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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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想这时候就是有一头母猪，他们肯定也会奋勇向前，精尽人亡。正美着呢，突然大门被咣啷一声踹开，灯光大亮，保卫处唐处长猛纠纠地直奔我而来，他身后跟着几个保安，瞪眼拧眉，象搜山的国民党匪兵。整个场子瞬间乱成一乱，急促杂乱的脚步声、哐啷啷的坐椅掀动声、嗡嗡蜂鸣的说话声，乱得一塌糊涂。有两个家伙见机不妙，想跳窗而去，被老唐一声大吼震住：“一个都不能放走！打电话通知他们系主任来领人！你，”他指着我的鼻子，“马上跟我去保卫处！”
1994年7月2日，我的心情就跟七年后刚听完刘总电话一样，觉得整个世界都塌了。郝峰凑过来跟我道歉，我一把将他推开，跟着老唐跌跌撞撞地往外走，刚一出门就支持不住了，一下子靠在墙上，四肢无力，象牛一般直喘粗气。
我那次真的作好了死的准备。我哭着对我们系主任发誓，说如果学校开除我，我就从16层教学大楼上跳下来，吓得小老头脸如金纸，到学生处拼命地替我说好话。我还把自己几个月来的利润全都取出来，大约有一万元，到学生处、保卫处、校办到处打点，还给主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送了个大大的红包，他开始时一脸神圣，拒我于防盗门之外，还痛斥我的无耻钻营，在我再三纠缠、发誓保密之后，他终于讪讪地收下，然后一脸神圣地说行了，不会开除你了，回去吧。
从那时起，我就知道，这世上没有金钱赎买不了的罪恶，也没有永不生锈的的纯洁。李良听说此事后大为愤慨，声称要写信检举，我大喝一声：“你龟儿子这不是害我吗？！”他恨恨而去，胸中颇有不平，赋诗道：
即使永不被宽恕
我也要在地狱里大声呼喊：
上帝 我的罪恶
源于你神圣的法衣
那时的我们还很单纯，谁都没去想这事的来龙去脉。直到三年后，我的旧情人，绰号黑牡丹的体育老师结婚时，我才恍然大悟。和赵悦好上后，我还和黑牡丹不清不楚了一个多月，这种脚踩两只船的无耻行径让她十分愤怒，经常骂我禽兽不如、卑鄙下流、生孩子没有屁眼。她是那种毛孔粗大、心眼细小的女人，脱了衣服一身是毛，穿上衣服满身是刺。有一天快熄灯了，她把我叫到楼下，气势汹汹地让我给个说法，“你到是要她还是要我？”我支吾了半天，终于鼓起勇气，羞嗒嗒地说我还是跟赵悦更有感觉。黑牡丹一下子把手举得天高，看样子很想揍我，我闭上眼，运气于脸，准备接受她的雷霆一击，过了半天也没动静，我再睁开眼时，发现她已经转过楼口，肩膀一耸一耸地，在月光下跑得飞快。
她的新郎，那个叫姚志强的内蒙大汉，那夜就坐在我的录像厅里，也是仅有的没被处分的两个人之一。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文殊院的和尚说：祸福本无根，脚上的泡是你自己走出来的，眼前的山也都是你自己造出来的。站在西门车站喧嚣的空气中，我想，你这该死的陈重，究竟给自己造了多少座山啊。
我的成都，这个象手掌一样熟悉的城市，充满了危险的、动荡的、不确定的因素。它永远都在打墙拆楼，永远都在挖坑修路，永远都有票贩子和拉客的过来骚扰。我提着一个轻飘飘的纸袋，慢慢从人群中挤过，心情黯淡如鞋底的纹路。纸袋里是我这些年的全部家当：几本《销售与市场》、几本荣誉证书、一个盖不严的保温杯，还有十几张从来不敢让赵悦看见的照片：我和油条情人、和赵燕、和川大美女的合影。我在不同的场景里微笑、挥手、故作潇洒，象一只不知秋之将至的蝉，尽情地挥霍着仅有的那点幸福。收拾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的心忽然酸了一下，红着眼睛上下打量，心想这些年我为公司创造了千万元的财富，而留给自己的，却只有这么小小的一袋。
周卫东最后的表现倒很让我感动，一直为我跑前跑后的，对董胖子的冷眼尿也不尿。我偷袭得手后，感觉心情大畅，董某挂在墙上，气得全身哆嗦，双眼浑圆如灯，一步跨到我的面前，跃跃欲试要报那一拳之仇，在最关键的时刻，周卫东一个箭步冲过来，抱着胳膊为我助阵，董胖子腿颤了半天，估计没有人会站出来帮他，怒吼了一声摔门而去，脸又青又红，象教皇的屁股一样发着神圣的光。
（三十三）
我帐户上还剩五万八，老汉的全部积蓄加起来，估计也不会超过这个数。姐姐本来有点钱，但八月份刚买了一套房子，剩下的钱连装修都搞不起。我这两天一想起钱的事就恨不能拿头撞墙，五脏六腑全象着了火，吃饭没味道，睡觉作恶梦，尿黄得象鲜榨橙汁，今天早上醒来，发现嘴里起了一个牛大的水泡，刷牙时不小心捅破了，疼得我满地乱跳。
