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幻象-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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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非常可能或者也许可能因带有艾滋病毒的人朝你咳嗽或者打喷嚏而染上艾滋病〃。1986年加利福尼亚那次投票过后不久，〃防止艾滋病行动委员会〃马上又征集到70万个签名，成功地再次把拉罗契的倡议列入1988年春季初选中的表决。那一次，拉罗契的倡议获得了32％的支持票。（尽管那次的净总票数低于1986年，因为参加初选的投票人本来就比普选时少得多。）
作为一个文化事件，这个运动使得林顿·拉罗契名声大震，大大提高了他本人和他关于艾滋病及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理论的知名度。最明显的，拉罗契及其同伙为加利福尼亚州制定关于艾滋病和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政策加上了思考期限。他们的运动使各州和全国都开始认真考虑是否应该制定强制检查和非自愿检疫隔离政策。电视台主持过一些关于〃动议64〃的正反双方进行辩论的节目，那无异于提醒我们，对于那些政策阐述的理由值得我们像反对者那样加以重视。虽然不是支持〃动议64〃，电视台节目却给予拉罗契理论一定程度的尊重。就这样，拉罗契一伙又加重了公众对艾滋病的恐惧和迷茫。而且，赞成与反对双方两次关于公民投票的大范围炒作，其后果是加深了对林顿·拉罗契的偶像崇拜，他被描绘成一场科学论战中的一位中心人物。
〃动议64〃无疑借助了共同恐惧症、害怕传染以及其他一些情感，因此，1986年的投票反映了不能加以分割和量化的多层意义。但是，发起那场公民投票的人是把他们的观点当作一种科学理论提出来的，而且也是用那种理论的合理结论来说明他们要推进的公共卫生政策的。同时，他们发动那场运动，也依靠了宣传他们的政策的科学依据，依靠了林顿·拉罗契和〃生物大屠杀特别工作小组〃的名声，还指责了政府科学官僚的无能。〃动议64〃事件无论如何是一个解决科学问题的民主程序，哪怕大多数科学家都觉得那个动议背后理论的科学价值是微不足道的。
在促成拉罗契动议的各种各样策略中，有一些多少属于传统手法。有两个具体策略，即断言科学权威支持拉罗契关于艾滋病和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理论（亮出〃生物大屠杀特别工作小组〃成员的医学博士和理学博士头衔）以及利用科学现实中的可视符号（〃防止艾滋病行动委员会〃宣传材料中的图表），其实都是常见的手法。在关于科学政策的公开争议中，像这样亮出头衔和借助图表，是极其普遍的。另外采用的方法，则十分罕见了。神神秘秘地暗示拉罗契是一位具有特殊作用的科学领导人，喜欢歪曲别人的反对立场借用反对者的声誉，动辄诽谤拉罗契的对手，这些决不是科学家能够料到的自树科学权威的做法，即使在非常激烈的公开争论中也从未见过。这样一些策略，使人记起加里·道勒（Gary Downey）观察到的〃美国文化中科学家在公众面前身份的系统不明确〃。作为抽象物的科学机构是强有力的权威，但是在一个公开争论的问题上持独特立场的科学家个人，要想建立起他们个人自己的信誉，那是极其艰难的。他们通常的做法，是把科学的组织机构所具有的精神权威用来为自己撑腰，同时又竭力否定对手有这样的资格。结果，每一派都总是要一再说明自己在科学上具有权威性。同样，迈克尔·穆尔凯（Michael Mulkay）也认为，因为科学资料是向各种各样的解释公开了的，所以作为有专长的见证人的科学家就不必参与到那些争端中去。
总之，什么都可以是权威，但对科学的理解却很少相同，因此在每一次新的争论开始时，各派都是从零开始重建自己的信誉。任何人都有机会去说服公众，科学特别青睐他的精神理论或者政治模型。在我看来，在80年代中期，由于政府无力阻止艾滋病和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蔓延，公众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争论，都是这种情况。不过，拉罗契及其同伙发动那场运动的方式是那样地不合常规，它暂时地改变了本已十分脆弱的科学权威的格局。首先，〃动议64〃运动扩大了辩论的范围，拉罗契的追随者们才得以提出他们的主张，同时诋毁政府官僚们的意见。其次，那场运动损毁了对立面的信誉。拉罗契的反对者们尽管有各种学位和头衔，尽管在科学机构中担任不同职位，在教育加利福尼亚公众相信关于艾滋病及其病毒的正统范型方面原已经十分艰难了，再让他们不得不面对人身攻击、无耻的诽谤和〃防止艾滋病行动委员会〃歪曲他们的谈话，那么这项工作就更加难以进行了。〃动议64〃运动出现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空间，但也反映出另外一些更深刻的问题。科学被看作是超越文化和历史的，因此它应该有能力解决有关自然现实的争端。但是，科学与社会的其他部分存在着联系，这是割不断的。在〃动议64〃运动的场合，这种联系体现为利用科学的常用符号以及其他策略，包括伴随那种科学亚文化而生的某些诡计。这一现实情况告诉我们，绝没有始终如一的文化法则可以把在科学争端中起作用的策略加以限制，让科学家感到满意。
