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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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相当孤立，既不与外国通商，也不向外扩张，显然必须依靠自己的资源生存下去，不可能掠夺他国资源为己用。同样对平民百姓而言，社会太平安定，人民遵纪守法，自然不会去抢夺邻居的木材。由于社会稳定，又不受外来影响，因此日本的贵族和农民都深信未来就像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未来的问题现在必须解决。
不管是富有还是贫穷的农民，一般都希望将土地传给自己的后代。因此，越来越多拥有林地的人都愿意对森林进行长期投资，有的是期待子孙会继承森林的使用权，有的是因为租期长故愿意做长远投资。很多村子将公有林地分割成若干块，租给不同的农民们，以此避免第十四章将会讨论的“公有地的悲剧”。村子里还有一些林地受制于木材供应条约，这些条约早在砍伐之前就已签订。至于政府林地，则是政府与村子或商人们商议签订长期合约，由后者来经营管理。以上种种政治和社会因素，使得将军、大名和农民都为各自利益全心致力于森林的可持续发展。就像明历大火以后，大家都意识到短期内耗尽森林资源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当然，即使人们目光长远，也不一定能做出明智的决策。常常他们更偏重于短期的目标，因此就会做出对短期和长期都不利的事。这就是为何人生和历史要比化学反应来得复杂，而且难以预料；也是为什么本书并不鼓吹环境决定论。领导人不仅要积极应对眼前的危机，而且要能够预见危机、当机立断，施行由上而下的管理方式，这样才能真正改变社会的命运。同理，人民大众采用由下而上管理方式时，也要具备积极果断的态度。幕府将军和蒙大拿那些为了泰勒野生生物保护区而努力的朋友，分别为两种管理方式的典范，但共同点是追求长远的目标，造福于大众利益。
其他的成功案例
本章接连探讨了新几内亚高地、蒂科皮亚岛和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这三个成功的案例。在前七个章里大多数社会由于滥伐森林等问题濒临崩溃，其中也有几个成功的例子（奥克尼、设得兰、法罗和冰岛）。对此，我并非在暗示成功的例子很少。在过去几个世纪，德国、丹麦、瑞士、法国等西欧国家也像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在稳定状态中利用由上而下的管理方式扩大森林面积。同样地，600多年前，印加帝国在安第斯中部地区创建了美洲规模最大、组织严明的土著社会，数千万民众在国王一人统治之下，大规模重新造林，修筑梯田以防止土壤侵蚀，增加作物产量，确保木材来源。
其他在小规模农耕、畜牧、狩猎或渔业经济方面成功运用由下而上管理方式的例子也不计其数。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在第四章简单提到的美国西南部印第安部落。比起庞大的印加帝国，这些印第安部落实在显得微不足道，但他们还是想出种种对策来解决环境问题，以长远的眼光发展经济。阿纳萨兹、霍霍凯姆和明布雷斯最终都成功了，在同一个地方持续发展了1000多年。格陵兰的维京社会虽然崩溃了，但生活在同一岛上的因纽特人依仗自给自足的狩猎采集经济，从公元1200年起生存了500多年，最后在1721年由于丹麦的殖民而分崩离析。澳大利亚更新世的巨型动物群在46000年前灭绝后，土著们也以狩猎采集维持生计，直到公元1788年被欧洲殖民后才结束。现代还有一些自给自足的小型农业社会，其中被广泛研究的有采用农田灌溉系统的西班牙和菲律宾、瑞士阿尔卑斯山区的农牧混合型经济，这些都已进行了几百年，对于如何管理公共资源，当地都有详细的规定。
我所提到每一个采取由下而上管理方式的例子，都是对土地上的所有经济活动具有绝对掌控权的小型社会。有意思的是印度也实行由下而上的管理方式，但较为复杂。种姓制度使整个印度社会分为几十个分工不同的次社会，各自从事不同的经济活动。不同种姓阶级的人通常生活在同一个村子，相互贸易，但不能跨种姓通婚。对于像捕鱼、耕田、放牧或狩猎采集这些利用环境资源的活动而言，不同阶级有不同的资源利用方式和生活方式。以捕鱼为例，不同种姓的渔民对捕鱼的地点和方式也有进一步细分。就像蒂科皮亚岛民和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人一样，阶级森严的印度人资源有限，而且希望把所有的资源都传给子孙后代。为了维护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所有人都严格遵守各项社会规范。
