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内篇-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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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佳味和异域的珍奇之物，能够改变人们的思想意志，使人的精神血气动荡不安的东西，可谓不可胜数。天地所生，不过木、土、水、金、火五种，圣人在这五种物质享受方面能克制，所以国事才不会失败。人之性情，心情平和欲望得到满足就快乐，快乐就冲动，感情冲动由激越而奔腾，激越奔腾就要歌唱，并随之手舞足蹈，手舞足蹈就像鸟兽一样跳跃奔腾。人之性情，心里忧愁便产生悲伤，悲伤过度就变得哀痛，哀痛不止就化成愤闷，愤闷就要发怒，发怒就会有所动作，有动作就使手脚不能安宁。人之性情，遭受侵犯就会发怒，发怒血气就会上冲，血气上冲脾气就激荡，脾气激荡就生怒气，怒气只有发泄才能消除心中的怨恨。所以演奏钟鼓管箫，舞动干戚旄旗，用来表现喜悦；穿戴孝服，拄着孝杖，规定号哭跺脚的礼节，用来表现悲哀；兵器铠甲，羽旄军旗，金鼓斧 ，用来表现愤怒。必须要有真实质朴的情感，才为表现这些情感而进行必要的装饰。
古时候圣人处在帝王之位，政令教化宽和，广施仁爱，上下同心，君臣和睦，百姓衣食有余，家养富足；父母慈爱，子女孝敬，兄长温良，弟弟恭顺；活着的人没有怨恨，死去也不遗憾；天下平安融洽，人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人们心中充满快乐，却不知道怎样来表现，于是圣人制定了音乐来调节。衰败之世的政治，农业渔业实行重税，关卡集市横征暴敛，以致鱼场全被封闭，鱼网没处撒，犁锄没处用。民力被徭役耗光，财物被赋税刮尽。居家没有饭食，外出没有干粮，老人得不到赡养，死者无人安葬，抵押妻室，卖掉儿女，来供给官府朝廷的需求。即使如此，还不能满足统治者的欲壑。就是愚夫傻妇，也有留恋不舍的心情和凄凉悲痛之情。在这种悲惨世界，再让他们撞钟击鼓，吹笙弹琴，就失去了音乐的根本作用。
古时候统治者的需求微薄，而人民供给富足，君主施恩德，臣子尽忠心，父母施慈爱，子女尽孝心，各自奉献自己的爱心，因而人与人之间没有遗憾和怨恨。三年守孝的制度，并不是强迫来实行的。在守孝期间，听到音乐快乐不起来，吃着美食不觉得味美，这是因为思念敬慕之情还萦绕在心。近世风化习俗大败，人们欲望多，礼义废弃，君臣相欺，父子相聚，怨恨之情充塞胸中，对死者的思念之情一点都没有，虽然披麻戴孝，即嬉笑自如，虽然形式上也守孝三年，却早已失去了丧礼的本来意义。
古时候天子的封地方圆千里，诸侯的封地方圆百里，各守本分，不能互相侵犯。有不实行王道的诸侯，残酷虐待百姓，争夺地盘，侵略别国，不守礼法，违犯禁令，召他不来，命令不听，屡禁不止，毫不悔改。于是发兵讨伐，杀死诸侯国君，撤换他的党羽，然后为其修建坟茔，祭祀社神，挑选他的贤良子孙继承王位。近世致力于扩大土地，侵夺别国，兼并不止。发动不义战争，攻打无罪之国，杀戮无辜人民，灭绝先圣后代，大国进攻，小国守城，驱赶人家的牛马，拘禁别人的子女，毁掉别国的祖庙，搬走别国的宝物，血流千里，尸横遍野，来满足贪婪之君的欲望。这不是战争产生的本来目的。
因此说军队是用来讨伐暴乱的，不是来制造暴乱的；音乐是用来陶冶人的性情的，不是用来助长淫乱的；丧礼是为了表达哀思的，不是为了装模作样的。所以侍奉父母有一定的规定，而要致力于爱心；君臣见面有一定的礼仪法度，但要以敬重君王为上；居丧有一定的礼节，但要表达内心的哀痛之情；用兵讲究一定的战术，但要以正义为根本。根本确立了，道才能通行；根本受到破坏，道也就废弃了。
卷十 缪称训
道至高无上，深不可测，比水准还平，比墨绳还直，比规还圆，比矩还方，包裹着宇宙没有内外，覆盖承载万物没有阻碍。所以掌握了道的人，不哀不乐，不喜不怒，坐着无思虑，睡着不做梦，器物出现能叫出它们的名称，事情发生了能应付自如。君王是国家的心脏，心脏平和，血脉就能平稳流畅，心脏紊乱，血脉就随之紊乱。所以心脏健康的人，身体就相安无事；国家治理得好，君臣就各安其位。黄帝说：“广大无边呀！顺承上天的德泽，与元气相通。”所以至德之人，说出的谋略相同，办事的旨意也相同。上下一心，没有走岔道和意见不一的人。阻止臣民走歪门邪道，引导臣民行善，而人民就走正路。所以《易经》说：“能与人到达野地，对渡过难关就有利。”
