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暄琐话-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难档迹芍ぴ诶鲜Φ难劾锸窃子枰涣魅宋铩Ｌ钙鹧党猓箍梢运蹈鲂〔迩Ｒ淮危侨忍斓墓纾轿壹依戳耍薰Ь吹厮藕颍鋈豢醇巴庹谧盼保侠鞯囟云匏担骸翱茨慊勾厦鳎春俊！闭馔蝗缙淅吹难党馐蛊抟汇叮氯ィ词茄艄舛匀擞幸嬖圃啤�
在一般人的眼里，熊先生是怪人。除去自己的哲学之外，几乎什么都不在意；信与行完全一致，没有一点曲折，没有一点修饰；以诚待人，爱人以德：这些都做得突出，甚至过分，所以确是有点怪。但仔细想想，这怪，与其说是不随和，无宁说是不可及。就拿一件小事说吧，夏天，他总是穿一条中式白布裤，上身光着，无论来什么客人，年轻的女弟子，学界名人，政界要人，他都是这样，毫无局促之态。这我们就未必成。他不改常态，显然是由于信道笃，或说是真正能“躬行”。多少年来，我总是怀着“虽不能之而心向往之”的心情同他交往。他终于要离开北京，我远离严师，会怎么样呢？我请他写几句话，留作座右铭，他写：“每日于百忙中，须取古今大著读之。至少数页，毋间断。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究，更须钻入深处，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甲午十月二十四日于北京十刹海寓写此。漆园老人。”并把墙上挂的一幅他自书的条幅给我，表示惜别。这条幅，十年动乱中与不少字轴画轴一同散失。幸而这座右铭还在，它使我能够常常对照，确知自己在读古今大著和寻玩义理方面都做得很差，惭愧而不敢自满，如果这也可以算作收获，总是熊先生最后的厚赐了。
九 马叙伦
马叙伦先生，原字彝初，后写夷初，杭州人。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比鲁迅先生小三岁。解放后曾任教育部长。六十年代患病，神志不清，靠护理及药物活了相当长的时期，于一九七〇年逝世。
三十年代初我上北京大学，听了马先生一年课，讲的是宋明理学。讲什么内容，现在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他是中上等身材，偏于瘦，面长而苍老，态度严肃，总是穿蓝青色缎袍，团花，闪闪发光，坐着讲，完全是旧日书院山长的风度。马先生是哲学系教授，在学校像是多讲《庄子》，著有《庄子义证》一书。他通旧学的各个方面，文章和诗词都写得不坏。更高的是书法，虽然名声不像沈尹默那样大，我觉得，与沈相比，风华像是差一些，至于筋骨内敛，也许要占上风。我同马先生没有个人交往，可是据我所知的一点点，觉得他在北京大学的老一辈里，人品学识，有不少是难及的，值得说一说。
马先生的为人，就兴趣说是多方面的。这可以用他自己的述说为证。四十年代末，他出版过笔记性质的书，两册：《石屋馀渖》和《石屋续渖》。《馀渖》有“马君武”条，说：“君武长余四岁，一浮（马浮）长余二岁，彼时朱颜绿髩，各自负以天下为任。乃一浮寻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君武西游，留学于德国，及归而与政，然所成与余相若。”又“余之信仰”条说：“人生堕地，即入社会，惟有两利，以了此生，至于得福得祸，各随因缘，权在于己者，即看明环境，权量轻重，趋于合理，自然得福。若环境所迫，祸不可避，则安而受之，生死不计。”这是表示，他主张入世，言行要利于社会，依己之所信而行，得祸也在所不计。
他的经历就正好说明他的立身处世态度。早年，他在上海编《国粹学报》，很多人都知道，这是排满的革命刊物。入民国以后，他曾任教育部次长。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期，《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说他：一九一六年春，“袁世凯叛国称皇帝，文科教授马叙伦愤然曰：‘是不可以久居矣。’即日离职去，一时有挂冠教授之称”。四十年代中期，他反对南京政府的专制统治，组织民主促进会，奔走呼号，要民主，因此而在南京下关被打伤。这些都可以算是他的“趋于合理”“生死不计”的信仰的实践。