最后，这些文化条件也不是静止不变的。科学权威既然那么容易采取花样如此众多的战略和策略来自封甚至制造，那么，对于科学就不会有能够稳定下来乃至加以确定的共识。相反，只要我们的民主程序让那些来势汹汹向机构科学权威进行的反正统挑衅一次又一次尝到甜头，那么，这样的文化困惑还会变得更糟。
第七章 希望
面对能源危机，有什么解决办法能够比可以产生丰富而廉价电力的技术手段更好呢？那只能是既可以做到这一切，又把旧时技术简便易行的特点推到极至的办法。
在将来，只凭借一种不起眼的小玩意，一种电解槽，我们就可以获得我们所想要的全部能源，而且任何人都可以操纵它。到那时，我们不再需要一大批工程师、石油开采工人、官僚和政策制定人来向我们提供电力。我们可以像少年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那样，从邻居家的杂物仓库借来电池、烧杯和一些液体自己来做这件工作。这种希望，即盼望将来会有的一种在厨房里便能够安排妥当的简便易行的能源技术，就是冷聚变。
那么，又有什么能够比完全不顾科学程序已经明确提出警告而铸成科学大错更糟糕呢？那只能是虚构一种在厨房里便能快速弄妥的简捷技术而编织出一种也曾经让千百万普通民众失望伤心的虚假希望。这，也是冷聚变。
大多数关于冷聚变的报道，都把它描述成就像科学界内部上演的一出戏剧。戏剧的情节分四幕展开：（1）斯坦利·庞斯（Stanley Pons）和马丁·弗莱西曼（Martin Fleischmann）不经过至关重要的对照实验就把他们不成熟的理论加以公布，为的是保护有利可图的专利权；（2）他们违反正常的科学程序，通过召开记者招待会的形式急急忙忙地公开他们的理论；（3）他们采取这种恶劣做法，是故意向其他科学家隐瞒冷聚变的详细情况，让他们无法及时重做有关实验或者指出他们假说的谬误；（4）最后，科学的内在力量打破庞斯和弗莱西曼的设防，冷聚变落得个名誉扫地。正是基于对事件的这样一种描述，如今人们还把庞斯和弗莱西曼的所作所为说成是〃坏科学〃、〃病态科学〃和〃本世纪的科学耻辱〃。对于那场科学家对科学家的争执，我既不想对争执的原因再说什么，也不打算对庞斯和弗莱西曼假说的科学价值进行评判。然而我要提醒，非科学家的普通人也曾因希望和希望破灭在情感上受到过大起大落的愚弄，而且那种伤害同科学家在专业上受到侮辱是不相同的。涉及冷聚变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想要知道的是用什么办法去证实他们有根据的怀疑，例如进行对照实验来检验一个毫无价值的假说；而非科学家的普通人则想知道希望怎样才能变成现实，这与科学界持怀疑态度的人的想法正好相反。
这两种人都需要确切地了解冷聚变，但是非科学家的普通人很难自己搞到有关知识，他们便只好在一旁观看庞斯和弗莱西曼与他们的对手进行较量的那场戏剧。如果说科学界内部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都由于庞斯和弗莱西曼发布消息的独特方式而了解不到必要的情况，那么，我们这些普通人则更无法知道真实情况，极易被虚构的希望所愚弄。如果把科学界比喻为一个大家庭（这当然是对科学家们的非常好的愿望），而把非科学家的普通人看成是另一个大家庭，那么，普通人对于冷聚变的了解就像是局外人在看另一个家庭内部家庭成员的纷争。〃清官难断家务事〃，更何况，那个长期不和的家庭中的成员的动作神态和所用的语言，外人也是不懂的。我们参考这个比喻回头来考察冷聚变的情形，看看作为外人的非科学家们关于冷聚变看到了什么。我们来看看他们看到了多少花言巧语的许诺和多少科学纷争，分析一下科学的某些图像为什么能够唤起希望接着又使那种希望破灭。冷聚变假说
