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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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要进行启蒙而是要进行统治，所以他们不仅不把自己的全部知识都交给人民，反而在以谬误败坏他们要想宣示给人民的东西；他们教给人民的并不是他们信以为真的东西，而是对于他们自己有利的东西。
他们向人民所显示的，没有什么是不掺进莫名其妙的超自然的、圣洁的、神明的东西的，使得人民认为那是超乎人道之上的、赋有一种神圣特性、甚至是从上天接受来而为凡人所不可能接触到的知识。
因而，他们就有了两套学说，一套是给他们自己的，另一套则是给人民的；往往甚至于是，他们既然划分为若干等级，所以每一级就都为自己保留了某些奥秘。所有各个下层的等级全都同时既是骗于又是受骗者；而这一伪善的体系只有在某些秘密宗传者的眼前才会全部展现出来。
最能促成奠定这种双重学说的人，莫过于语言的变化了；那是时间的产物，是各个民族的交往和混合的产物。这种双重学说的人们，在给自己保存了古代语言或另一个民族的语言的同时，也就保证了自己掌握有另一种只有自己才能理解的语言的优势。
最初的书写，多少是以一幅确切的图。画来指示事物的，那或者是事物本身的图画，或者是一件类似的事物的图画；这就为一种更简便的书写开辟了道路，这时候，事物的相似性几乎已经褪了色，人们使用这些符号已经只是作为某种纯粹的约定；这一秘密的学说也有着它的书写，正如它已经有了它的语言。
在语言的起源时，几乎每个字都是一个比喻，而每个短语都是一个隐喻。人类的精神同时既掌握着其象征的意义，又掌握着其实际的意义；一个字在提供观念的同时，也提供了人们用它来表现的那种相类似的形象。然而由于在象征的意义上使用一个字的这一习惯，人类精神通过对最初的意义进行抽象作用的结果，终于就此止步；而那种原来是象征的意义的，就一步一步地变成为同一个字的通常的、实际的意义了。
保存着最初隐喻的语言的祭司们与人民群众一起在使用着它，人民群众己不再能掌握其真正意义了，他们已习惯于只以惟一的一种含义在使用这些字，于是那就变成了它们的本义，所以他们就只了解一些莫名其妙的荒唐神话；而同样这些说法对祭司们的精神说来却无非是表示异常之简单的真理而已。祭司们对他们神圣的经文也采取同样的办法。人民群众看到的是人、动物、鬼怪，而祭司们所想要表现的则是一种天文现象，是一年之中的历史事实。
这样，例如祭司们在他们的沉思之中，几乎到处都在对一个广阔元垠而又永恒的全体，创造出来了一种形而上学的体系，一切存在都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宇宙中被观察到的一切变化都只不过是它的各种不同的形态而已。天体对于他们只不过代表散布在无限广漠之中的星群，只不过代表着扫描其运动的复杂程度多少有所不同的各个行星，以及由这些不同的星体的位置而得出的各种纯物理的现象罢了。他们以各种名字加之于那些星群和那些行星、加之于想象中运动着的或固定的轨道，以便表示它们的位置并视运动以解说这些现象。
但是在为他们表示这些形而上学的见解，这些自然界的真理时，他们的语言和他们的巨著却在人民的眼前展现出一幅最妄诞的神话体系，那对于人民竞变成了最荒诞的信仰和最冥顽不灵的崇拜。最可耻或最野蛮的种种做法的基础。
这便是几乎所有已知的宗教的起源，随后它们的创立者或皈依者的虚假和夸诞，又给它添上了各种新的神话。
［祭司等级霸占了教育，以便塑造人们更加忍耐地负担起可以说是被认同为自己生命的种种枷锁，乃至于竟放弃了要打碎枷锁这一愿望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知道这类体制——即使是不乞灵于迷信的恐怖——能够把它们那摧残人类能力的权力推向什么地步，那么我们就必须暂时把目光转到中国，转到那个民族，他们似乎从不曾在科学上和技术上被别的民族所超出过，但他们却又只是看到自己被所有其他的民族一一相继地超赶过去。这个民族的火炮知识并没有使他们免于被那些野蛮国家所征服；科学在无数的学校里是向所有的公民都开放的，惟有“它才导向一切的尊贵，然而却由于种种荒诞的偏见，科学竞致沦为一种永恒的卑微；在那里甚至于印刷术的发明，也全然元助于人类精神的进步。＇