但他还有另一面，是“仕而优则学”，或者说，关心社会而并不放弃治学。对于中国旧学，他是儒道释兼通。在北京大学，他讲书总是贯穿百家；名著《庄子义证》更是这样，讲的是道，却用了不少佛说。关于书法，他不只写得好，还是理论家，《馀渖》《续渖》中有不少讲书法的条目，对于古今书法家几乎都有评论。眼力可算是锐敏深刻。——自然，这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求人人都同意很难，即如过于轻视赵董，我就不能同意。我一直以为，书法高下与某人喜爱与否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二者可以相合，如高的为人所喜；但有时也许不合，如高的不为人所喜，下的反为人所喜。赵董同样出于二王。二王兼收古之所长而表现为今变，因为内容丰富，所以后世取其一仓一廪就可以成为小康。取什么与时代的风气有关，又与个人的癖好有关，同源异流，流的路径越长，面目变化越大。正如欧是取其险劲，米是取其流动。赵董是取其柔婉；至于功力之深，我以为欧米与赵董是各有千秋。话扯得远了，还是转回来，说马先生的治学。他还治文字学，晚年孜孜不倦，因为精力时间都不够，五十年代前期，曾请古文字学家陈保之（邦怀）先生帮他整理旧稿。其时马先生任中央教育部部长，为治学，真够得上鞠躬尽瘁了。
还有一件，是马先生的轶事，也应该说一下。几十年前，北京餐馆的食谱名色以人名者有三种，曰赵先生肉，张先生豆腐，马先生汤，这马先生汤就是马叙伦先生所创。碰巧《馀渖》有这一条，可以抄录几句以代替说明。
余亦喜制馔品，……君三白汤必余手调，即诸选材，亦必与目，三白者菜、笋、豆腐也。……此汤制汁之物无虑二十，且可因时物增减，惟雪里蕼为要品，……然制成后，一切物味皆不可得，如太羹玄酒，故非诚知味者不知佳处，……住在北平，日竭（？）中央公园之长美轩，以无美汤，试开若干材物，姑令如常烹调，而肆中竟号为马先生汤，十客九饮，其实绝非余手制之味也。
《石屋》两种谈见闻掌故，寓个人褒贬，见识多可取。只是少数谈狐仙，谈相术，虽系志异性质，出自马先生笔下，总像是穿高跟而插凤钗，不协调。想起熊十力先生，与马先生同行辈，也是哲学家，可是同样信相术，莫非本土的儒道释，就真与舶来的所谓科学南辕北辙吗？
这里还是宽厚一些，放过小德。且说谈这些琐事的原由当然是怀念。说起怀念，总是感到遗憾。其一是没有获得马先生的手迹，所能见到的只是影印在《一九二六年北京大学毕业同学录》前面的十四首诗和一首词。《馀渖》有“余书似唐人写经”条，说人谓相似，只因得其法。这说得很对，马先生这件手迹用小楷写，风神确是与唐人写经有相似处，不过唐人写经多经生书，工夫虽纯，终非书家，所以与马先生比，总觉得脂泽有馀而筋骨不足。另一遗憾不是生也晚，而是生也贫，在京华住的时间不短，竟连仿制的马先生汤也没有喝过。不过俗话说，知足者常乐，手头终归还有影印的手迹诗词，其中有些慷慨激昂，如“自叹蹉跎已老身，放言犹动少年人。贾生初出先忧国，鲁子终身不帝秦”。有时读一读，还可以想见其为人。
一〇 胡博士
胡博士是个有大名的人物。在手持玉帛的人们的眼里是这样，在手持干戈的人们的眼里似乎尤其是这样，因为如果无名，就犯不上大动干戈了。可是以他为话题却很不合适。一是他的事迹，几乎尽人皆知，“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不用说了，其后呢，有他自己写的《四十自述》，再其后，作了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校长，渡海峡东行，作院长、大使等等，所谓事实俱在，用不着述说。二，关于学术成就，他是经史子集无所不问，无所不写，大兼早直到老庄和孔孟，小（当然是按旧传统说）兼晚直到《红楼梦》和《老残游记》，所谓文献足征，也用不着述说。三是不管谈哪方面，都会碰到评价问题，这很不好办，向这一方偏，站在那一方的人们不能容忍，向那一方偏，站在这一方的人们不能容忍，居中，两方都会斥为骑墙派或模棱派，也不能容忍，总之将是费力不讨好。可是我这琐话有不少是涉及北京大学的，胡博士是北京大学的重要人物，漏掉他，有人会怀疑这是有什么避忌。不得已，只好借用孔北海让梨的办法，拿小的，谈一些琐屑。
胡博士一九一七年来北大，到我上学时期，论资历，已经是老人物了。可是年岁并不很大，不过是“四十而不惑”。看外貌更年轻，像是三十岁多一些。中等以上身材，清秀，白净。永远是“学士头”，就是头发留前不留后，中间高一些。永远穿长袍，好像博士学位不是来自美国。总之，以貌取人，大家共有的印象，是个风流潇洒的本土人物。
形貌本土，心里，以及口中，有不少来自异国的东西。这有思想，或说具体一些，是对社会、人生以及与生活有关的种种事物（包括语言文学）的看法。——这方面问题太大，还是谈小一些的，那是科学方法。我们本土的，有时候谈阴阳，说太极，玄想而不顾事实。科学方法则不然，要详考因果，遵循逻辑，要在事实的基础上建立知识系统。这对本土说是比较新鲜的。可是也比较切实，所以有力量。初露锋芒是破蔡元培校长的《石头记索隐》。蔡先生那里是猜谜，甚至作白日梦，经不住科学方法的事实一撞，碎了。在红学的历史上，胡博士这篇《〈红楼梦〉考证》很重要，它写于一九二一年，刚刚“五四”之后，此后，大家对索隐派的猜谜没有兴趣了，改为集中力量考曹府，以及与之有关联的脂砚、敦敏等。也是用这种方法，胡博士还写了几种书和大量的文章，得失如何可以从略。
