勉强塞在网球鞋里的可怜脚丫子，好像把这么沉重的决定压到这么小的孩子肩膀上有失公平，于是我在交易里加了点糖。确切地说，是让它变得无法抗拒。我告诉维斯，要是他放弃那把中国剑，我会给他买个其他地方产的玩具，只要不是中国产的，什么都行。
“而且你可以把自己的钱留着。”我说。
他顿时快活起来。他也不是19世纪的孩子。他又飞快看了一眼那把剑，但我看出，他眼神里的那种渴望消退了，他已经在想着别的东西了。我牵着他的手，快步走进大棚，很快，灯光暗下来，音乐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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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天，吃过晚饭，我在附近的街上逛悠，听见一个孩子的声音呼唤着我的名字。我抬起头来，看见邻居家12岁的小女孩靠在自家前院的篱笆边上朝我挥手。
红鞋子（6）
“我爸爸今天去了沃尔玛，”等我走近了，她这么对我说。她喘着气，带着一丝居心不良的笑意，因为有机会向大人告状而备觉兴奋。“你知道他干了什么？他给艾克买了鞋。”
为了获得戏剧效果，她停了一下。
“中国鞋子。”她压低声音，却又故意让我听见。
女孩的父亲从屋里出来跟我打了招呼，刚好听见她说的最后一句话。他显得有点窘。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不必向我，或者向任何人道歉，他就说了声对不起。
“我觉得不大好，”他说，“可我还是买了。”
我们的邻居有3个孩子，还要供房贷。他也是苦孩子出身，现在是美术教授，专门画鸟，作品精彩极了。跟凯文一样，他完全赞同全美的沃尔玛狂热会让美国加速走向毁灭。此前，听说了我们的抵制中国计划，他举起大拇指，并告诉我，今年他发誓不到沃尔玛买东西。如今，他自食其言，屈服于“低价格”的邪恶召唤，因为，他到这条街上的体育用品商店看了，70块一双的跑鞋，他实在买不起。
“我不能这么做，至少，不能给一个8岁的小孩子买70美元的鞋子啊！”他对我说，“于是我就开车到沃尔玛，在那儿买了几双鞋，我到现在还觉得挺难过。”
他一副沮丧样子，就好像是犯了什么可怕的罪过。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只好傻站着，指望世界突然炸成一个大火球，把我也炸飞上天，或者，至少叫我想起什么有趣的事情说一说，打破紧张气氛啊。
“我只是觉得该告诉你一声。”他说，回头消沉地朝屋子走去。
他女儿胜利般凝望着他的背影。我在暮色中又站了一小会儿，惊恐地想到自己竟然当了一回邻居的忏悔牧师。那天晚上我才想起，我也应该向他忏悔的。我应该在夜色里冲着他高叫，我竟然铁着心肠，让我家老大稚嫩的脚丫上穿着完全不合适的小鞋，我有什么资格指责去沃尔玛买东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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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两个星期，我才给维斯找到了新的运动鞋。它样式新颖，太空风格，鞋带用的是皮革和尼龙搭扣，而不是普通的绳子，而且，产自意大利。连运费一起是68美元，相当于阿富汗家庭的平均月收入。所以，问题来了。
红鞋子（7）
我对消费僵尸症咒语很敏感。一出有关非洲的压抑电视节目，或是报纸上一条有关饥饿儿童的新闻，会让我连续几个星期对自己大手大脚买东西懊悔不已。有一回，我看了《国家地理》出的阿富汗地图。跟寻常地图一样，这幅地图也有曲线和圆点，此外还有小的文字框，概述了阿富汗人民及其邻国的一些细节信息。头一回看这地图的时候，我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把文字框里的信息读了又读。它们对当地人民的苦难生活做了简洁的说明，从此以后成了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梦魇，一碰到最不合时宜的场合就冒出头来。