道是万物的向导，德是用来扶持人的天性的，仁是积累恩德的证明，义是能和别人比心，而与别人的意愿相合。所以道被抛弃了就用德来取代，德衰微了就产生了仁义。所以远古圣人治理国家依靠道而不靠德，中古圣王治理国家谨守着德而不知用仁义，近世贤王治理国家，谨慎地守着仁义只怕失去。君子没有仁义就没法活下去，失掉了仁义就等于丧失了生存的条件；小人离开了嗜欲就没法活命，失却不嗜欲就等于失去了他生活的条件。所以君子害怕失掉仁义，小人担忧失去利益；观察他们害怕什么，就知道君子和小人的差别。《易经》说：“追逐鹿而得不到守林官的帮助，只是在林中瞎跑。君子追求不到所想得到的，不如舍弃，否则就有危险。”
对别人施予丰厚，回报也就丰厚；对别人积怨大，祸害就深。施予少却得到厚报，积怨深却无祸患，从古到今没有这种事。所以圣人懂得怎样交往，也就知道别人将会怎样回敬自己。圣人之道，像在大道上置酒款待过往行人吧？行人喝酒，多少不同，各自适合自己的需要。所以能够得到一人的心，就能得到百人的拥戴。一个人能够用他希望上司对他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下属，下属哪个不爱戴他呢？用他要求下属对待他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上司，上司哪个不喜欢呢？《诗经》说：“爱护每一个人，就能够成就功德。”成就功业是大事，爱护每一个人却不显眼；但能够从小的善行做起，才能建立大的功业。
君子看到别人的过失，就忘记会招致责罚，所以敢谏；发现了贤才，就忘记了自己可能会失去地位，所以能让贤；看到衣食不足的人，就忘记了自己可能会贫穷，所以能施予。内心有感情，流露在外表。凡是言行饱含着真情，虽然说错了话做错了事，别人也不会怨恨；言行不由衷，虽然忠诚的样子，也招人憎恶。后稷为天下谋利益，但他不自夸；夏禹治水不白费民财，但他不自满。他们都从完满占看到了缺陷，在充实冲感到了空虚，因为他们要求自己尽善尽美。人们都认为自己喜欢的人贤能，喜欢能让自己高兴的人。世人无不举荐贤能的人，有的能办好事情，有的把事情搞糟，并不是举荐人欺骗自己，只是举荐合自己口味的人。自己不一定贤能，而求合自己口味的人，想得到真正的贤才，也就难以实现了。让尧帝考察虞舜可以，但让夏桀去衡量唐尧，就好比用升子去量一石粮食。现在人们说的狐狸，一定既不知道狐是什么，也不知道狸是什么。不是从未见过狐，就是从来没见过狸。狐和狸虽然不是异类，而且生活习性很相近，但也只是同类罢了。可是人们称狐狸，可见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狐，什么是狸。所以把不贤的人说成贤人，那他一定不明白什么是贤；把贤人说成不贤，那他一定不知道什么是不贤。
圣人在上，老百姓就对他的治理感到高兴；圣人在下，老百姓就钦慕他的志向。小人在上，老百姓就像睡在机关上，又像茧中的蚕蛹，片刻不得安宁。所以《易经》说：“骑马徘徊不定，面临危险泣血悲伤。”就是说小人占了他不该占的位置，不能长久。万物没有无用的东西。天雄和乌头，是草药中的剧毒，而良医用它们救人性命。侏儒和盲乐师，是人中困窘至极的人，而君王用他们做乐官优伶。所以圣人用人如同巧匠裁削木料，没有什么不能派上用场。勇士一声呼叫，三军为之退避，因为他的呼喊发自肺腑。所以领唱的没人应和，上面的意图下面没有执行，一定是双方思想感情不融洽。所以舜帝不离开朝廷而匡正天下，这是由于他自身正直。所以在上位的人耍手腕，老百姓就搞欺诈。身体弯曲而影子直，没听说有这种事。用说教达不到的，靠行动可以达到；靠行动达不到的，用诚心可以达到。心中有真情感动，就能明于智慧，自然表现在外在形式上，这就精诚所至。可以凭这种形式来感化，而不能靠说教来告诫别人。戎、翟出产的马，都善于奔驰，不论远近，只有造父能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三苗的百姓，都能教育得忠诚老实，不论贤愚，只有唐尧、虞舜能使他们具备美德。他们一定有不可言传的法术。中行穆伯能徒手与老虎搏斗，但是不能驯养老虎，因为他力大而不懂得驯养老虎的方法。能够运用百人的才能，就能得到百人的力量；做了让千人喜欢的事，就博取千人的心；好比砍伐大树而拖住树根，千枝万叶没有不跟着动的。慈父疼爱子女，不是图子女报答，而是内心里放弃不下；圣人养育百姓，不是求得百姓使用，而是要尽爱民的天职；这如同火自然是炽热的，冰自然是寒冷的，哪里用得着修炼呢？