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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

经济杀手:美国欺诈全球真相-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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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很多人,他预计自己也会像我父亲那样遇害。他说他随时准备面对死亡,因为他完成了他的使命—已将巴拿马运河收回,将美国学校赶出巴拿马。” 
    就在杰米·罗尔多斯失事死亡之后的两个月多几天,1981年7月31日,奥马尔·托里霍斯死于飞机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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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次和玛尔塔面谈之后,我回到家里将上述谈话记录下来。杰西卡负责审定,搁置一个星期之后再次审核,然后在我确定玛尔塔已返回厄瓜多尔之后,把谈话记录用电子邮件发给了她。 然而我没有收到回信。于是,又给她发了几次邮件。6月份,我和妻子前往位于新英格兰的房子度假。从那里又给她发了邮件,内容很短,就是请她确认我是否弄错了她的电子邮箱地址。“是对的,”她回复说,“是我,玛尔塔。”于是,我再次把之前的谈话记录发邮件给她,问她是否想要加以补充,或怎样修改都行。然而从此,再也没有收到回复。大约两个星期后,登录进入邮箱时,发现有一封是来自她的地址。我兴奋地打开邮件,结果发现是一个群发广告邮件—厄瓜多尔即将举行的戏剧节目安排表!我点击了“回复”按钮,并再次请求她就我上次发给她的谈话记录谈谈看法。从此,邮件有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2006年6月11日,我前往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附近一所高中邀请我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事后,我与该校的一位西班牙语教师成了朋友,他的名字是胡安·卡洛斯·卡皮欧。他出生于厄瓜多尔,他的叔叔海梅·格兰尔扎·萨瓦拉博士,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厄瓜多尔知识分子,著述颇丰,《谁杀了杰米·罗尔多斯》(Who killed Jaime Roldós)是其著作之一。目前,他担任厄瓜多尔文化局局长,该局位于厄瓜多尔橡胶出口主要地区的埃尔奥罗省。2006年8月,胡安·卡洛斯·卡皮欧打电话通知我,他的叔叔将来纽约参加会议,顺便想与我见面谈谈。 
    8月14日,我和妻子威尼佛雷德开车去见他们,来到北安普敦的一家餐厅—拉卡瑞拉餐厅。走进餐厅时,就看见胡安·卡洛斯·卡皮欧和他叔叔。那天是星期天,晚上时分,饭店格外冷清,客人寥寥无几,但他们还是挑选了一个位于后部角落的位置,和其他用餐客人相去甚远。我不禁疑惑,这仅是巧合,还是防止偷听的预防措施? 
    闲聊了一会儿后,杰米告诉我,《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在厄瓜多尔引起了很大轰动,要在那边买一本《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基本上不可能。“只要《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书一到书店,就有人把所有册数悉数买走。”他苦苦一笑,“我出的有些书,也是这种情形,包括我写的那本关于罗尔多斯遭暗杀的书。那本书牵扯进去的同谋,有中央情报局、以色列政府、厄瓜多尔军方要人及厄瓜多尔右翼政党。”和罗尔多斯一样,海梅·格兰尔扎·萨瓦拉博士也曾担任教授,在瓜亚基尔大学授课。“我和罗尔多斯私交甚密。”他告诉我们,罗尔多斯当选总统之后,曾向他坦承他可能被暗杀的危险。然后他说给我讲一个事,或许我会觉得有所启发。 
    “1981年5月,杰米飞到休斯敦,和石油公司高管进行一次秘密会晤。参与会晤的还有几个政府要员。他认为,随行官员中有一个人对会谈有特别帮助,因为那个人曾在石油公司干过。杰米猜想他们会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格兰尔扎博士悲哀地摇了摇头,“真是大错特错。总之,会议就这么开了:只有几个厄瓜多尔人和石油公司官员参与,而且后者要求不公开谈判内容。没有媒体,没有声明。美国人给厄瓜多尔人提出了他们的方案。他们知道,杰米在总统竞选时曾承诺要控制石油公司,但石油公司的要求包括获得他们以前在厄瓜多尔和其他国家取得的同样条件的交易,即由他们负责初始勘探开采工作,厄瓜多尔则用美元和原油来支付开采服务费。 
