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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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公司所奋争的一切东西，现在正给予工人。
我们必须找到的东西，是工人想要的而雇主却不情愿给他们的另外一些东西……。我们正在找这样的东西，我们正在找。“
《劳工看劳工：对话》（圣巴巴拉：民主制度研究中心，１９６３）
第１６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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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这样，新技术的劳动世界迫使工人阶级的否定立场日益衰弱：它不再表现为同现存社会活生生的矛盾。这一趋势因生产的技术组织对另一方，即对经理和指挥的影响，而强化了。
统治让位于行政管理。
①资本主义的老板和所有者正在失去作为责任总督的身份；他们在公司机器中正发挥着官僚的职能。行政人员和管理委员会的庞大等级制度，远远超出了个别机构而进入科学实验室和研究所、国家政府和国民活动中，剥削的有形根源消失在客观合理性的伪装背后。仇恨和破坏失去了其特定的目标，技术的面纱掩盖了不平等和奴役的再生产。在人隶属于他的生产设备的意义上，不自由随着作为它的工具的技术进步，以众多自由和舒适的形式被永恒化和强化。新的特点是，在这种不合理的企业中有压倒一切的合理性，以及那种塑造个人的个别冲动和激情，并模糊真假意识之区别的深刻的先决条件。事实上，无论是采用行政管理的控制（而不是采用饥饿、人身依附、暴力等肉体的控制）
，还是繁重劳动特点上的变化，无论是各个职业阶级的同化，还是消费领域里的平等，都没有弥补这样的事实：有关生与死、个人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决定，都是在个人不能控制的地方做出的。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因为决定奴役的
①还有无必要去指责“经理革命”的思想？资本主义生产是通过为私人吸取和攫取剩余价值而发放私人资本投资来进行的，资本是人对人统治的社会工具。
推行股票持有权，使所有者与经营权相分离等等，“都不能改变这个过程的本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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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是顺从，也不是艰苦劳动，而是处于纯粹工具的地位，人退化到物的境地。”
①
作为工具，作为物而存在，这就是纯粹的奴役形式。如果这物有生命，并择取物质和精神养料，如果它没有感觉到它是一种物，如果它是漂亮、洁净、自动的物，这种奴役的存在方式并没有被消除。相反，由于物化凭借其技术形式而走向极权主义，组织者和管理者本人便越来越依赖于他们组织和管理的机器。这种相互依赖，不再是主人和奴隶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在争取相互承认的斗争中已被破坏）
，毋宁说是一种将主人和奴隶都封闭在内的恶性循环。是专家统治着那些把专家当作设计者和执行者来信赖的人，还是专家的统治就是那些人的统治？
“……当代技术手段激烈竞赛的压力，已从责任政府官员们的手中夺回了创制权和做出重要决策的权力，并把这些权力交到技术专家、计划者和科学家的手中，这些人受雇于庞大的工业帝国，并对其雇主的利益负责。
他们的职业是，发明新的武器系统，并说服军人相信其戎武生涯和国家的未来全仰仗于购买他们发明的东西。“
②
正如生产部门信赖军队是为了自卫和发展一样，军队也信赖
①弗朗西奥斯。佩罗克斯《和平共处》（巴黎，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８）第三卷，第６００页。
②斯图亚特。梅查姆《劳工与冷战》（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费城１９５９）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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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仅是为了它所需要的武器，而且也为了了解它需要哪种武器，这些武器值多少钱，以及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得到这些武器。”
①恶性循环的确是社会的本来面目，这个社会由它所产生同时又遏制的增长着的需求所推动，按它预定的方向自我扩充并自我延续。
遏制的前景这种生产力和压抑同时增长的链条，有没有被截断的前景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根据当前的发展来设想未来，假设一种相对规范的演进，即不考虑核战争的现实可能性。根据这种假设，敌人将“长期存在”
，即共产主义将继续与资本主义并存。同时，资本主义有能力继续为日益增多的人维持甚至提高生活水平——尽管靠的是加紧生产破坏性手段、有条理地浪费资源和才能。即便有过两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制度造成的不可估量的物质和精神损失，这种能力还是表现出来了。
这种能力的物质基础将继续体现在以下方面：（１）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技术的进步）
；（２）基本人口出生率的提高；（３）永久性国防经济；（４）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政治的一体化，以及建立它们与不发达地区的联系。
①斯图亚特。梅查姆《劳工与冷战》（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费城１９５９）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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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社会生产能力与其破坏性、压制性的使用之间的持续冲突，必然极力把技术装置的要求强加于群众，即取消多余的能力，创造购买为利润而销售商品的需求，以及为生产和增加商品而工作的欲望。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制度使趋于全盘行政管理，趋于完全依赖占统治地位的公共和私人的经理们的管理，加强了大型公有和私有公司的利益与其顾客和雇员的利益之间的前定和谐。只要劳动者本身仍然是一种支柱和肯定力量，无论是部分国有化还是劳动者广泛参与管理和利润分配，都不能改变这个统治制度。
存在着各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离心倾向。其中之一在技术进步即自动化中是内在固有的。我认为，广泛的自动化不只是机械化量的增长——它是基本生产力特点上的变化。受技术可能性限制的自动化，似乎同建立在生产过程中私人剥削人类劳动力基础上的社会不相容。在自动化成为一种现实以前近一个世纪的时候，马克思就预见了这个爆发性前景：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本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劳动表现为不再象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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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
