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2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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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体育指导的斯拉瓦是原先的诺里尔斯克劳改营的看守。或者米沙·巴克斯特突然在列宁格勒糕点商店里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那人也注意到他了。原来那是劳改营分部的长官古萨克大尉，现在换上了便服。“喂，你等等，你等等！你在我的什么地方蹲过把？……噢，我想起来了。因为不好好劳动，我们还没收过你的邮包！”（是啊，他全记得！．但是，他们觉得这一切都很自然。似乎他们就该永远骑在我们头上，月前只不过是短暂的间歇而已！）
还可能遇见（别尔斯基就遇见了）部队指挥员鲁迪科上校。是他当初为了避免麻烦，才匆匆忙忙下令逮捕你的。他现在穿着便服，戴着高贵的礼帽，伊然一个学者，一个受尊重的人！一也可能遇到你原来的侦查员，就是在侦讯中打过你，把你关进臭虫房的那个。他现在领取着优厚的养老金。例如赫瓦特，审讯并杀死伟大的瓦维洛夫的人，他现在就住在高尔基大部。上帝呀，再别让我们遇见这种人吧！因为这只会打击我们的心灵，而他们倒是无动于衷的。
还有可能遇到你的告密者。就是那个送你进监狱的人。他现在也飞黄腾达了。天火雷电并没有惩罚他！那些回到故乡的囚犯必然会遇到告密陷害自己的人。有些心直口快的人愤愤不平地出主意说：“喂，你上法院去告他！单单为了让他在公众面前现现原形也好嘛！”（也确实如此而已，不可能有更大的指望。现在大家都懂得这一点了……）但是已经恢复名誉的人只好回答说：“唉，算了吧……唉，行啦……”
因为对这种案件的审判是朝着那个需要套上一百头牛拉的方向的。
阿维尼尔·鲍里索夫不耐烦地摆摆手说：“让生活去惩罚他们吧！”
也只能这样。
作曲家赫某对肖斯塔科维奇说：“这位勒女士是我们协会的会员，当初就是她把我送进监狱的。”肖斯塔科维奇激动地说；“你写份控诉材料，我们把她从音乐家协会开除出去！”（想得可好！）赫某却连忙摆手说：“噢，不！谢谢吧！当初揪着我这把胡子在地上拖来拖去。我可不想再来一次！”一
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报复？格·波列夫诉苦说：“原先把我关进监狱的那个坏蛋，在我被释放之后差一点儿又把我关进去！幸亏我及时地抛掉了家庭，离乡出走了，不然，说不定真就把我关进去了！”
拉就是我们国内的做法！这就是苏维埃式的做法2
什么叫做恶梦？什么叫做海市蜃接？这一切究竟是过去？还是现在？……
一九五五年，埃夫罗伊姆逊来找苏联副总检察长萨林，把一大本控告李森科的刑事控诉状递交给这位副总检察长。但萨林对他说：“我们无权受理这个案件，请你去找党中央。”
苏联的检察长们从什么时候起变得无权受理案件了呢？或者说，他们为什么不早三十年变得无权受理呢？
洛佐夫斯基和谢廖金两人现在都很阔绰，就是他二人作伪证把丘尔佩涅夫送进蒙古地牢的。丘尔佩涅夫获释后，约了一位共同在军队服役过的熟人一起到莫斯科市苏维埃大楼中的生活服务部办公室去找谢廖金。那位共同的朋友对谢廖金说。“让我来介绍一下吧，这位是和咱们在哈勒欣河一起战斗过的，记得他吧？”“不，不记得。”“他是丘尔佩涅夫。你不记得这个人？”“不。不记得。战争把大家都冲散了。”“你难道不知道这个人后来的遭遇？”“我不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真是个坏蛋，下流坯！”
也只能说这些！他们告到谢廖金所属的党的区委员会，两人听到的回答则是：“这不可能！谢廖金的工作一直是很认真负责的。
他会认真负责地工作！……
一切事情照旧，一切人也都照旧。雷声轰隆过一阵子，并没有落下几个雨点。
一切都照旧。以至于研究北方民族语言的专家克雷诺维奇吸释放后又回到同一个研究所的同一个研究室，还同那些当年把他关进去的、仇恨他的人在一起工作。他还是要每天来上班。脱下外衣，同这些人坐在一起讨论。
这就好比把奥斯威辛死亡营的牺牲者和过去的警卫队长们放在一起开个杂货铺一样．
文学界也有大告密者。埃尔斯贝格和列秀切夫斯基之流害死了多少人啊？！谁都了解这两个人，可谁也不敢碰他们，曾经策划过把他们赶出作家协会。白费力！更不必说撤销他们的职务了。根本谈不到开除出党。
一九二六年制定我国刑法典时，就认为用诽谤杀人要比用刀杀人的罪责轻得多，应该宽恕，所以对这种罪的量刑只相当于用刀杀人的五分之一。（是的，哪能没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会有人利用“诽谤”这种资产阶级手段呢！）其中第九十五条规定：对于有意诬告，提供伪证，并有：①对严重罪行的指控；②抱有私利目的；③伪造罪证行为的人，处以……两年以下的徒刑。也许就只判六个月。