总公司的门律师已经到了成都，昨天晚上跟我通了个电话，说刘总指示他，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把钱拿回来，让我不要心存侥幸，“就算你跑了，你的担保人也跑不掉。”我把牙花子都咬破了，恨不能从电话里伸出手去，一把掐断他鸭子般的喉咙。他说的担保人就是我爸，刚进公司时，老汉为我签了一份《担保合同》：我推荐某人到贵公司入职，并负责赔偿他给贵公司造成的任何经济损失。姐夫说这简直就是诛连九族。老汉到现在还蒙在鼓里，跟门律师通完电话后，我拖着两条重若泰山的腿回家，一进门就看见老两口蹲在我房里，敲敲打打地修我的床，老太太还让我马上搬回来住，“看你瘦的，肯定在外面连口热饭都吃不上。”我心里立马象堵了块大石头，鼻子里象灌了醋，本来想好了要跟他们坦白的，但此情此景，认罪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吃饭时爸爸问我工作的事情怎么样，我慌得筷子都捏不住，连声说挺好的挺好的，心里羞愧难当，真想一头从窗上扎下去。
我跟周卫东商量，他一个劲地安慰我，说公司纯粹是虚张声势，你这事最多算是民事纠纷，根本扯不上什么刑事责任，“怕个棰子怕？”但我心里还是没底。我亲眼见过王大头是怎么办案的，成都英岛公司的老总就因为进了几箱假烟，被他们搞得人不人鬼不鬼，连罚带打，最后倾家荡产。王大头自己都承认：只要进了看守所，有理你也说不清，这社会根本就没有什么罪或者非罪，只有幸运或者不幸，“你永远无法为自己辩护”。更何况我的欠款是结结实实摆在桌面上的。公司如果真是铁了心要弄我，只要甩个几万块给警察，我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李良出事后，我和王大头一直没有联系过。恐怕他自己也明白，如果不把那件事解释清楚，不光是我，连李良都不会再当他成是朋友。李良表面温和，骨子里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怀疑主义者，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包括我，他最好的朋友。十年了，交往越久，我感觉离他越远，这说明我从来没有真正地走进他的生活，他的心。
这也是我不敢向他开口的原因。我和叶梅的奸情败露后，他对我的态度一直都很奇怪
，若即若离的，有时看着很亲热，有时又冷若冰箱。前几天我让我妈做了一盆当归炖土鸡，亲自用保温饭盒给他送去，说让他补补身体，他当着我的面说得千好万好，很感激的样子，但过了几天我再去他家，却发现那个饭盒冷冷地躺在厨房的角落里，上有菜汤下有饭粒，里面的鸡却一口没动，我看着自己的一片心意长满了绿毛，心里很不舒服，质问他为什么不吃，话刚出口就后悔了，我忽然明白了李良的意思：他不愿意接受我的任何恩惠。这种矫情的姿态让我又愤怒又伤心，还有点无端的怜悯。
我不知道如果我开口借钱，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对我来说，与其被李良拒绝，被他鄙视、嘲笑，我宁可去坐牢，那样看起来倒还象条真正的汉子，或者说，至少没有违反我们年轻时订下的规则。大二那年，文学社的报纸《或者》创刊发行，在高校圈子里引起极大轰动。李良在发刊词中宣称：“我们决不沉沦。我们只选择两种死亡：辉煌，或者壮烈。”这句话诞生于一个夏夜的卧谈会，被老大称为“里氏七点八级的牛逼”，程度相当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
钱的事快把我逼疯了。前天回家时，看见楼下有一辆黑色的广州本田，后车窗没有关好，露着两寸宽的缝隙。那是半夜两点钟，街上寂静无人，我左右环顾，心跳得差点从嗓子眼蹦出来，在大约一分钟的时间里，我至少问了自己20次：干，还是不干？修理厂的李师父对这种车很有研究，我跟他学了一下，只要一根长铁丝就能撬开，出手也方便，给梁大刚就行，应该不低于八万元吧。我正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忽然听到值夜的老头咳嗽着蹒跚而来，我一下子被惊醒了，头上汗水涔涔而下，心里咚咚乱响，想我他XX的差一点———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成了贼。