等到需要依靠子女赡养，依赖人民出力的时候，他们自然会尽孝尽忠，就像船走到江心失火，全体乘客都会和船夫奋力灭火一样。所以君子在事情的开始，就想到了事情的结果。媒人花言巧语介绍婚事，人们心里并不感激，因为她们是为了钱财；雇工的主人劝饭，雇工并不敬爱主人，因为主人是要他们多卖劳力。即使是慈祥的父母，如果不具备真诚的爱心，而是对子女有什么希求，那么子女也不会感恩。所以馈赠厚礼送客人上路，不要指望客人回赠；给死者厚葬，不应该只求死者在天之灵的保佑和生者心灵的安慰。如果是出自至诚之心，那么感化的作用就深远了。祭祀祖宗神灵时供上锦绣，是看重形式；而把圭璋玉器摆在祭品前边，则是表示质朴纯情。美好的形式不胜过质朴纯洁的真情，才称得上君子。所以用一年功夫造成一辆车，却缺少一根三寸长的插销，车子就不能运行；木工做门，却少了五寸长的关键，门就不牢实。所以君子办事总是期待完美的结果。
精诚之心，可以神妙地感化，但不可用来教导；精明的眼睛，可以用来观察无形之物，但不能用来告诫。在无形之中发挥作用，人们不可能了解。所以舜帝不离开座位天下就得到治理，桀不走下宫殿的台阶天下就大乱，这是由于感情的作用比大喊大叫要好。自己做不到的却要别人做到，从来没听说这种事。赞同你的话并且相信，因为你说话前有诚心；服从你的命令并且接受教化，因为你发号施令时有诚心。圣人在上，人民顺从感化，是因为首先圣人有真情。君王在上，发号施令，宣传动员，可是下面百姓不响应，是因为君王的感情和政令不统一。所以《易经》说：“高高在上的天子有悔。”三个月的婴儿，不懂得利害，但慈母的爱心却能使他能感受到，这是由于母子真情相通。所以言教的作用小而又小，不言之教的作用大而又大。能够实践君子的话叫做信，能够符合君子的意向叫忠。忠信在内心形成，就对外界产生感化作用。所以禹王手持兵器，在宫庭台阶前舞蹈，三苗就归服了。鹰在河川上空盘旋飞翔，鱼鳖慌忙沉入水底，鸟儿也远离，一定要躲避灾害。儿子对父亲去死，臣子对君王牺牲，世间有人这样做，并不是以死来邀取名誉，而是感恩之情藏在心中，而不能逃避死亡。所以人们甘愿去做自己乐意的事，并不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愿望，可是愿望常常达到；君子悲伤痛苦，并非只是做出悲痛的样子让人们理解，不是迫于外力，而是从内心产生真情。义比君王重要，仁比父亲更亲近。所以君王对臣下，有权决定他们的死活，但不能让他们苟且改变道义；父亲对儿子，有资格吆喝他们，但不能使儿子没有忧心。所以，把义和仁放在高于君和父的位置，那么就会君尊臣忠，父慈子孝。圣人在上，他的教化灵验如神。远古的君王说：“我不过根据百姓的自然之性。”上古的帝王说：“百姓像那样，我的治理像这样。”所以《诗经》说：“驾御马匹就像织丝一样合节奏。”《易经》说：“心中有美好的情操，就能获得成功。”能够从自身修养做起，就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在黑夜里省察自己的行为，周公毫无愧色。所以君子慎独。放弃自身修养而指望实现远大的目标，是行不通的。
听善容易，亲身实行难。孔夫子看到庄稼的三次变化，感叹说：“狐狸朝着山丘死去，我大概应像禾苗一样向着根吧？”所以君子见善，就感到自己应该去恶从善。自身正直无邪，归服远方的人就容易了。所以《诗经》说：“君王不能行正道，百姓不会信赖他。”小人办事只要捞到好处，君子办事只求合乎道义，他们有所求是一样的，只是目标不同而已吧？船上摇浆，鱼沉水底，鸟飞高处，同时听到响声，表现不同，但避害的心理是一样的。喜负羁赠给逃亡到曹国的晋公子重耳一壶水，重耳后来消灭曹国后就在僖负羁的居地立表旌表他的功德；赵宣子用一束干肉救济过饥民灵辄，后来灵辄保护赵宣子免遭杀身之祸。僖负羁和赵宣子馈赠的物品并不丰厚，但是恩德却有余。仁爱之心的感化，以恩德待人，悲伤之情油然而生，所以感人至深。同样是大声叫喊，长者这样对待晚辈，会认为是爱护；如果这样对待生人，就会引起争斗。所以说，“兵器的锋利比不上精神的感化，就是莫邪宝剑也显得迟钝；敌人没有比阴阳谋略更厉害的了，击鼓进军只是小事。”圣人做好事，并不是为了求名，可是名誉到来；求名不是为了得到利益，可是利益自然到来。所以忧喜之情发自内心，并不希望感动别人，但感动作用自然产生。所以至德之人从不修饰自己的外表，他的言行就像灰尘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