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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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民主的发展开始于悲惨和贫困，开始于宗教上的道德堕落。财富和快乐的发展会毁掉民主。
民主制容易蜕化为专制主义，因为陈旧的权威体系和自由能为人民大众所做的事情实在太少了。一半的民众被抛弃在完全无知、悲惨的贫困之中；更糟的是一个富人儿童的生存竟以四个贫困儿童的死亡为代价；社会上犯罪现象不断滋长；公共事务荒废。要改变这种状态，就需要一种伟大的力量。这种力量短暂而迅速的来源是专制主义。人民的幸福并不在于自由，自由对广大民众来说没有什么利益可言，民众需要的是进步、财富、安逸。而自由对进步是一个障碍，因为民主同社会运动一起在目的和力量上已经占绝对优势。
直接民主是不受制约的民主，代议制民主则创造了相互制约的机制。因此，从原理上讲代议制民主要比卢梭的直接民主理论的水平高。
主权的分立——这是目前为止政治科学所知道的为民主制建立制约的唯一方法。
民主制下的某些活动容易导致摧毁代议制政府：全民公决、全民复决、对少数人的毁灭。补救的措施是建立一个除人民议院以外的强有力的第二个议院。这就是美国的规划：参议院和众议院。
如果人民没有控制司法制度的话，那么，权力的分立就会遭到毁坏。
我们已经设计了种种保障民主安全的办法——但却没有设计一些防范民主祸害的办法。在这个思路上，美国已经领先于我们和我们的殖民地。
普选权在法国、德国、比利时和西班牙都已显示出它的绝对主义性质和倒退。
在人民自身的意志旁边需要存在一条法律。
民主只承认对所有人普遍适用的自由；中世纪则承认特殊的、个人的、具体的特权，所有这些都已被一扫而光。在国家这个唯一的压迫者出现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可能是压迫。如何防止国家权力成为压迫者呢？把它分立开为几个部分。政党是权力分立的早期步骤。
民主：也许还有其他地方存在着保护大众免受最高权力祸害的制度。但是，哪里存在这样一种制度呢——这种制度保护个人免遭宣称代表全体人民并按绝大多数人民意愿行事的那种政府的祸害？因此，自由这一重大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民主制的不宽容：专制主义常常比民主制更加宽容。君主制拥有民主制所不具备的镇压手段。如果社会舆论是堕落的，它也不能惩罚一个舆论机构所赞成的行为，它的陪审团会对罪犯有怜悯之心。
如果政府被迫去表达国家的集体意志，那么，没有任何事物还有存在的余地。所有妨碍上述行为的障碍都被清除干净。那些身处劣势的少数人将找不到任何避难所或对策。
一般说来，民主会垄断和集中权力。
法治政府意味着受传统制约的政府，它意味着人民将遵从他们所知道的法律——遵从被习俗所调整和引进的法律。民主政府则是由超越法律之上的人民意愿来统治的政府，它无法约束它的未来，也不受过去所限制，法律是短命的、不确定的、不一致的、反复无常的。
民主制下的政府是最强者的政府，正如军事独裁专制一样，这是它们二者的共同点。这是野蛮的政府形式。当强力和权威走到一起时，独裁就应运而生。
民主政府在国内事务上受民众所控制，对民众言听计从，但在对外政策上，民主政府发挥的是令人痛苦和相互矛盾的功能。
是人民而不是军队决定一场战争的结果。军队只能决定一场战役的胜败。
平等的理念导致帝国主义。
众所周知，民主也喜欢奴隶制、帝国主义、征服战争、宗教的不宽容、暴政、普遍的无知。
神权政治：神明给人制定法律。民主：人们自己给自己制定法律。一个是由过去、由传统来引导，另一个是由未来、由思想来引导。双方相互不宽容。一个是理性的不宽容，一个是信仰的不宽容。
留给人民去处理的事情越多，就越发需要小心防范邪恶的影响力大行其道。
民主制的某些共同的恶习也会败坏道德。
道德堕落会导致自由的丧失，因此，我们可以说自由的兴盛是伴随着良知而来的，两者当中只要一方衰败也就必然导致另一方的衰败。民主制使人们宁愿相信别人认为最好的东西，而不愿相信他们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这会损害良知。因此，它给道德带来的损害就像过多的权威给道德带来的损害一样。它免除人们的责任感和努力的义务。