    “杰米向他们保证,用美元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支付合理的费用,他不介意,但不会考虑用原油做交易。‘我准备在我们国家建石化加工厂,只有这样,厄瓜多尔人民才能从价值增值中受益。’他说,‘我们想自留所有原油。’这番话激怒了石油公司官员。很显然,按照杰米的意思,这与他们先前和厄瓜多尔前历任政府所达成的满意交易格格不入,与他们全球政策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会谈由此进入白热化阶段。根据罗尔多斯后来给我透露的消息,会议双方于此争论不休。罗尔多斯最后忍无可忍,起身离席,他当时预计其他厄瓜多尔官员也会跟着他一起离开会议。但是,他们没有走。 
    “我们的总统,也就是我的朋友杰米,飞回基多之后就与他最信赖的顾问召开了会议。他告诉他们,他感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可能将面临杀身之祸。但他并没有因此退缩。他照例直言不讳地发表看法。在电视上发表讲话时他声称,除非外资公司实施有利于厄瓜多尔人民的方案,否则他将把外资公司收归国有。他在阿塔瓦尔塔奥林匹克体育馆发表演讲,大谈国家主权,关心人民尤其是穷人的主题。就在那次演说不久,他和妻子登上了他们的专机,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然而他们永远无法达到下一站了。从休斯敦参加那次秘密会晤归来不到一个月,1981年5月24日,他们死于那次空难。杰米·罗尔多斯死于暗杀,绝对毫无疑问。” 
    坐在马萨诸萨州那家餐厅的我们四个人,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我在基多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第一次见到杰米·罗尔多斯·阿圭勒拉的,我想起了他的样子。精力充沛,魅力十足,风趣幽默,还有他的决心:决意带领处于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列的厄瓜多尔人民摆脱贫困。这一切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最后,我转向格兰尔扎博士,给他说了我与杰米女儿玛尔塔在3月份见面的事儿。我扼要归纳了玛尔塔言之确凿的推测,这也印证了格兰尔扎博士关于总统被暗杀的推论。 
    格兰尔扎博士转向他的侄子。“是的,奇怪吧?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当地警察竟然不准进入飞机坠毁的、我们自己的总统的死亡现场。美国军方机构能进入现场,而厄瓜多尔警局调查员却不准进入。认真想想看,那是怎么回事。” 
    然后,我提到,自从谈话之后我一直试图用电子邮件联系上玛尔塔的事。“我是想让她过目我记录的谈话内容,看她是否需要进一步补充,但她从没有回复我。” 
    他笑了起来。“她是不会回复的。”他说,“她的叔叔莱昂—杰米的兄弟—正在竞选总统,而且,在你和她面谈的时候,她也在考虑竞选政府公职。要知道,自从她的父母死亡之后,她和她的弟弟基本上把叔叔当养父看待。他们都为此备受打击和折磨,担惊受怕,过去可能一直如此。自从你和女儿与玛尔塔共进午餐那个月以后,厄瓜多尔又发生了很多事。我的祖国动荡不安。古铁雷斯被副总统帕拉西奥取代,而这个人则是反复无常,不可预测。没人知道其他人的立场。因此莱昂和玛尔塔十分害怕。他们知道,杰米·罗尔多斯被害的背后,隐藏着多方利益,其势力之强大,令人不寒而栗。所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她不会和你谈这些事情。”
    2006年12月,我应邀前往玻利维亚。自由电影工作室的菲利普·迪亚斯和贝丝·博特罗,要求我参与一部他们正在拍摄的关于贫穷根源的纪录片。我把这次行程看做是一次良机,借此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埃沃·莫拉莱斯就职一年后玻利维亚人民的感受如何。我曾读过这位总统的很多演说和访谈,这次我有了机会亲自聆听来自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声音。 
    我访谈的对象范围广泛,涉及店主、出租车司机、餐厅老板和侍者、没有土地的农民、前矿工、推翻桑切斯总统的发起人、著名的女演员、卡拉·奥迪斯(与土著活动家联系密切),还有一个受害者的兄弟(曾亲眼目击其兄弟被一个士兵射杀、极度痛苦地死去)。在摄影机镜头的追踪下,我访谈过支持埃沃·莫拉莱斯的政府官员、满腹牢骚的商人,还有前总统豪尔赫·基罗加·拉米雷斯(现领导莫拉莱斯政府的反对党)。 
    很明显,新任总统面临无数挑战。商业精英和上层阶级的大多数人,都决意捣碎这位总统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支持他的民众,包括土著民,希望看到政府迅速扭转根植于数百年前的政策走向。我一点也不怀疑,除了所有这些来自本地的压力之外,莫拉莱斯同样也受到来自经济杀手的威胁和利诱。他一定很清楚,那些帮凶就近在眼前,随时准备行动。 
    一天下午,坐在总统官邸那宽敞的客厅里,我与副总统阿尔瓦洛·加西亚·利内拉闲聊。我从中得知,虽然莫拉莱斯频频露面,站在接触公众的第一线,但是副总统才是幕后的老板,是他负责将讨论最终形成政策。 