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
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
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
①
自动化确实表现为发达工业社会强大的催化剂。在质变的物质基础上，它是爆炸性或非爆炸性的催化剂，是量转化为质的技术动因。
因为，自动化的社会过程表达了这种转变，或者说劳动力的变质；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与个人相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生产对象，因而成为一个主体自身。
自动化一旦成为这种物质生产过程，会使整个社会发生。。
革命。趋于完善的人类劳动力物化，将通过割断个人与机器
①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下，第２１７—２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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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联系的纽带——人的劳动对人的奴役机制——而打碎这种被物化的形式。在必然性王国里的完全自动化，将开辟自由时代的向度，人类的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将得以形成。这将是通往新文明的历史超越。
在发达资本主义的目前阶段，组织起来的劳工有理由反对无助于解决就业情况的自动化。他们坚持在物质生产中广泛利用人的劳动力，于是反对技术进步。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反对更为有效地使用资本，抵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各种强化措施。换言之，持续不断地阻挠自动化，可以削弱资本在本国和国际上的竞争地位，引起大规模的萧条，最终使阶级利益的冲突再度发生。
当资本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竞争，由军事领域转向政治和经济领域时，这种可能性便变得更现实了。苏联体制内的自动化，一旦达到某种技术水平，就能靠全盘行政管理的力量来更迅速地进行。
这种对西方世界在国际上竞争地位的威胁，将推动西方世界加速生产过程的合理化。这种合理化遇到了本国劳动者的抵制，但这种抵制没有政治上的激进化相伴。
至少在美国，劳工领袖的目的和手段并没有超出国家利益和集团利益的共同框架，而且集团利益服从或归属于国家利益。
在这个框架内，这些离心力量仍是可驾驭的。
在这里，生产过程中人的劳动力所占的比例日益缩小，也意味着敌对者的政治力量的衰减。由于生产过程中白领阶层的份量不断增长，政治上的激进化应随着白领集团中独立的政治意识和行动的出现而产生——在发达工业社会中，这是一种不大可能的发展过程。把工业工会中不断增加的白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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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组织起来的每一步骤，如果成功的话，可以促进这些集团的工联意识增长，但很难导致他们政治的激进化。
“在政治上，更多的白领工人在劳动工会里出现，将使得自由和劳工的代言人们有更可靠的机会，把‘劳工的利益’同整个共同体的利益统一起来。作为一种压力集团的劳工群众基础将进一步扩大，劳工代言人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关于国民政治经济的更有长远意义的各种交易中。”
①
在这样的环境里，对这些离心倾向的流线式遏制的前景，主要取决于能否调节既得利益及其经济以适合于福利国家的要求。这些要求有：大幅度地增加政府开支和政府指令，按全国和国际的范围制订计划，扩大援外项目，全面实行社会保险，大规模进行公共事业，甚至实行部分国有化。
②我认为，统治利益会逐渐地和犹豫地接受这些要求，并把它们的特权让给一个更有影响的力量。
当我们转而讨论另一工业文明体系，即苏联社会中对社会变化的遏制前景时。
③一开始就碰到双重的不可比性：（１）
①Ｃ。
赖特。米尔斯《白领阶层》（纽约：奥克斯福德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６）第３１９页以下。
②在不怎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部分强大的战斗性的劳工运动仍很活跃（法国、意大利）
，它们集中力量反对以权力主义形式加速技术和政治的合理化。
在最发达的工业地区，国际竞争的迫切需要也许会强化后者，有助于迎合根本趋势，并与之联盟。
③以下论述请参见拙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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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代上看，苏联社会处在工业化的一个早期阶段，很多部门仍处在前技术阶段；（２）从结构上看，它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本质上不同的（全部国有化而且实行专政）。
这两方面之间的相互联系，加重了我们分析上的困难。
这种历史的落后性，不仅能使而且必然使苏联的工业化进程没有有计划的浪费和废弃，没有为谋取私人利润而对生产力的限制，而是在优先满足军事需要和政治需要之后或同时，有计划地满足尚未实现的生活需要。
这种工业化的更大的合理性，仅仅是那种一旦达到发达程度就可能消失的历史落后性的标志和优越之处吗？
另外，在同发达资本主义竞争共存的条件下，这种历史落后性是否靠专制政权来全面发展和支配一切资源？因而，在实现了“赶上并超过”的目标之后，苏联社会能否放松极权控制以致达到发生质变的地步？
根据历史的落后性做出的论证认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不成熟性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解放必然是强力和行政管理的事情。这种论证不仅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而且也是从柏拉图到卢梭主张“教育治国”的理论家们的核心。嘲笑这种论证容易，但驳倒它很难，因为它的优点在于它几乎赤裸裸地承认那些有利于保护真正明智的自决权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
而且，这种论证还揭穿了那种压抑性的自由意识形态，即人类自由能够在艰辛、自私和愚昧的生活中开花吐蕊。
的确，社会在能够成为一个自由的社会之前，首先必须为一切社会成员创造自由的物质前提；在它能够按照个人自由发展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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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分配财富之前，首先必须创造财富；在它的奴隶们认识到。。。。
正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