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没落(第二卷)-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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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把它的全部力量都系于严格的形式之上。现在，这些力量获得了解放，“自然”——亦即宇宙——也奔涌而出。从绝对国家转变到各国争战的社会，是每一文明开始的标志，对于理想主义者和空想家而言，这种转变可能意味着他们所喜欢的事物——而在事实的世界中，它可能意味着从具有严格传统的类型和脉动的政府过渡到无拘无束的个人统治者的独断专行（sic volo； sic jubeo）。象征性的、超个人的形式的顶点与文化晚期的顶点是一致的——在中国大约是在公元前600年，在古典世界大约是在公元前450年，而我们自己大约是在公元1700年。在古典文化中，最低点是在苏拉和庞培的时期，对我们来说则会在数百年内达到并可能超过。重大的国际冲突和国内冲突、可怕的革命，日益相互渗透，但在其中一切争执的问题毫无例外地都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公开地或隐蔽地）非正式的权力的问题，并最终都是纯个人权力的问题。它们自己在理论上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这在历史上是无关紧要的；我们无需知道这个阶段的中国革命和阿拉伯革命是在何样口号下爆发的，甚至无需知道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口号。这个时代无数次的革命——它们越来越成为无根的都市群众的盲目暴动——从来未曾达到目的，或者说从来未曾有过达到目的的可能性。我们所面对的，只是加速破坏古老形式以便为恺撒主义扫清道路的历史事实。
但是，战争的情形也同样如此。在那里，军队及其战术运用越来越成为不受控制的将领个人的创造，而非时代的创造，这些将领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很晚才偶然发现自己的天才的。公元前300年时，只有罗马军队，到公元前100年时，则有了马略、苏拉和恺撒的军队；至于由恺撒的老兵组成的屋大维的军队，与其说是屋大维统率它，不如说是它统率它的将军。但是因此，战争方法、战争手段和战争目的都采取了未开化的－自然的和凶残的形式，这与从前流行的那些形式是大不相同的。它们的决斗不是18世纪的特里阿农宫（Trianon）的决斗，那种决斗是以骑士的方式进行的，并且有固定的规则，决定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可以宣布自己力竭休战了，决定力量使用的最大限度，以及骑士制度允许胜利者可以提出什么样的条件。而前一种决斗是激怒了的人们的角斗，手脚并用，拳腿交加，直到一方的身体崩溃为止，而且胜利的一方还可以无保留、无约束地剥削失败的一方。这种“返朴归真”的最早的伟大例证就是法国革命的军队和拿破仑的军队所提供，它不是以少量的兵力进行技巧的演习，而是不计损失地实施大兵团的攻击，因此粉碎了罗可可式的精巧战略。通过普通兵役制把一个邦族的全部强壮力量送到战场上去，这是腓特烈大帝时代所完全陌生的一种观念。
同样地，在每一种文化中，战争技术总是半遮半掩地紧跟着工艺的脚步，直到文明开始的时候，它才突然领先，无情地迫使时代的所有机械方面的可能性都为它服务，并且在军事需要的压力下，甚至开辟了前此尚未开拓的新领域——但同时，它也使得勇士的个人英雄主义、贵族的精神和晚期文化的睿智基本上归于无效。在古典的世界里，城邦使得庞大的军队本质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包括战术形式在内的各种古典的形式一般来说是相对小规模的，坎尼、菲利皮（Philippi）和亚克兴诸战役的人数就算是多得惊人——第二次僭主政治（以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为首）还把机械技术引入了战争，而且是大规模的。那时，才第一次有可能实施对诸如罗得岛（公元前305年）、叙拉古（公元前213年）、迦太基（公元前146年）、阿利西亚（Alesia）（公元前52年）等的围攻，在这些围攻中，速度甚至对于古典的战略来说，其重要性也变得越来越明显。