    如果你没亲自来过,你会以为这个客厅位于马德里皇家宫殿。天花板有两层楼那么高,里面有三个各具特色的就座区域,全由18世纪法国巴洛克风格的椅子、躺椅和波斯地毯装饰。此时此刻,我正在见面会谈的是一个因早年从事游击战而声誉卓著的人,会见地点就在专为国王设计的宫殿里。 
    加西亚·利内拉的行头打扮则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讽刺效果。身材匀称的他,穿着平整的休闲裤,黑色衬衣领口敞开,外套得体的灰色运动装。他的双手保养有方,看上去更适合去做钢琴师,而不是去扛枪搞革命。 
    和他探讨了玻利维亚政府政策的具体情况之后,我们谈到了玻利维亚作为其他国家典范角色的话题。“要么全体自由,要么没人能自由。”副总统宣称,“为了使你们国家和我们国家的人民能稳定生活,我们要确保世界各地其他人民都过上稳定生活。”他给我描述了他称之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形。在这种社会中,首要目标是让该国全体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国家服务于富人和大型企业的时代应到此结束,国家必须为全体人民服务,包括最贫穷的人。” 
    在玻利维亚一次接一次的访谈中,我听到的民间看法大致是,鉴于政治变革席卷了整个南美大陆,因此该国局势将不可能再倒退到以前的状况。“我过去因为自己的艾马拉血统而感到羞耻,”一位妇女告诉我,“现在不会了。埃沃让我们为此而自豪。” 
    “我们再也不会接受奴隶制度,”她的丈夫补充说,“既不接受西班牙庄园主的剥削,也不会接受美国公司的奴役。” 
    然而,随之而来的还有阴暗的一面。莫拉莱斯的支持者担心,莫拉莱斯已屈从华盛顿的压力,因此还没有兑现他的竞选承诺。“他和查韦斯相去甚远。”是我经常听到的评论。他的反对者同样表达了忧虑:莫拉莱斯和委内瑞拉总统关系过从甚密,沆瀣一气。他们认为,莫拉莱斯正被查韦斯所利用,他只是查韦斯登顶整个南美大陆领导权力野心的一枚棋子而已。“首先是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然后就是秘鲁和哥伦比亚。”另一个人坦诚相告,“查韦斯想控制南美所有石油和天然气。他认为他是当代的玻利瓦尔。” 
    我在玻利维亚总统官邸迎来了新年。子夜降临的前一刻,埃沃·莫拉莱斯才休闲自得地回到总统官邸。他曾承诺要举办记者招待会,与大家共迎新春,届时将发布一些新的计划。他进来站在电视镜头之前时,我迅速打量了那个奢华的建筑四周。我注意到不少记者—来自英格兰的《经济学人》的女记者,来自美联社的男记者,在场的还有拉美其他国家的记者。莫拉莱斯看上去精疲力竭。我不禁在想,此人从如此卑微的出身一跃而成为总统,现在正成为全球新闻关注的焦点;如今他站在前面,形只影单,他现在的感受如何。然而,有一点确定无疑:他的总统职位将不会是一片坦途。 
    2007年的第一天,从拉巴斯飞回迈阿密后,我想到了1992年在危地马拉与佩佩·加拉米勒的共事经历。如今,局势的发展如此之快、之迅猛,完全超出我当时的预想。当时,我是作为一名美国公司的代表去危地马拉办事,探讨开发玛雅自然资源的前景,但在同时,我也和一家非营利组织密切配合展开工作,致力于协助玛雅人保护他们的家园,保留他们的文化传统。我当时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我扮演的双重角色,也没有认识到我生活中的矛盾—同时也反映出我祖国的诸多矛盾。 
    如今,从玻利维亚飞回之后,就和以前从危地马拉回来后一样,我回到了熟悉的文化环境。我们宣称尊重人权,然而,我们却过着建立在盘剥其他国家人民的拜金主义生活,坐享其成,悠然自得。我所生活的国度的人口,不到世界总人口的5%,但竟然消耗了超过25%的世界资源。这个国家倡导环保原则,却又制造全球超过30%的最恶劣的污染。我的私人飞机烧的燃料,就是其他国家逐渐耗尽的资源。我的衣服,很多就是血汗工厂的产品。 
    1991年,我和伊哈德·斯佩林抵达舒阿尔部落领地时,那位老人的一席话完完全全道出了典型的美国生活。“你们梦寐以求的是修建大型工厂,建造高楼大厦,拥有的车辆恨不能有河里的水滴那么多。现在你们才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梦魇。” 
     1992年,佩佩害怕的是土著民。接下来20年的时间,将证明他的害怕是有充分道理的。在我就怎样做才能让局势好转征求热带雨林的那位老者建议的时候,他的点拨让我得以窥见未来的面貌。“很简单,”他是这么回答的,“你要做的,就是改变梦想……只需要你播下与你们大众文化不同的种子,教育你们的后代,拥有新的梦想。” 
    拉丁美洲已经在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提议。由土著民、城市穷人及农村农民组成的主力军,以呼声和行动来改变梦想。他们发起运动保护文化和家园。他们推翻了专政暴君,把要求将自然资源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候选人选为总统。说来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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