那些其利益只在于骗人的人们，很快地就会厌恶对真理的追求的。他们满足于人民的驯服，并相信不再需要新的办法来保证它的延续。他们自己也就一点一点地忘记了在他们的隐喻之下所掩盖着的部分真理；他们所保存的他们那古代的科学，只是限于为了维持自己信徒们的信心所严格必需的东西；而他们终于也以自己成了自己神话的受骗者而告结束。
从此以后，科学中的一切进步就都停顿了；甚至于以前各个世纪所曾经验证过了的科学知识，有一部分也在后世消失了，而人类的精神沦于愚昧和偏见之后，就会在这类广大的帝国中注定成为一种可耻的无所作为，这类）一大帝国之从不间断的存在，长期以来已经沾污了全亚洲。
在那里居住的民族，乃是我们所可能观察到的文明与衰败的程度同时共存的惟一民族。至于占有大地上其余部分的各个民族，或者是他们的进步被扼阻了，但我们还可以从中追溯人类的幼年时期；或者是被各种事件所带动而经历了以后的各个时代，那种历史则还有待于我们去探索。
在我们所论述的这个时代，正是这些亚洲的民族已经发明了拼音书写，那已经取代了象形文字——大概是在已经使用了被赋予各种观念的约定的象形符号之后——而这种文字则是至今中国人所认识的惟一书写形式。
历史和推理就能够向我们阐明从象形文字逐渐过渡到那种在一定程度上乃是中间性的艺术的方式是怎样在进行的；但并没有什么可以多少确切地告诉我们，在什么国度或在什么时候，拼音书写最初为人所使用的。
这一发现后来就在希腊人中间流传了下来；希腊这个民族对于人类进步起过如此之有力而又如此之有幸的一种影响，天才们为人类开辟了所有通向真理的道路；那是自然界准备好了的，是命运注定了使之成为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的恩赐者和引导者的：这一荣誉迄今力止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民族所曾分享过。从此，惟有一个民族才有可能设想主宰人类命运的一场新革命的那种希望。自然界、各种事件的结合，仿佛是协调一致地在为他们保留着这份光荣。但我们完全不必设法去摸透，隐蔽在不确定的未来后面的是什么东西。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孔多塞著 何兆武，何冰译
第四个时代
人类精神在希腊的进步——下迄亚历山大世纪各种科学分类的时期
希腊人厌恶那些国王，国王们自称是神明的子孙，却以他们的暴行和他们的罪恶玷污了人道；他们分为若干共和国，其中惟有拉西第蒙承认世袭的领袖，但要受到其他行政官的权威的箝制，并也像所有的公民一样地服从法律，而且还由于王权分别掌握在赫拉克里底斯家族两支的长子之间而削弱。
马其顿、德撒里和伊比鲁斯的居民由于有共同的起源、由于使用同一种语言，并且是被软弱的、在他们之间纷争不断的君主们统治着，所以没有能力压迫希腊；但他们却足以保护希腊免遭北方斯基泰民族的入侵。
在西边，意大利分为许多孤立的而且面积不大的国家，它们不会引发希腊的任何恐惧。几乎西西里的全境和意大利南部最佳的那些海港，都已经被希腊殖民者占领了，他们和自己母国的中心城市保持着友好的联系，但却形成了独立的共和国。另外的殖民地则是建立在爱琴海的许多岛屿上和小亚细亚的一部分沿岸。
因此之故，亚洲大陆这一部分与居鲁士的庞大帝国的结合，便成为可能威胁到希腊独立和它的居民的自由的惟一真正的危险了。
暴君制尽管在某些殖民地，而尤其是建立在王族被推翻之前的那些殖民地上的，虽然较为持久，但也只能认为是一种短暂的和局部的灾难；那给某些城邦的居民造成了不幸，但并未影响到国家的普遍精神。
希腊从东方的各民族那里接受了他们的艺术、他们的一部分知识。拼音书写的习惯以及他们的宗教体系；由于东方的逃亡者到希腊来寻求避难，由于希腊人航行到东方，所以希腊就和这些民族之间建立了交往并把亚洲的和埃及的知识和谬误都带到了希腊。
因而科学在希腊不可能成为一个特殊世袭阶级的职业或世业。他们祭司的职能只限于崇拜神明。天才在这里可以发挥它全部的力量，不必屈服于迂腐的规划或祭司团体的伪善说教的体系。所有的人对于认识真理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人人都可以力求发现真理，以便向所有的人交流真理，并向他们交流全部的完整的真理。
这种幸运的环境更有甚于政治的自由，使得人类的精神在希腊人中间有着一种独立性，这就是它那进步的迅速性和广泛性的确实保证。