“五四”前后，胡博士成为文化界的风云人物，主要原因自然是笔勤，并触及当时文化方面的尖锐问题，这就是大家都熟知的文学革命。还有个原因，其实也不次要，是他喜爱社交，长于社交。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是天性使然还是有所为而然，这要留给历史学家兼心理学家去研究；专从现象方面说，大家都觉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学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称某先生，满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过时不走，他也绝不会下逐客令。这种和易的态度还不只是对校内人，对校外的不相识，据说也是这样，凡是登门必接待，凡是写信必答复。这样，因为他有名，并且好客，所以同他有交往就成为文士必备的资历之一，带有讽刺意味的说法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要上课，要待客，要复信，要参加多种社会活动，还要治学，写文章，其忙碌可想而知。可是看见他，总是从容不迫的样子。当时同学们都有个共同的感觉，胡博士聪明过人，所以精力过人。三十年代初，他讲大一普修的中国哲学史，在第二院大讲堂（原公主府正殿）上课，每周两小时，我总是去听。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还记得，那已是一九四六年，西南联大三校各回老家之后，清华大学校庆，我参加了。其中有胡博士讲话，谈他同清华大学的关系，是某年，请他当校长，他回个电报说：“干不了，谢谢！”以下他加个解释，说：“我提倡白话文，有人反对，理由之一是打电报费字，诸位看，这用白话，五个字不是也成了吗？”在场的人都笑了，这口才就是来自聪明。
以上谈的偏于“外面儿”的一面。外面儿难免近于虚浮，一个常会引起的联想是风流人物容易风流。胡博士像是不这样，而是应该谨严的时候并不风流。根据道听途说，他留学美国的时候，也曾遇见主动同他接近的某有名有才的女士，内情如何，外人自然难于确知，但结果是明确的，他还是回到老家，安徽绩溪，同父母之命的江夫人结了婚。来北京，卜居于地安门内米粮库，做主妇的一直是这位完全旧式的江夫人，不能跳舞，更不能说yes，no。这期间还流传一个小故事，某女士精通英、法、德文，从美国回来，北大聘她教外语，因为家长与胡博士有世交之谊，住在胡博士家。我听过这位女士的课，一口流利的好莱坞。她说惯了，不三思，下课回寓所，见着胡博士还是一口好莱坞，胡博士顺口搭音，也就一连串yes，no。这不怪江夫人，她不懂，自然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也自然会生疑。胡博士立即察觉，并立即请那位女士迁了居。
闲谈到此，本来可以结束了。既而一想，不妥，谈老师行辈，用夫人和女士事件结尾，未免不郑重。那就再说一件，十足的郑重其事，是他对朋友能够爱人以德。那是一九三八年，中国东、北半边已经沦陷，北大旧人还有住在北京的，其中一位是周作人。盛传他要出来做什么，消息也许飞到西方，其时胡博士在伦敦，就给周寄来一首白话诗，诗句是：“臧晖（案为胡博士化名）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案为周的书斋名）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用诗的形式劝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情很深，“智者识得重与轻”，意很重，我忝为北大旧人，今天看了还感到做得很对。可惜收诗的人没有识得重与轻，辜负了胡博士的雅意。
说起北大旧事，胡博士的所为，也有不能令人首肯的，或至少是使人生疑的。那是他任文学院院长，并进一步兼任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立意整顿的时候，系的多年教授林公铎（损）解聘了。林先生傲慢，上课喜欢东拉西扯，骂人，确是有懈可击。但他发牢骚，多半是反对白话，反对新式标点，这都是胡博士提倡的。自己有了权，整顿，开刀祭旗的人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