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二卷-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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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高第”，宣帝之“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厥身修正，通文学，明于
先圣之术，宜究其义”，“茂材异伦之士”，元帝之“明阴阳灾异”，“茂
材特立之士”，成帝之“湻厚有行，能直言之士”，“可充博士位者”，“湻
朴逊让，有行义者”，“勇猛知兵法”，哀帝之“孝弟湻厚，能直言，通政
事，延于侧陋，可亲民者”，“明兵法有大虑者”，平帝之“湻厚能直言”，
“勇武有节，明兵法者”，东汉光武之“贤良方正”，章帝之“孝行为首”，
安帝之“有道之士”，“湻厚质直”，“有道术，明习灾异阴阳之度、璇玑
之数”，顺帝之“武猛堪将帅”，桓帝之“至孝笃行”，灵帝之“有道之士”。
选举明灾异阴阳之士，皆在两汉之末，这是面对着农民暴动而自我欺骗
的反映。选举武功之士，也在季世，这是统治阶级的“安内”政策的必需措
施。至于选举的主要的名目之所以是乡里闻名的明先圣之术，这是因为中世
纪以道德名誉为支配意识的典型。在这样的名目的背后，却是另一种历史现
实，例如武帝已经在求贤诏中说：“后世之干荐举者，皆巧于奔竞之人。故
法之相反如此，？？士之不自重，深可叹也！”章帝诏说：“乡举里选，必
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材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
政事，甚无谓也。”甚至，章帝深钠韦彪之议，指破了“纯以阀阅”为选的
身分性的阶级制度。安帝诏说：“所对皆循尚浮言，无卓尔异闻”。左雄则
直接说：“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办为贤能，以理己安民为劣弱，以奉
法循理为不化”，这都说明，乡里豪绅高第阀阅，支配了汉代统治阶级的学
术世界。徐干中论说：“勤远以自旌，托之乎疾固；广求以合众，托之乎仁
爱；枉直以取举，托之乎随时；屈道以弭谤，托之乎畏爱；多识流俗之故，
粗诵诗书之文，托之乎博文，饰非而言好，无论而辞察，托之乎通理；居必
人才，游必帝都，托之乎观风。？？苟可以收名而不必获实，则不去也，可
以获实而不必收名，则不居也。”（考伪）
贤良方正以阀阅为选，已开后代九品中正制度的先河。自武帝从董仲舒
之议以来，汉代就注意了通六艺教条的六国高第而知古代文学掌故的人物。
因此，在汉代形成了知识界的基尔特制，班固所谓“百余年传业者寖盛，枝
叶蕃滋，大师众至千馀人”。及至汉末，王符更说，举士“以族为德，以位
为贤”，“贡荐则以阀阅为前”。然而又如徐干所论，“依先王，称诗书，
将何益哉”。
汉代博士弟子与贤良文学的经学家法，最后是以宗教国教化的形式出
现，文献通考总评说：
“太公曰：鸿都门，汉宫门也，？？学乃天下公，而从为人主
私，可乎？是以士君子之欲与为列者，则以为耻，公卿州郡之举辟
也，必敕书强之。？？在昔明帝之朝幸辟雍，说讲白虎观，称制临
决也，先儒戴氏论曰：天下是非，析于理不析于势，君子论学，无
庸于挟贵为也，天子之尊，群臣承望不及，是是非非，岂能尽断于
天下之理乎？？？章帝患五经同异，博集诸儒，会议白虎观，天子
称制临决，去圣久远，六经残阙，诸儒论难，前后异说，而欲以天
子之尊，临定是非于一言之间，难矣哉！鸿都之兴，蔡邕言之，？？
彼灵帝之童心稚识，何足语此？？？按：灵帝之鸿都门学，即西都
孝武时待诏金马门之比也。然武帝时，虽文学如司马迁相如枚皋东
方朔辈，亦俱以俳优畜之，固未尝任以要职。而灵帝时鸿都门学之
士，至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其在学授业者，至
争第相更告讼，无复廉耻。且当时在仕路者，上自公卿，下至孝廉
茂材，皆西园谐价献修宫钱之人矣，于鸿都学土乎何诛！”（卷四十）
从武帝，经过宣帝章帝，以至灵帝，金马门、石渠阁、白虎观、鸿都门，
“服方领，习矩步者，委蛇乎其中”，这是活埋人性的中古道院的曾严所在，
形式上比秦始皇之焚书坑儒自然高明，而黑暗的内容，则有过之无不及。（金
马鸿都，稍不同于石渠白虎，说见本卷第十章清议思想。）
懂得了上面所说的汉代士大夫的出身以及汉代的儒学政策，我们就容易
了解两汉的正宗思想了。
第一，良家子弟之于六艺“尔雅”，犹之乎西洋经院学者之于古希腊拉
丁教条，由秘传师法家法的特殊基尔特制，所谓“祖传秘记，为汉家用”，
经过秘藏文献（间可私藏）的研究对象，形成了中国中世纪的趣学的笺注主
义。中论评儒学之训诂章句，“无异乎女史诵诗，内臣传令，使学者劳思虑
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成功”。艺文志评：“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
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