为什么本章讨论的社会都最终获得了成功，而第二章到第八章讨论的社会却归于失败呢？其中一个原因在于环境的差异： 有些社会的生态环境较为脆弱，挑战性相对更大。我们已在第二章探讨了导致太平洋诸岛环境脆弱的多种因素，这解释了为什么复活节岛和芒阿雷瓦岛上的社会会走向消亡，而蒂科皮亚岛却存活至今。本章探讨的新几内亚高地和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蒙上天垂青，拥有顽强的生态环境。但是，环境差异并非是惟一的原因。就像格陵兰岛和美国西南部地区那样，在同一片生态环境地区发展的多个社会中，各自践行不同的经济方式，有的存活下来，有的失败了。所以，根据不同的生态环境，因地制宜，制定合适的经济策略也很重要。最后，尽管采用了好的经济策略，还要确保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依赖的资源有很多种，如耕地、牧草、渔场、狩猎场、植物和小动物等。有些社会知道适度利用，以避免造成资源枯竭；有些社会却竭泽而渔，最终覆水难收。对此，第十四章将探讨应该避免的种种误区。在此之前，我们先在接下来的四章中继续检视现代社会，与前几章讨论过的过去社会进行比较。第三部分
现代社会第十章马尔萨斯在非洲：卢旺达的种族屠杀第十章马尔萨斯在非洲：卢旺达的种族屠杀两难境地
在我双胞胎儿子10岁和15岁的时候，我和太太两次带他们去东非旅行。同其他游客一样，非洲巨大的动物、壮观的景色与众多的人口深深震撼了我们。不管我们在家中舒适的客厅看了多少遍国家地理频道的非洲特辑，看了多少次羚羊跃过电视屏幕的镜头，当我们身处塞伦盖提大平原，从陆虎吉普车上放眼望去，四周上百万头羚羊黑压压一片，这种景观、声音和味道还是让我们措手不及；电视也无法向我们展示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的辽阔平坦。开车从位于悬崖口的旅馆一路下到平地，你将会领略到火山险峻陡峭的内壁。
东非人民的友善、对孩子的热情、色彩艳丽的服饰和人山人海的情境让我们备受感染。在书中抽象地读到“人口爆炸”和每天亲眼所见一排排站在路旁的非洲儿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体会。许多儿童看上去与我的儿子年纪相仿，身高也不相上下，他们纷纷向开车经过的旅游车索讨一支上学用的铅笔。这些为数众多的人群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显而易见： 牧场中的草稀稀疏疏，成群结队的牛羊差不多将它们啃得精光，新近侵蚀形成的沟壑流淌着从牧场冲刷而下的泥浆。
这些孩子的存在使东非加速成为全球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肯尼亚近期的人口增长率达41％，其人口将在17年内翻一倍。非洲的人口爆炸已经现出端倪。由于非洲是人类栖居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因此有人可能会天真地认为非洲的人口早已达到平衡。然而事实上，诸多原因造成非洲人口激增： 引进新大陆的作物（特别是玉米、豆子、甘薯和木薯），从而拓宽了农业基础，粮食产量超过以前只种植本土作物时的产量。另外还由于卫生条件改善、预防医疗、母亲与儿童接受疫苗接种、抗生素的使用，以及疟疾等非洲地方性疾病得到部分控制；同时国家统一、国界确立致使那些渺无人烟、争端频起的邻界地带如今也能安家居住。
像东非这样的人口问题往往使人想到“马尔萨斯主义”。1798年，英国经济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1］〖〗［1］托马斯·马尔萨斯 （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人口理论的创立者，著有《人口原理》、《政治经济学原理》等书。——译者在其著作中提出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食物供给的增长，他的依据是人口以指数方式增长而食物供给却以算术方式增长。比方说，假设人口翻一倍需要35年的时间，2000年时有100个人，那么按照这一速度增长，到2035年就会有200个人，到2070年则有400人，2105年翻到800人，以此类推。然而，食物产量并非成倍增长： 这次科学重大突破使得小麦产量上升了25％，那次重大突破使产量又增加20％等等。这就是人口增长与食物增长最本质的区别。当人口增长时，多出来的人口本身也在制造新的人口，这就好比是利滚利。所以，除非饥荒、战争、疾病等因素，或者因为人们采取预防措施（如避孕或者晚婚），人口增长的速度才会缓减下来，否则日益增长的人口必将消耗掉所有的食物。时至今日，下述观点仍然得到广泛的肯定： 如果不控制住人口增长，仅靠增加食物供给来提高人类的幸福终将流于失望——马尔萨斯如是说。