有时自由的进步以牺牲民主为代价，这种道理并非总是能够被人察觉。民主并非是唯一的政府形式；如果政府是纯粹民主性质的，它就不会宽容，它就只考虑其自身的利益。每一阶级都应当享有并运用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力，因此，任何阶级都不应当主宰统治。
联邦制
联邦制：它是权力之间相互并列的关系，而不是权力之间相互从属的关系；它是一种平等的联盟，而不是上下之间等级森严的秩序；它是相互制约的各种独立自主的力量；它是权力之间的相互平衡，因此，自由出现在其中。
联邦制政府的本质是通过权力的分立并把它分配给不同的职能部门，从而提供最完善的制约权力膨胀的机制和最有效的众所周知的保障自由的方法。
自由有赖于权力的分立。民主趋向于权力的统一。要分散力量，就要先分立其基础；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必须维系或创造出相互分立的管理机构。考虑到不断增强的民主制，一个严格的联邦制就是制约权力集中和集权制的可行方法。
联邦制：唯一能制约民主的屏障。
联邦制是制约民主的最好办法。它只赋予中央政府以有限的权力，因此，中央政府的所有权力都是有限的。它排除绝大多数人的专制权力。
美国的失败必将导致联邦制的失败，因为美国是实行联邦制而不是实行已经失败了的单一制的国家，因此，美国的成败是判断联邦制成败的标准。
自由在小国比在大国更容易建立和保存。
联邦制是对中央权力的最大制衡，对一个阶级的制衡还可能被其他阶级所克服。一个主权国家是无法战胜的，联邦制防止集权制，一个不得不向中央政府贡献出许多权力的地方政府是无法实行暴政的。联邦制允许不同民族性格、不同宗教、不同文明阶段的各民族相互和谐共处，因此，联邦制所辖地域是可以无限扩大的。
民族性：国家同化或超越个人意志。个人必须服从它，服从必须是简单易行的。当然，如果一个国家由相同种族、相同性格和相同历史所构成的话，服从就是最容易的。民族间的和谐也就容易维系，而且无需费力气、无需镇压或暴力。
民族性：它是习俗、未经反思的习惯和零散观念的巨大载体，它毁灭人们的个性。良知给予人们抵制和漠视所有这一切的力量。民族性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是歧视行为。歧视行为一直不是自由主义或具有建设性的。民族性这个东西一旦越出国家界限之外时，其危险性就同它在国内时的有益性一样大。
民族性最初是个真正的自由主义理念，它使奥地利成了联邦国家，而此后产生了联邦制的理念。
社会主义
本世纪（指19世纪）产生了自由所未曾遭遇过的最坏的敌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解决了迄今为止政治经济学一直没有解决的一个难题：它想方设法保证财富的增长将不会以牺牲财富的分配为代价去获得。诚然，沉默的贫困大众所急需的不是那些他们无法享受的政治特权，而是舒适——没有它，奢谈民众的政治影响力就是一个笑柄或一个圈套。它使得一落千丈般的政治运动荒唐可耻。民众的这种需要只有通过潜力巨大无边的专制主义才能得到满足。
社会主义之所以是自由的最坏的敌人，原因在于：如果社会主义能实现它的诺言，它将对世界做出这么一种贡献，即自由的旨趣将显得苍白无力，人类将把自己对自由的忠诚转移给那主张给他们带来更多实惠的恩人。
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要求平等地分享政治权力。但是，如果把决定性权力置于无知者手中，那是危险的，因此，需要普及教育。而普及教育又要花费很多钱财，因此，它使得富人要为教育穷人而支付代价。一无所有的人拥有支配有产者的权力，这种情况是危险的，因为无产者可能会夺走有产者的财产。因此，理想的状态是：二者的差距被缩小，平等得到加强，财富的过分积累受到扼制，财富的分配受到鼓励。而现在亚当·斯密只为财富的积累提供了办法，没有为财富的分配找出办法，因此，他的理论对民主无多大助益。
政治平等被财富的寡头统治所摧毁。不剥夺人们的财富，就不可能剥夺财富带给人们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讲，平等导致社会主义。
平等与自由的冲突：享受至高无上的平等，它是来自于共产主义的宣传。
社会主义容易吸纳专制主义，它需要最强大的行政权力——强大得足以干涉财产的权力。