与这种趋势相一致的是，罗马军团——其富有特色的结构只是在希腊主义的时代才发展起来——的运作，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和斯巴达的民军相比，就像一架机器一样。相应地，在中国，从公元前474年起就用铁制成砍削和穿刺的武器，蒙古式的轻骑兵取代了笨重的战车，而且要塞战立即获得了突出的重要性。文明化的人类对速度、机动、群体效能的基本渴望，在欧洲和美洲世界最终与浮士德式的追求驾驭自然的意志结合在了一起，并产生了种种动力性的战争方法，这些方法甚至在腓特烈大帝看来也似乎是疯狂的，而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它们与我们的交通技术和工业技术是相吻合的，是十分自然的。拿破仑用马匹负载大炮，因而使大炮变得十分机动（正如他把法国革命的密集军团分散成许多独立的和容易移动的小分队一样），而且早在瓦格拉姆战役（Wagram）和博罗季诺战役（Borodino）中，就已经把大炮的纯物理的效力增强至我们称作连射和猛烈炮火的程度。最为重要的第二个阶段则以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为标志——这次战争在参战的军队人数方面甚至远远超过拿破仑战争的巨大规模，并且在这次战争中，铁路第一次用于部队大规模调动，电报网第一次用于通讯，汽艇第一次用于封锁，一连数月在海上巡逻，还有，装甲船、鱼雷、装有膛线的武器以及远射程的大炮，都是在这次战争中发明出来的。 第三个阶段的标志是以日俄冲突为序曲的世界大战；在这个阶段，开始使用潜水艇和飞机，新式武器的速度本身成为一种新的武器，而且使用的工具的广度（尽管非常肯定地不是它的强度）达到了一个最高点。但是，决策的无情到处都是和力量的这种支出相一致的。在中国战国时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吴国被彻底毁灭，在此前的春秋时期，武士精神还会使这种做法成为不可能的。甚至还在《坎波福尔米奥和约》（the peace of Campo Formio）时，拿破仑就违背了18世纪的习俗（convenances）；而在奥斯特利茨战役（Austerlitz）之后，他更采取了尽量利用军事胜利的做法，除物质的限制外，一无所顾。最后的仍有可能的一步是在凡尔赛类型的和约中采取的，这种和约审慎地避免终局和解决，而是留有余地，以便每当形势有变化时可以提出新的条件。同样的演变在连续的三次布匿战争中也可以看到。铲除世界上某一个主要强国的想法——通过老加图深思熟虑后提出的冷酷的主张：“我认为迦太基是必须加以摧毁的”，该想法变得尽人皆知了——是扎马战役的胜利者从来不曾有过的，而且尽管古典城邦的战争伦理是野蛮的，可当来山德战胜雅典时，这种想法在他看来也是对所有神的一种不敬。
对于古典世界来说，“战国时期”开始于伊普苏斯（Ipsus）战役（公元前301年）和罗马人战胜埃特鲁里亚人及萨谟奈人的森提努姆（Sentinum）战役（公元前295年），前者确立了东方三强国的联合，后者则在迦太基之邻创立了一个中意大利强国。然而，当接下来罗马人首先在皮洛士的冒险中取得意大利南部，接着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赢得了海上的胜利，再接着经由C。弗拉米尼乌斯获得了凯尔特北部的时候，古典文化所特有的对此时此地的事物的偏爱终于画上了句号。甚至汉尼拔（有可能是他那个时代唯一能看到事物趋向的人物）的意义都被所有的人所忽视，罗马人自己也不例外。希腊主义的东方列强被打败是在扎马战役，而不仅仅是后来的马格内西亚战役（Magnesia）和匹特那战役。面对一个肩负征服世界的过重任务的城邦正在走向的一种归宿，伟大的西庇阿真正感到了不安，从此以后，他力图避免一切的征服，但完全是徒劳。他的随从违背每个政党的意志，强行发起马其顿战争，仅仅是为了使东方从此可以视为无害而忽略不计，但一切都是徒劳。帝国主义是任何一种文明所必需的产物，以至于当一个民族拒绝承担主人角色的时候，它就会被他人所控制，被纳入他人的掌控之下。罗马帝国不是征服得来的，“全世界”是自行凝结为那种形式，强使罗马人去为其命名。这完全是古典的。当中国的各诸侯国孤注一掷去捍卫它们仅存的独立时，罗马在公元前146年以后却只是让自己去把东方的大片土地变为行省，因为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反对无政府状态的其他方法。可就连这也要完全归结于罗马的内在形式——这是最后的仍然矗立着的形式——这形式在革拉古的骚乱中才消散无形。