比方说，我可以告诉你，阿富汗人平均在地球上只能活46个春秋，可北方邻国塔吉克斯坦人的平均寿命则是64岁上下；只有3/10的阿富汗人识字，而塔吉克斯坦却是个书呆子国度，98％的人口识字。但真正叫我受刺激的是有关贫困的数字，塔吉克斯坦人每年的平均收入是1100美元，而在阿富汗，普通人的收入是每年800美元。于是我养成了一个怪习惯，每当看到邮购目录或商店橱窗里有什么有趣的东西，我立刻用它的价格跟阿富汗人的平均收入做对比。60块一条的牛仔裤？差不多相当于阿富汗人一个月的薪水了。150块的被子？两个月薪水。我中午点的三明治？我最好还是别想这个了。这个习惯对锻炼算术能力很有帮助，但在商场，它让我无所适从。我发现，我对喂养体内那头贪婪的物质主义怪兽没了胃口。
自然而然地，我怪罪起了老妈。
“因为她总是提到穷人，”一天晚上，我喝着饮料对朋友解释。“所以我特别容易受地图上小文字框的影响。我居然没办法去买床被子，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有病、太固执了。我们真的很需要一床被子。卧室糟糕透了。”
朋友用一种医生般的超然眼光，越过酒杯上缘仔细打量我。她的眼睛暴露了她在想什么：我疯了，那表现绝非健康人所为。
“你还好吧？”她问。
“是暂时状况，”我告诉她，“我能熬过来的。”
我总是能熬过来的。我摆脱了那些沉闷的数字，过回了反复无常又好冲动的日子。我或许要用两个月时间才买下一床100美元（相当于阿富汗人平均年收入的1/12）的被子，但不管怎么说，我终于变回了正常的美国消费者。
红鞋子（8）
所以，这天下午，我坐在桌子旁，凝望着那双拯救维斯宝贵脚丫的意大利运动鞋的照片，再次想起了阿富汗人，也就不足为奇了。过去两周里的烦心经历，我可不想再拖下去。我访问了无数的网站，发邮件给陌生人（大部分都没理我），给蒙大拿到宾夕法尼亚的鞋店打电话。我发现，一些著名的美国鞋厂早就不再生产真正的美国鞋了，至少，从鞋子的产地来看—大多数时候都是中国，它们不再是“美国造”了。有些下午，我因为在电脑前坐得太久，屁股都麻了。甚至还有一次，我给缅因州一家制鞋公司的总部打电话，问他们鞋子是哪儿产的，对方态度极为火爆。
“为什么你要想知道这事儿？”营销部的一位女士呛声问道，“而且，你为什么要问我？”
“接线员转给你的。”我告诉她。
“是中国产的，可我搞不懂你干嘛非得知道这个。”她说，接着唐突地挂了电话。
罪过，罪过，罪过啊。
其实我也不是找不着非中国产的童鞋，可它们的式样总是不合适。我找到了密苏里制造的黑漆皮行进乐队鞋，可维斯还太小，不能参加行进乐队。我找到了得克萨斯产的女童便鞋，可维斯又不是女孩。我还找到了瑞典产的木屐，可要是我给维斯穿这玩意儿，凯文一定会杀了我。我需要的只是一双平凡的网球鞋，非中国产的，但我逐渐发现，这好像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还跟衣阿华州一家鞋店主邮件往来了一番，在我读来，他的回复信息就好像是一首对垂死工业的赞歌。他告诉我，打从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没地方生产儿童运动鞋了，打从那时起，它们就都搬到了中国。
“你好像搞得太过火了吧。”凯文几乎每天都这么对我说，但对维斯脚趾头的担忧，迫使我继续努力。
这个下午，我的搜索行动终于可以告一段落，只要给邮购目录页脚的客服号码打个电话就成了。然后，我坐在桌子前，把电话拿起来，又放下。我对着目录大皱眉头，试图整理一下思绪。老妈和《国家地理》不断在提醒我是多么幸运，这让我备觉烦恼。
红鞋子（9）
正在此时，眼角的余光看见点儿东西。是我们街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