第二，汉代的正宗思想已经走向神秘的宗教的领域，尤其因了农民起义，
阴阳谶纬的神学就表现成为汉代统治阶级的精神麻醉剂。复古与伪造笼罩住
汉人的罗辑思考，这一原因归结于：中世纪社会挽救古代劳动力的危机，使
广漠的农村经济发展起来，而粗野的农村编制以及意识生产，却不能有崭新
的人类出现（由奴隶到农奴，其解放的程度谓之“半”自由人，“半”字在人
类性质上之意义是有限的，未可与古代由氏族成员到“作新民”，或与近代
由农民到自由工资劳动者，所发生的新阶级性能，相提并论），因之意识上不
但不会脱离古代世界的范畴，反而更要依赖于古代形式，从适合于中世纪的
内容，这就是“明先圣之术”的儒学神学所以产生的历史条件，而笺注古书
的经学更使学术走入了烦琐形式主义的路径。所谓汉人复古，是以春秋摚�
先生的行帮为目标，汉儒之首重春秋师法，正是畴人世官的重演，然而要知
道，第一次的出现是悲剧，第二次的重演是喜剧。至魏晋之重演老庄，宋明
之重演思孟，另在下面各卷群论。
第三，由豪门阀阅的家学演化而为特殊的弟子传授制度，尤其东汉，这
一带有古代世族残余的齐学、鲁学、韩学等师承关系，渐渐形成了思想的基
尔特式的封闭。第一阶段，即在两汉封建文化的初期，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
想家是由齐鲁等大族子弟而来，这与强宗固本的政策相应，第二阶段，他们
是由东汉近儒而来（廿二史札记东汉功臣多近儒），这又与名门地主的发展相
应。
这种特殊的名族基尔特制，即所谓“累世经学”。赵翼说：“古人习一
业，累世相传，数十百年不坠，盖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
所谓世业也。工艺且然，况于学士大夫之术业乎！”（廿二史札纪）
所谓“累世经学”是由西汉的复古而形成的，其思想是以世族师儒的春
秋摚鹬频母垂盼。诩易宓募已卮校呵锏男问浇烫醯木В�
艺），便成为儒者专门的功业。用武帝的话讲来，即所谓“具以春秋对”；以
晋人的话讲来，如刘伶说：“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
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古形式到汉形式，是一套
死灵魂，但前老为悲剧历史，后者为喜剧历史（如五德终始，三统三正之说）。
高门大族的家学，由西汉到东汉，逐渐形成名门朋党籍以反对皇族的工
具，经过汉末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家学转向，到了魏晋的门阀士族，才形
成了复古于老庄易的玄学，晋范宁所谓“摚鹬剑桓恼蕖薄５魄笳�
佯变化的渊源，应从朋比标榜，乡党品题讲起，中论所谓“讲偶时之说，结
比周之党，更相叹扬，迭为表里。”这种家族的知识某尔特，更有如下面的
授徒制度。前汉如疏广，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来；吴章弟子千余。后汉更
盛，诸儒弟子多至数千，例不胜举，如杨厚门下三千余人，曹褒诸生千余人，
郑玄弟子数千人，魏应弟子数千人，楼望诸人著录九千余人，儒林列传赞：
“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这样的门徒势力，在相互之间，
党同伐异，标榜品题。他们的活动反映了豪族名门势力的强大，表现出对最
高统治者发生离心的倾向，“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起。
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后汉书儒林列传）。到了党锢之祸，清议遭
禁，遂埋伏下魏晋清谈的根苗，即从“清议”转化而为“清谈”。
第四，学术与秩禄的不可分离，是汉代正宗思想的特点。这是武帝根据
罢黜百家、定于一尊的原则，对于合法思想所制订的“法度”。博士官之争
立，表面上是为了正宗思想的法度化，而其里面，却包含着博士们官禄荣利
的捷径，班固所谓“大师众至于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盐铁论大夫之言，
颇把博士弟子贤良文学的思想倾向，说得卑鄙可怜。创始者要归于叔孙通其
人。我们知道，封建制之下的利禄，是超经济关系的，在这里没有等价交换
的平等报酬关系，因而正宗思想家也就易于通过等级身分的政治地位，依据
颠倒的意识而援引谶纬神学，这是经今古文学所同具有的性质。
第五，从秦汉起，中央专制主义的政权建立起来，通过家长制的父权的
折射，必然要建树起国教化的神学系统，因此，五德三统的神权说，圆谶纬
候的宗教说，都为“王霸道杂之”的绝对王权作了精神统治的武器。尤其因
了氏族制的残余，使三代的神秘符咒，渗透于精神的血液，形成儒家是往古
而非当世的一套理论，并为后世玄学理学打下牢不可破的基础。后世三代“传
心”的精神实陈上是血统延续的意识证件。
然而，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有神论和无神论的斗争，通过汉代是有一
条线贯串着的。我们约可分做三期，第一期唯物主义者以司马迁为代表，出
现于汉代农民初期起义之后，第二期以桓谭、王充等为代表，都出现于西汉