而且（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平行的对应物）争夺至上权的最后几仗不是在国与国之间而是在城市的政党之间进行的——因为城邦的形式不容许有其他结果。以前是斯巴达对雅典，现在则是贵族党对平民党。在革拉古革命中——最初的一次奴隶战争（公元前134年）就已经预兆了这次革命——小西庇阿被暗杀，G。革拉古（G。 Gracchus）则被公开杀害——作为元首的第一人和作为保民官的第一人，在一个已变得无形式的世界中，他们本身就是政治中心。当公元前104年罗马的城市群众第一次非法地、混乱地将至上权交给一个私人马略的时候，那时上演的这出戏的更深刻的意义与公元前288年秦国统治者采用神秘的“帝”的封号这一行为的更深刻意义可有一比。这个时代不可避免的产物，恺撒主义，突然在地平线上崭露头角。
那位保民官的继承人是马略，像那位保民官一样，他把暴徒和大财团结合起来，并在公元前87年把旧贵族大批地杀掉。那位元首的继承人则是苏拉，他在公元前82年通过他的叛逆法消灭了大商人阶级。从此以后，最后的决策畅行无阻，正如中国在秦王政的事变以后的情形一样。元首庞培和保民官恺撒——职务上不是保民官，但态度上是保民官——仍是党派领袖，但他们早就在卢卡（Lucca）同克拉苏会晤，彼此商讨第一次瓜分世界的计划。当恺撒的继承者们在菲利皮同恺撒的谋杀者作战时，双方都不过是集团而已。到亚克兴战役时，争端完全是个人之间的事，恺撒主义即便在这样的过程中也终将出现。
在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相应演变中，取代实体性城邦作为基本形式的当然是麻葛式的共通感，诸般事实就是在这种形式中且通过这种形式而完成自身的；这种形式，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排除任何政教分离至这样的程度，以致连城市资产阶级对于自由的追求（它在这里一如在别的地方一样，标志着战国时期的开始）都要以正统的伪装出现，因而至今几乎仍未受到注意。这种追求总是作为一种力图脱离哈里发政权的意志而出现，而这一政权是萨珊诸王及继他们之后的戴克里先按封建国家形式创造的。从查士丁尼和科斯洛厄兹·努希尔万的时代起，这种政权就必须面对投石党人的攻击——他们是由希腊教会和玛兹达教会的领袖、由波斯－玛兹达教的（尤其是伊拉克的）和希腊的（特别是亚洲的）贵族、由因为宗教差异而分为两个部分的亚美尼亚的上层骑士所领导的。差不多在公元7世纪时实现的绝对主义那时由于伊斯兰的攻击而突然被摧毁了。伊斯兰在其政治的始端处是严格的贵族制；到处掌握着领导权的一小撮阿拉伯家族不久就在被征服地区形成了一个新的有着强健的种族性和无限自信的高等贵族阶层，他们把王朝贬抑到其英国的“同代人”把英国王朝贬抑到的那种水平。奥斯曼（Othman）与阿里（Ali）（公元656～661年）之间的内战就是一种真正的投石党的表现，并且它的各种活动全都是为了两个氏族及其各自的追随者的利益。8世纪时伊斯兰的辉格党和托利党，同18世纪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一样，独自实践高级政治，他们的党争和家族纷争对于当时的历史来说要比驾驭倭马亚王朝（Ommaiyads）（661～750年）的家族的任何事件更为重要。
但是，随着那个建都于大马士革——亦即西阿拉米和一性派的叙利亚——的奢华和启智的王朝的覆灭，阿拉伯文化的自然重心再度出现了；那就是东阿拉米地区。这个地区一度是萨珊王朝的根据地，现今则是阿拔斯王朝的根据地，但是——不论其构型是波斯的或阿拉伯的，也不论其宗教是玛兹达教、聂斯脱利教或伊斯兰教——它都一直表现出同一种伟大的发展路线，一直是叙利亚以及拜占廷的榜样。那一导致倭马亚王朝及其“旧制度”走向灭亡的运动源起于库费（Kufa），这一运动——其整个的范围时至今日仍未受到关注——就是针对社会的原始等级和贵族传统的一次社会革命，这就是它的性质。它开始是出现于东方的小资产阶级毛拉（Mavali）当中，它以强烈的敌意反对阿拉伯人，不是由于阿拉伯人是伊斯兰教的战士，而是由于他们是新贵族。新近改宗的毛拉——他们从前几乎全都是玛兹达教徒——对待伊斯兰教比也代表一种阶级理想的阿拉伯人自己还要严肃。甚至在阿里的军队中，完全民主的和清教式的经文派（Qaraites）已经分裂，在他们的队伍中，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狂热的教派主义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