对这一悲观看法的正确性一直存有争议。事实上，已经有许多现代国家通过人民自愿（意大利和日本）或政府下命令控制出生率（中国）的方式大大降低了人口增长。然而，现代卢旺达的例子却证明了马尔萨斯理论中最坏假设的正确性。通常来说，马尔萨斯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们都认为以不可持续的方式利用资源所造成的人口和环境问题最终都能通过这个或那个方式得到解决： 要么通过自愿选择的方式，要么通过不愉快的、强加的方式，例如马尔萨斯所想象的那些［2］〖〗［2］即饥荒、战争、疾病等因素。——译者。
几个月前，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给本科生讲授社会的环境问题时，探讨了社会在解决环境保护争端中经常面临的困难。一个学生答道，这些争端一般可以在冲突的过程中得到解决。他并不是赞成用屠杀来解决争端，而是认为环境保护所引发的冲突发生在人身上，这些冲突在美国通常是由法院来解决，法院也能给他们一个通情达理的解决方式。因此那些有志于以解决环境保护问题为职业的学生们需要熟稔司法系统。卢旺达案例很具有教育意义： 这个学生的看法在根本上是正确的，但是这些冲突的严峻性往往超过法院程序。
卢旺达事件
近几十年来，卢旺达及其相邻的布隆迪已经成为人口众多和种族灭绝的同义词（参见图21）。它们是非洲诸国中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尼日利亚的人口密度为非洲第三，而卢旺达的平均人口密度则是尼日利亚的3倍，是邻国坦桑尼亚的10倍。卢旺达死于种族屠杀的人数在1950年后全世界种族屠杀死亡人数中排第三，这一数字仅次于1970年在柬埔寨和1971年在孟加拉（当时为东巴基斯坦）发生的大屠杀。由于卢旺达的总人口是孟加拉的十分之一，按总死亡人数来看卢旺达的屠杀规模超过孟加拉，仅次于柬埔寨。布隆迪的种族屠杀虽然在规模上稍逊于卢旺达，“仅”有几十万人，但足够使布隆迪的死亡人数排到自1950年以来全世界种族屠杀死亡数的第七位，如果按屠杀数占总人口比率来计算，布隆迪排到全世界第四。
我们已经将卢旺达和布隆迪的种族屠杀与种族暴力联系在一起。在了解种族暴力以外的原因之前，我们需要先熟悉一下种族屠杀产生的背景与历史，以及对这一问题的普遍解释（我将在后文提到为何这一普遍解释是错误的、不完整的或过于简单化）。卢旺达和布隆迪这两个国家的人口主要由两大族群组成： 胡图族（原占总人口的85％）和图西族（原占总人口的15％）。在很大程度上，这两个族群传统的经济作用并不相同： 胡图族主要从事农耕，图西族则以游牧维生。常有人说这两个族群长相有异。胡图族普遍矮胖结实、肤色较黑、塌鼻厚唇、下巴方正。而图西族人的个子相对高瘦、肤色较白、薄唇、尖下巴。人们通常认为，来自南边和西边的胡图族人最先到达卢旺达和布隆迪，而图西族人，即来自北边和东边的尼罗河流域居民稍晚才至，但取得了统治地位。在沦为德国（1897年）和比利时（1916年）殖民统治那段时期，图西族人由于肤色较浅，外表接近欧洲人或白种人，因此被殖民政府认定其人种优于胡图族人，并借助他们来进行间接统治。1930年代，比利时殖民政府规定所有人必须携带身份证，上面注明胡图族或图西族。这一举措急剧加速了本已存在的种族差异。
卢旺达和布隆迪都于1962年独立。在即将独立之际，胡图族人开始通过抗争来推翻图西族人的控制，并取得统治权。小规模的暴力逐渐升级成图西族和胡图族之间冤冤相报、终无宁日的屠杀潮。布隆迪的胡图族人在1965年和1970年至1972年间发动起义，结果是上万个胡图族人命丧黄泉（这一估计数字与其后的死亡和被驱逐人数很难达到精确），而图西人则继续执掌政权。卢旺达的情况正好相反，胡图人占了上风，在1963年杀死了20000图西人（也许只有10000？）。接下来的20年中，100万个卢旺达人，其中大多为图西族人，被驱逐到邻国。他们在那里时不时谋划入侵卢旺达的行动，结果造成更多的图西族人被杀死。一直到1973年，胡图族将军哈比阿日马纳借助军事政变推翻了以前的胡图政府，他决定与图西族和平共处。
在哈比阿日马纳的统治下，卢旺达繁盛了15年，成为大受欢迎的外援资助对象，健康、教育和经济都有长足进展。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干旱和环境问题积压成堆（特别是滥伐森林、土壤侵蚀和养分流失），1989年该国两大出口产品咖啡和茶的世界价格大幅下跌，世界银行采取紧缩措施，再加上南部大旱，这一切致使卢旺达的经济停滞不前。1990年10月，一支图西族人从邻近的乌干达入侵卢旺达东北部，哈比阿日马纳以此为借口在卢旺达上下大肆屠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