起草这一条文的人要么是白痴，要么就是非常有远见的。
我认为他们是很有远见的。
从那时起，每次大赦（一九四五年的斯大林大赦，一九五三年的“伏罗希洛夫”大赦）都没有忘记把这一条包括进去。他们当然关心自己那些积极分子们嘛！
另外，不是还有个“时效”问题吗！如果说别人（根据第五十八条）诬告了你，那就不论“时效”了。而如果你诬告了别人，那么可以应用“时效”这一条，我们要保护自己人呀。
安娜·切博塔尔一特卡奇一家的案件是由彻头彻尾的假证词制造的。一九四四年，安娜本人，她的父亲和她的两个哥哥同时被捕，罪状是什么“杀害未婚妻”，而且是“政治性”杀害。三个男人全在狱中被折磨死了（都没有招供），安娜在狱中被关了十年。而那个被“杀害”的未婚妻竟是安然无恙。安娜出狱后要求复审并恢复名誉，又花了整整十年。甚至到了一九六四年，检察长对她的答复仍是：“你被判罪是正确的。复审没有根据。”后来终于给安娜恢复了名誉。这时，不知疲倦的斯克里普尼科娃替安娜写了一份控诉状，要求追究伪证者的法律责任。苏联检察长格·捷列霍夫对此诉状的答复是：鉴于时效，此案无法追诉……
二十年代曾经把一些在四十年前根据沙皇法庭的判决处决过民意党人的无知庄稼汉搜索出来，揪到法院，判处枪决。那些庄稼人不是自己人，对他们不必讲“时效”。今天的告密者是与自己血肉相连的嘛！
囚犯们获释后来到的自由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多少众所周知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没有受到审判，没有受到惩罚呀！历史上难道能找到这种先例吗？
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东西可期待呢？从这种恶臭中能生长出什么东西来呢？
古拉格群岛这个恶毒的主意结出了多么丰硕的果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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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 斯大林死后
“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的事。”
《新约·启示录》第九章 第二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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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事到如今，左右为难
当然，将来人们是会谈起我们的。我们对此并没有丧失希望。因为凡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其真相迟早总会为人们所知。但是，原来没想此事绝不会很快发生，总要等到我们这些人大部分去世之后，而且将是在环境完全改观的时候。我把自己看作古拉格群岛史的编纂者，一直在写啊，写。可是，对于生前能看到它问世，我并没有抱多大希望。
历史的进程经常以其意外转变使我们吃惊，就连最有洞察力的人也不例外。我们未能预见到这一切将会怎样发生。并没有觉察到有什么迫不得已的理由。可是，竟然一切都突然颤动起来，开始有所进展了。于是，刹那间，通向这个社会的深渊的门扉仿佛微微开了一道小缝儿，而且有两三只真理的小鸟居然趁着那门扉还没有重新长久地关闭之前得以飞了出来。
我有多少前辈未能写到底，写出的东西未能保存下来啊！他们未能坚持到最后，未能攀登到上面来！而这种幸福却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得以在铁门扉重新关闭之前，从它的缝隙里把极少的一点真相第一次传递到外面去。
立刻，这点真相，好似由反物质所包围的物质一样，爆炸了！
它爆炸了，随之发生的是读者来信的激流滚滚而来，尽管这也是意料中的事。然而，接着便是报刊文章的激流冲过来了，但那激流是透过咬牙切齿声、压抑着憎恨和满心不快冲过来的，这样一些满篇赞扬俗套的官样文章委实令人厌恶。
当从前蹲过监狱的人们听到所有报纸一齐发出的这片叫好声，得知有一本关于劳改营的小说“问世并受到报界吹捧时，他们一致断定：“这又是杜撰！难为他们想得出还要借这个题目来造谣！”的确，要说我们那些通常言过其实的报纸会突然热心地赞扬起真理来，这确实无论如何也很难设想！有些人则对我的那本小说干脆连看也不看一眼。