共产主义理想的发展导致对自由的限制不断增强，而且导致随着文明的进步，自由在削弱。
唯物的社会主义将改善穷人的历史。他们的经典作家恩格斯使世人都知道了我们的工厂制度的可怕。
共产主义：肇始于平等，但它是苍白无力的。现在它又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少考虑一些平等，多考虑一些如何组织和平共处联盟。
在亚当·斯密之前，他们误解了个人主义的主张。在亚当·斯密之后，它再也没有被人遗忘。社会主义：《旧约全书》保护富人；《新约全书》保护穷人。
一个所做的是支持财产，另一个所做的是支持穷困。
政党
政党理论：在自由政体下，利益和力量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冲突不是国王和人民之间的冲突，它们一定是人民内部各政党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像在古罗马一样永恒。每一部宪法都蕴含着解构它自身的细胞，它都有春、夏、秋、冬四个阶段。但它不会有第二个春天。因此，像进步一样，这么一种缓慢的进程对其生命力、安全和寿命都是必要的。因此，政党的合法存在也是永恒的。不但在古罗马，在英国——在所有政治上成熟的国家都是如此。
政党政治的秘诀在于它既保障进步也保障连续性。它防止停滞，防止革命。这就是18世纪区别于17世纪的原因所在。它的伟大改进在于一种渐进的发展。
政党的价值和重要性：它建构自由。它建立在原则上而不是策略上。
政党创造言论自由。它甚至攻击政府的各组成部门。政党绝对需要新闻出版自由——并且它使得人们随时需要它。
政党：一个阶级的统治就是一种利益的统治。政党是在理念基础上而不是在利益基础上的联合。因为一个阶级只受利益所驱使，一个政党受原则所驱使并能够为了原则而牺牲利益。政党是培养自我克制的学校。那种认为政党不会为了原则而牺牲权力的看法是一种偏见。
政党并不意味着一批人特别有能耐、总是正确、有德行和能干的，而其他人就非常错误。
哪里没有原则的冲突，哪里就没有利益和人的冲突，哪里的政党就会堕入偏见。妥协的理论折射出政党政治的精义。
政党政治承认谬误和真理之间的相互平衡。它所反对的恰恰是科学，科学不知道妥协为何物。
公共舆论
没有任何人能比我更加强烈地确信这一必要性，一种实践上和道德上的必要性：统治国家靠的是同意。人民的同意通过舆论氛围和明确的代议制得到验证。
制度和法律不是来源于政治家们的独创性，而是最大限度地来源于人民的舆论之中。但是，大众舆论是缓慢发展的结果，它受习惯的强烈影响并与过去息息相关。政治家一般都走在人民的前面，当他咨询神谕时，他会听到上一代的声音。
我们的进步表现于公共舆论的力量和光芒之中。在外交和战争领域，舆论起最坏的导向作用。舆论只有一开始就错的——很少有永远是错的。
舆论的统治——它总是缓慢进行。如果是天才的统治，那它就进展得迅速而强烈。但这种统治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使人民的信念成熟。而且，在公众透彻了解法律之前和真理已经变得丑陋之前，法律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国家的发展使现实与人民的希望和意志之间总是慢半拍，这就是说人民生活在别人为他们制定的规则之下。每代人都必然被前一代人所统治。杰斐逊有个伟大的理念：让每代人都受自己理念的统治吧！
必须得把事情弄得明白易懂，以便公共舆论理解它们。要求公共舆论具有非常敏锐的洞察力那是不可能的。
人民只能看清那些非常明白易懂的道理。他们容易看清相似的事物——相同的事物比不同的事物更易被他们看清。
财产而非良知是自由的基础。良知的守护问题从来就不曾出现过；而财产则总是暴露在干涉之下，它常常是政策调整的目标。
权力与财富如影随行。宪法进步的三种方式：（1）财富同化权力； （2）调整权力以适应新的财富形式——权力重新分配；（3）保护社会反对权力垄断财富。
财富是形成社会的基本要素，但财富创造不平等的法律、不公正的自由，这种不平等、不公正受到良知的慢慢矫正。政治社会的教育要有财富作后盾才能进行，教育的完善则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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