核能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过程释放出来，即裂变和聚变。裂变是使原子核分裂，它就是商业核电力和简单原子弹的能源。聚变过程是两个氢原子核发生碰撞，从而聚合在一起。因为原子核具有电荷相互排斥，所以要得到聚变反应是极端困难的。只有在超常的高温下，原子核才会发生聚变。在太阳的中心和在氢弹中，发生的就是聚变。在氢弹中，是利用简单的裂变原子弹产生的大量热能来使氢原子核聚合。科学家们积极研究，已经提出一些利用高温聚变所产生的能量的方案，但是，由于达到必要的高温十分困难，更由于那样的高温难于维持，这样的目标至今未能实现。然而，受控聚变动力的这一前景，却一直吸引着关注我们世界能源需求的许许多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既然极端的高温是产生聚变能的障碍，人们自然要探索其他或许能导致聚变的途径。是否存在着不依赖于像太阳中心那样的条件也能使原子核发生聚变的其他过程？几十年过去了，人们对这个问题有过大量的探索，但一直没有结果。有意思的是，早就有一个与这个问题不相干的实验，竟然与庞斯和弗莱西曼的冷聚变实验惊人地相似。早在1924年，即在人们知道聚变过程很久以前，柏林大学的弗里兹·潘勒塞（Fritz Paneth）和库尔特·彼得斯（Kurt Peters）曾经强行使氢气通过一个钯阵列，企图以此来产生氦。他们报告说，他们的实验得到了氦4（这是一种现在被认为可以表明发生了聚变的副产物）。不久，约翰·唐德贝尔格（John Tandberg）在1927年改进上述两人的方法，让电流通过重水以后再进入一根钯杆，似乎也昭示了可以廉价产生出氦的希望。可惜，潘勒塞和彼得斯以及唐德贝尔格所用方法得到的那种让他们高兴不已的产品是一种假象，原来是实验室中常会发生的沾染。因此，他们的假说未能成立。
这期间，有关裂变的研究一直集中在需要极高温度的方法。大约在1984年，有两位电化学家开始关注起在低温下产生聚变的课题。他们中间一位是马丁·弗莱西曼，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和南安普敦大学的电化学研究教授；另一位是斯坦利·庞斯，美国犹他大学的化学教授。他们设想，如果强行把两个氘（氢元素的一个变种）原子核挤进一个容不下两个原子核的小空间，这两个氘原子核就有可能发生聚合。金属钯的分子结构便提供了适合这种要求的小空间。
但是，怎样才能把氘核挤入钯金属的晶格中去呢？他们制作了一个简单的电解槽，电解槽里的重水中有所需要的氘原子，而电解槽的阴极是用钯制成的。他们的假说是：电流从阳极向阴极的运动会迫使氘原子核从重水移入钯的晶格，从而在那里发生聚变。因为这种聚变将会是在接近室温的条件下发生，比起在极高温度下发生的聚变，它是〃冷的〃。弗莱西曼和庞斯客两人显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重复潘勒塞、彼得斯和唐德贝尔格的工作。弗莱西曼和庞斯采用这种方法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怎样才能知道一个电学过程真的产生了一个核事件？查明这一点的主要线索是两个迹象：一个是，发生聚变应产生的辐射，这可以通过测量放射性粒子即中子的数量来加以确定；另一个是，电解槽所产生的能量应当肯定大于提供给电解槽的电能，这可以通过测量温度来加以确定。
在1989年春天，马丁·弗莱西曼和斯坦利·庞斯感到他们的研究还不够成熟，原打算就冷聚变问题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再发表成果。然而这时他们获悉，布赖汉姆·杨（Brigham Young）大学也有几位物理学家正在进行类似的实验，虽然要解决的问题与他们的并不相同。庞斯和弗莱西曼感到了压力，觉得必须尽快公布他们的研究成果。无疑，他们渴望获得首先发现冷聚变的殊荣。这时候，犹他大学的律师们和管理层也对他们施加压力，认为只要庞斯和弗莱西曼首先公布他们的成果，那么犹他大学对冷聚变的专利权地位肯定会极大地加强，而布赖汉姆·杨大学的相应地位便会削弱。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弗莱西曼和庞斯两人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们在一个电解槽里通过把氘核聚合在一个钯晶格里实现了冷聚变。他们解释说，在这项实验中，输出的能量至少是输入能量的四倍。这事发生在1989年3月23日。
被炒作夸张的希望
犹他大学传出的这条新闻，让该校自己兴奋不已，因为他们一下子进入到了我们能源一切麻烦的核心。第二天传来的另一个消息，由于加深了旧能源远不如新能源的印象，更使那种兴奋情绪上升到了极点。3月24日那一天，全世界都知道了〃埃克松·瓦尔迪兹〃（Exxon Valdez）号油轮的石油泄漏事件。NOVA（一家化学制品公司）对此评论道：〃每当我们想起这一类事故，都会十分沮丧。不过这一次或许不同，从犹他沙漠传来消息，已有人提供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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