末农民大起义之后：第三期以仲长统为代表，出现于东汉农民暴动即起之陈。
他们程度不等地暴白了封建制度的矛盾，并和唯心主义有神论展开激烈的斗
争。正当他们剥夺神圣的宗教光轮的同时，统治阶级也针对了他们的批判，
更翻出花样来，以维持宗教的神圣性，同时也把他们看成“奸人惑众，挟左
道”（郊祀志）的邪说，甚至用重法对付“异端”，“不知而向之，是背经术、
惑左道也，皆在大辟。”（杜延年传）
第一期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对策起，至宣帝甘露间诏诸儒会
石渠阁，讲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宣帝纪、儒林列传都说到诸儒“论于石
渠”），首创了宗教会议。第二期自光武置十四博士至章帝下太常将大夫博士
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称制临决（章帝纪、儒林列传
详言会圆桥门而观者亿万人），完成了宗教会议。第三期自本初元年太学增盛
至三万人，至灵帝定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阴外，以取正而不来异，并
仿石渠白虎故事，置鸿都门学士（儒林列传蔡邕传奏条之五），这都是正宗思
想的法典化并神圣化的划期表现，也是东方的中世纪寺院的具体形式。（鸿都
门梢不同于石渠白虎）
如果我们从代表思想来说明，第一期是董仲舒与司马迁的对立，第二期
是白虎通羲与论衡的“雨刃相割”，第三期是鸿都门学士和王符仲长统的斗
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刻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烙印，他们之间的斗
争反映着封建制社会的阶级矛盾。
第二章 汉初百家子学的余绪及其庸俗化的倾向
第一节 汉初诸子学说的变质概说
汉初自高帝以至景帝，一方面儒学渐向正统的路上发展，另一方面古代
诸子之学的传统还存在着余绪，而在内容上显示出变质的改造。这一期间，
是汉代思想的前奏阶段。经过秦皇焚书，楚项焦土，正统经学的建立并不是
立刻可以成为定局的，这中间需要一个斗争和酝酿的时期。
武帝元封时代，罢绌百家，“法度”确立，合法思想与异端思想才明显
地对立起来。在这划期时代的代表人物，正统方面为董仲舒，而异端方面为
司马迁。由这时起到宣帝的石渠阁称制临决，“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
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庞，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汉
书艺文志）。所谓经学正表现出神学化庸俗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异端思想虽
遭受统治阶级的抑制，但它针对作为“贫困的表现”的宗教，提出了对“贫
困的反抗”的反宗教思想，表现出对以宗教为芬芳的世界意识的斗争，而斗
争是在“两刃相割，二论相订”（王充语）的倾向中发展起来的。
汉初百家之学，除名、墨未见代表思想的人物以外，各家还有相对的势
力，尤其是道、法、阴阳、纵横家言，尚相对的显于汉廷与郡国之间。当时
王国势力的强大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子学的活跃。
一、关于道家：
“（曹参）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
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参治要用黄老术，故相
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史记卷五四）
“太史公曰：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史记卷五六）
“田叔喜剑，学黄老术于乐巨么所。”（史记卷一○四）
“其（邓公）子章，以修黄老言，显于诸公间。”（史记卷一○一）
“王生者，善为黄老言，处士也。”（史记卷一○二）
“不疑学老子言，其所临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为吏迹也，
不好立名称，称为畏者。”（史记卷一○三）
“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洁，？？其治责大指而已，
不苛小。黯多病，卧闺阁内不出，岁馀，东海大治。？？治务在无
为而已。”（史记卷一二○）
“宝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宝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
其术。”（史记卷四九，按宝太后好黄老言，并见于史记者其例甚多，
兹不具引。）
“（楚元王曾孙）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