其他的办法我也想过，抢银行、砸金店、拦路抢劫，或者潜回公司点一把火，把所有的帐目烧得干干净净，让他们有屁都没处放。最偏激的时候甚至想买一把杀猪刀，把董胖子、刘三和老赖都做了，然后亡命天涯。冷静下来就知道这些办法全行不通。我了解自己，我从来就不具备那种果敢杀伐的素质，我真的能置一切于不顾，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么？我做不到。在这一点上，李良给我的评价十分中肯，他说：爱钱的困于钱，好色的困于色，“你太爱你自己，所以会被自己困住。”
十天的期限转眼就到。早上八点钟，门律师又给我打电话，说再给我四个小时的缓刑，如果12点钟之前我还没有把钱送去，“你就准备接传票吧。”我一边梳头一边告诉他：“我上午还要去面试，你要去公安局还是去法院，就直接去吧。”想了想，觉得还不过瘾，又象温柔地说了一句：“你不用等我了。”然后砰的挂了电话，心里不知为什么感到一阵高兴。
事已如此，我也豁出去了。大不了被老汉痛骂一顿，只要咬着牙挺过去，事情总会有办法的。周卫东说的好，实在不行了，老子买个假身份证跑球了，到新的城市混上个三年五载，再回来一样堂堂正正地做人。反正我现在也等于一无所有，没什么可留恋的。
昨晚上做梦梦见了赵悦，好象又回到了我们的大学时代，在校门口的电话亭旁，她关切地问：“我这里还有点钱，要不你先拿去用？”那是黄色录像事件后她对我说过的话。我在梦里隐隐约约感觉有什么不太对，笑嘻嘻地回答她：“我现在当经理了，有的是钱，你的钱留着买衣服吧。”突然之间，场景就变了，我站在金海湾酒店的阳台上，赵悦一丝不挂，眼里泪水直流，对我说：“陈重，你亏了良心，你亏了良心！”然后象疯了一样扑过来推搡我，我一个没站稳，轻飘飘地从楼上摔下来，一边跌落一边大声斥责她：“你总是这个德性，一天不吵你就浑身难受！”
那夜月光如水，照得人眉目生凉。几只晚睡的麻雀被月光惊醒，振翅远远飞去。在成都西延线一栋红色的楼房里，一个又丑又脏的家伙忽然翻身坐起，象疯子一样狠狠地抓着自己的头发，那些圣洁的、蔚蓝色的月光，在他胡子拉茬的脸上缕缕浮动，好象梦中的泪痕。
约我面试的是美领馆旁边的一家体育用品公司，他们缺个销售部经理。可能是没睡好，老板问我问题时，我回答得语无伦次，自己都有点脸红。估计他对我也不太满意，听我说薪水至少要5000元时，他阴着一张大饼子脸“嗷”了一声，二话不说就把我轰了出来。
这里是成都的富人区，集中了一大批幸运的小偷和成功的强盗，在丧尽天良的巧取豪夺、坑蒙拐骗之后，他们改换容颜，开着名车、住着豪宅、挎着美女，有个新名头唤作“高尚人士”。不远处曾经开过一家女士酒吧，传闻是年老色衰的阔太太、闲极无聊的二奶们寻找精神填充物和肉体填充物的交易场所。我99年曾经带赵悦去过一次，鼓动她从吧台边的一群帅哥中挑一个，赵悦笑嘻嘻地回敬我：“我不要，自己的老公都还没玩够呢，找他们干什么？”
这几天火气很大，嘴臭得能熏死苍蝇。我在路边小店买了块绿箭口香糖，慢慢地嚼着，心事重重地转过街角。路过好又多超市的门口时，我不经意地往里看了一眼，正在蠕动的下巴立刻张开，整人个被电打过一样僵在当场：在拥挤的人流中间，我美丽的前妻，赵悦，正提着大包小包，长发飘飘，笑逐颜开地向我走来。
（三十四）
警察进门时，老太太吓得差点摔倒，以为我做下什么惊天大案了呢。我当时也有点发蒙，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那两个警察倒很客气，胖的那个操一口浓重的自贡口音，说话时舌头翘得能舔到鼻子，问我在家里谈方不方便，我妈紧张得两手发抖，可怜巴巴地望着我。我搂了一下她的肩膀，说不用怕，是我们公司的事，胖警察连连点头，帮我圆谎，说阿姨放心吧，不是他的事，是别人的事。我妈一下子活了过来，颠着小碎步要给人上烟倒茶，我从茶几里拿了一条中华，对她说别忙活了，我们出去谈。
走出大院门口，我自觉地伸出两手，问那两个警察，“要不要铐上？”他们俩都笑，说没那么严重，我们就是了解一下情况，你这么主动，不是不打自招么？我赶紧陪笑，说警匪片看多了，还以为跟警察说话就得铐上呢，没想到还有你们这么和气的。这马屁拍得就有点水平了，两个家伙笑得眼睛都眯起来。我把他们带进对面的陆羽茶坊，心想王大头说的真是不错：态度决定一切，你只要装出忠厚老实的样子来，挨打都会挨得轻一些。
看来这事必须要动用王大头的力量了。小姐把茶端上来后，我借故溜到卫生间，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咬牙拨通了大头的手机。这还是李良出事后我第一次跟他联系呢。
电话里一片嘈杂，大头说他正在吃午饭，问我什么事，我把情况简单说了说，问他能不能帮忙，心想龟儿子只要说半句推辞的话，我就立马挂机，死也不去求他了。
“是哪个分局？”大头嘴唇叭嗒叭嗒地响，象叼着一口活猪。
我说是某某街派出所，不知道哪个分局。大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