可是，当他们一旦开始谈它的时候，却不约而同地拼发出一片呻吟声——那是喜悦的呻吟，也是痛苦的呻吟。于是，信件又像雪片一般飞来了。
这些来信我都保存着。我国同胞们是极少有机会说出自己对社会
问题的看法的，以前的囚犯尤其如此。要知道，他们曾经多少次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信念，曾经受过多少次欺骗啊！但是，这一次他们相信了：一个真理的纪元终于开始。现在可以堂堂正正地说话，可以大胆地写作了！
但是，当然，他们又一次受骗了。这已是第多少次了啊！……
“真理取得了胜利，但是迟了！”他们这样写道。
实际上甚至比这还要迟，因为它根本没有取得胜利……
自然，确实有一些头脑清醒的人，他们不肯在信尾署名（余生无几，我还要自已保重呢！”），或者就在报纸上吹捧得最厉害的时候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很奇怪，沃尔科伏依怎么会同意你发表这部小说的？我很不放心，你现在是否又被关进了加强管制工棚？请速回信。……”或者就干脆问道：“怎么搞的？怎么还没有把你和特瓦尔多夫斯基”关起来月
就是这样。是他们的捕兽夹子卡住了，一时没有发动起来。那么．沃尔科伏依之流该怎么办呢？只好也抄起笔来，也写信，或者就给报纸寄反驳文章。他们中间有些人还确实有点文采呢！
从这第二种来信的洪流中，我们懂得了应该怎样称呼这些人，也就是知道了这些人自己是怎样称呼自己的。过去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恰当的词，曾把他们叫做什么“劳改营的统治者”、“劳改营主人”或“劳改营首长”。不，他们叫“实际工作者”！噢，这个词可太漂亮，太妙了！要说是“契卡工作人员”吧，也不大贴切，于是他们自己找到了“实际工作者”这个词。
这伙“实际工作者”在信里写道：
“伊万·杰尼索维奇天生是个善于拍马的人！”
（B·B·奥列伊尼克，于阿克纠宾斯克市）
“舒霍夫这个人既不使人同情，也不叫人尊敬！”
（马特维耶夫，于莫斯科）
“对舒霍夫判刑完全正确……把囚犯放出劳改营外，他们有什么事可干？”
（西林，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
“对这些灵魂卑鄙的侏儒判刑太轻了！我丝毫也不可怜……这些卫国战争中的败类！”
（E·A·伊格纳托维奇。于基莫夫斯克市）
“舒霍夫是个害人的老手，是一只狡猾残酷的胡狼。他活着就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皮！”
（乌斯宾斯基，于莫斯科）。
一作者不去描写那些最忠诚的人们在一九三七年是怎样死去的，却选择了一九四一年的劳改营来描写。可那时被关进劳改营的大都是些只顾自己的家伙户一九三七年的时候就没有像舒霍夫这类人。当时那些人是在忧伤中默默死去的，他们当时想的是：这是谁的需要？”
（潘科夫，于克拉马托尔斯克市）提到劳改营的内部制度时，这一类人在信中说：
“为什么要给不劳动的人那么多饭吃？他们的精力反正用不完……我看，对待犯人们还是过于宽大了。”
（戈洛温，于阿克摩林斯克市）
“至于伙食标准，不应忘记他们不是在疗养院。他们只应通过诚实的劳动来赎罪。这部小说侮辱了内务部的士兵、军士和军官们。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这个人民被写成了什么样子……？——被写成了一群‘鹦鹉’、‘糊涂虫’、‘笨蛋’。”
（巴祖诺夫上士，于奥伊米亚肯市。五十五
岁，在劳改营服兵役到老）
“劳改营里滥用职权的行为比其他任何苏维埃机关（！！）都少。我敢肯定，现在劳改营里的制度比从前严厉多了！
警卫人员并不知道是什么人、为什么事在坐牢。”
（卡拉哈诺夫，于莫斯科近郊）
“我们这些执行法纪的人也是人，也希望自己有一番作为：我们也并不是总向那些倒下去的人开枪的，而且我们自己也冒着危险呀。”
（格里戈里·特罗菲莫维奇·热列兹尼亚克）
“这部小说里的一整天充满了囚犯们的恶劣行为，根本看不到行政当局的作用……要知道，劳改营里管制囚犯的制度严格并不是由于个人迷信的结果，那是在执行法院的判决嘛！”
（格里戈里耶夫）
“照索尔仁尼琴的描写看，似乎劳改营内整个工作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党的领导。可是，要知道，那时也和现在一样，劳改营里也是有党的组织的，是党组织在凭着良；心安排整个工作的。”
（而实际工作者们则）“只是按照规章、指示、命令的要求执行任务而已。而且，就是这些当时在那里工作的人们现在还在那里工作（！！），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