然而希腊的智者和希腊的学人，不久就采用了哲学家、科学之友或智慧之友这个更为谦逊的名称，他们迷失在他们所抱有的过分庞大的、广阔无垠的计划之中。他们想要钻透人性和神性、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他们努力要把整个自然界都归结为一条惟一的原则，并把宇宙的各种现象都归结为一条惟一的规律。他们力求把一切道德的义务以及真正幸福的秘密，都囊括在一条惟一的行为规则之中。
于是，他们就并没有发现真理，反而是在铸造各种体系；他们忽视了对事实的观察，为的是自己好投身于自己的想象之中；他们既然无法把自己的意见置于证明的基础之上，便力图以诡辩来维护它们。
然而正是这些人，成功地培植出了几何学和天文学。希腊这些科学的最初知识就都有赖于他们，甚至于还有某些新的真理、或至少也是对真理的知识，它们是希腊人从东方带回来的，但并不是作为已经确立的信仰，而是作为他们认识了其原则及其证明的各种理论。
在这些体系的夜幕之下，我们看到了甚至闪烁着两个幸运的观念，它们在此后更为开明的世纪中将会重新出现。
德漠克里特认为，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是具有确定的、而又不可变易的形状的简单物体之组合与运动的结果，它们受到了最初的推动，便产生一种作用量，那在每个原子之中虽然形态不同，但在其整体上则永远保持着同样不变。
毕达哥拉斯宣称，宇宙是由一种和谐在统治着的，而数目的性质便可以揭示出它那原理；这就是说，一切现象都服从于普遍的并且可加以计算的定律。
我们很容易看出，在这两种观念中，既有笛卡尔的大胆的体系，又有牛顿的哲学。
毕达哥拉斯通过自己的思考发现了——或者是从埃及的或印度的祭司那里接受了——天体的真实布局和宇宙的真正体系；他把它教给了希腊人。然而这一体系是大违反感官的验证。太违背流俗的观念了，以致于人们可能赖以建立真理的那些薄弱的证据不能够吸引人们的精神。它始终埋藏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内部，并随着这个学派而被人遗忘了，直到16世纪末才又有赖于确切的证据而重新出现，这时候它就战胜了感官的抗拒以及更为有力而又更加危险的迷信的偏见。
这一毕达哥拉斯学派主要地是在大希腊传播，它造就出了立法者和无畏的人权保卫者；它遭受着暴君的压迫。其中有一个暴君在他们的学园里烧死了毕达哥拉斯派；这无疑成为了一个充分的理由：目的并不是要背弃哲学，也不是要放弃人民的事业，而是要停止使用一个已经变得太危险的名称，并且避免只会有助于唤起自由与理性的敌人们的愤怒的那些形式。
一切良好的哲学的首要基础之一，就是要对每种科学都形成一种严谨而精确的语言，其中每一个符号都代表着一种十分确定、十分明晰的观念，并以严格的分析而能够很好地确定、很好地明确各种观念。
希腊人却相反地在滥用日常语言的各种弊端，以便玩弄字词的意义、以便在可悲的模棱两可之中困搅人类的精神，并以同一个符号接连不断地表示不同的观念来迷惑人们的精神。可是，这种诡辩却也赋予了人类的精神以一种精致性，同时它又耗尽了他们的力量来反对虚幻的难题。于是，这种字词哲学，在填补人类的理性似乎要在超乎自己力量之上的某种障碍面前止步的那种空隙的时候，决不会当下就有助于它的进步，而是它在为此做着准备；并且我们还会有机会再来重复这种看法。
正是使自己纠缠于种种或许是永远不可解决的问题，使自己被对象的重要性或宏伟性所诱惑，而没有梦想到我们是否有办法可以达到那一步；正是在收集到事实之前就要建立理论，在我们还不懂得观察宇宙的时候就要构造宇宙；——正是这种（尽管是很可原谅的）错误，从它最初的一步起就阻碍了哲学的进程。所以苏格拉底在与智者派做斗争时，在嘲笑他们虚饰的诡辩时，就号召希腊人要把在天上消失了的那种哲学最后召回到地上来；他既不鄙视天文学，又不鄙视几何学，也不鄙视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他也没有那种幼稚而错误的观念，要把人类精神归结为仅仅是研究道德而已；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他的学派和他的弟子们，数理科学才取得了它们的进步；我们在喜剧中看到的对他进行的嘲笑和带有大量讥讽的谴责，都是在谴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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