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官僚机构是如何运作的-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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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开支的两倍。
政府做过许多努力，完成了许多事情，但也有很多事情最后被弄得一团槽。回想起来，许多事之所以失败往往是由于政府对自己能力过度自信。政府向贫困宣战满足了穷人的企望，并给他们提供了房屋，但远不能使他们自给自足。享受政府补贴的房屋提供了较好的居住条件，但在一片混乱的邻近地区中犯罪现象并不少见。联邦试图提高学生知识的努力远远缺乏理直气壮的公开承诺。
埃德·科克是一名赞成联邦政府对社会慷慨赠予的国会议员，他现在对在他任职纽约市长时，陷入联邦法令的条条框框之中而不能自拔感到后悔。
“我投票赞成的那些法案以强制通过的形式获得实施。毕竟，谁会反对干净的空气和水，以及为残疾人提供更好的途径和教育机会呢？
“当我回忆过去时，很难相信我居然被国会正在发挥作用的简单表象和不足为信、一望而知可以得到的支持所迷惑——而这种支持还比不上一张精心制作、有管弦乐伴奏的唱片和一个公正的咨询业者说服那些墨守陈规者的报告有用。”
联邦政府的快速发展始于30年代，但是自1960年以来，它的紧缩政策只是突出体现在个人、企业和低一级的政府身上。在1961到1973年间，华盛顿新设了141个新机构，超过现有机构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且未裁减一个机构。
20年前，联邦资金用于州和地方政府的大约是70亿美元多一点。现在这些钱的使用已附加了条条框框。现有规定达1，260条。那时候，联邦援助几乎是面向全部50个州。现在它也直接面对65 ，000个市、镇和聚居点。
去年国会任命的一个委员会得出结论说，分权制的宪法系统已在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中“引起了麻烦”。
这个委员会说：“联邦政府的影响已经变得无所不在，更加好管闲事、管理不善、效率低下和耗费惊人，而且以上这些都是难以计数的。今天，政府间的系统是一个令人迷惑、迷宫遍布的混合物，它们机构互相重叠，而且彼此间冲突不断。
亚利桑那州州长布鲁斯·巴比特是一位民主党人，他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国会：
“一个国家的国会负责管理一个大陆国家，很难明白为什么要去制订计划控制鼠害，使人们同意市政厅讨论的死刑问题、给孤苦伶仃的妇女提供受教育机会、训练人们使用公制、控制水母、划分自行车道和解决伤残警察的抚恤问题。
“国会曾花了很长时间，想找出杰斐逊和麦迪逊之间的细微差别。‘难道这真是一个国家应关注的问题吗？’国会应关注武器控制和国防问题，而不是街上的坑洼。我们本应该既增加我们生存下去的机会又有路况良好的街道。”
实际上，当人类打着哈欠、伸着懒腰、离开洞穴去形成群体的时候，官僚主义就已经成为其历史的一部分了。
朱利叶斯·恺撒征收1％的一般买卖税。他也征收遗产税，其间包括了历史上第一次和最生动的逃税事例，因为死者的近亲是可以免税的。
因为官僚主义，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想到了伯利恒。
“那源自奥古斯塔皇帝要求向天下所有人征税的一道刺令。所有东西都要课税，每个人要对他所属的城市交税。约瑟来到伯利恒，和他的新婚妻子玛利亚一齐来交税，该城因为诞生了他们的孩子而伟大。”
早在罗纳德·里根之前很多年，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伦就以悲观的语气和宿命的观点描述了官僚主义。他说：“一个社会越是临近毁灭，法律就越多。”
如果这是真实的，那我们倒不是唯一这样的社会。近年来，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小政府变大了，庞大的政府更加庞大了。从各国首都兴起的家长制作风已经极为普遍。
瑞典在过去的10年里每8小时就通过一条新法规或条例，现在把国家收入的一多半都投在政府上。相对来说，其他国家在政府上也比我们投入的多，这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加拿大、西德、奥地利、荷兰、丹麦、挪威和意大利。在这些主要国家中，只有日本投入得比我们少；它基本没有军事机构，而且薪金福利都由私人企业提供。
别国也有同我们一样的烦恼。
在意大利，朱塞佩·格罗塔多利亚花了两年半时间才拿到从墨西拿迁往罗马的居住证书，没有这个他不能投票选举，不能买车，也不能登记他儿子的出生情况。
在意大利，到邮局里交电话费要排队4小时，安装一部电话要几年的时间，在大学里注册要几个月时间，而这时新学生已经在参加期末考试了。
在瑞典，政府喜欢对国民的休闲娱乐生活横加干涉。它命令采摘和出售野生草莓的人必须上交个人所得税。其结果导致该国在两年时间里不得不进口草莓，而数千吨的草莓却烂在自己的森林里。
在中国南京，征用1。3英亩的土地要花费3个月时间，并且需要17个不同单位的144名官员在46份文件上签字。
在日本，横田美贺子从居住了8年的美国回到日本。当她申请驾驶执照时，她被要求提供居住证明。她想把她的新地址登记在镰仓，但被告知她应提供一份她在日本上一个居住地址的登记表格。她让她在广岛的母亲用特快专递把表格寄来。为了收到邮件，她到镰仓邮电局登记她的新地址。这时她被告知，必须提供她居住证明，而这份居住证明只有等她母亲从广岛寄来表格后才能从镰仓市政厅里拿到。这就最终意味着横田的母亲不得不托一位经常往来于这两座城市之间的朋友把这份表格带去。如果你不明白Yamemasho的意思，实际上它就相当于我们常说的“见你的鬼去吧。”
研究环境卫生的学者知道与类似第22条军规式的情况打交道的两条途径，这种情况包括幽闭恐怖症式的官样文章、犯罪、穷奢极欲及庞大政府的极端愚蠢行为。一种方法是愤起反抗；另外一种是幽默地一笑了之。经过仔细测定后，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就是解决以下情况的良方：
五角大楼的XM1坦克计划耗资130亿美元，但只制造出了一辆只能在实验室那样的无尘环境中行驶的坦克。
国家航空航天局要求国会拨款11亿美元以添置一座新的望远镜、实际上航空航天局犯了一个小小的记帐错误，这笔费用应是22亿美元。
健康、教育和公众福利部（现在叫健康和人权保障部）在1979财政年估算在3个主要的福利计划上，因为滥用花费和付给无资格的人费用损失了20亿美元。从理论上说，它希望把流动损耗降到4％，但仍然有11亿美元被白白浪费掉了。
许多联邦机构什么事也没做成，却因为支付那些不可靠的承包商和受让人薪金而欠政府25亿到30亿美元。由于记帐上的粗心大意，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总数是多少。健康、教育和公众福利部的一个小单位在可以避免不合理的收费之前，因为限制性法令的失效而白白仍掉了150万美元。
政府拥有12，000台计算机。审计总署抽查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发工资的计算机，发现计算机里有许多冒领工资的虚构名字，这表明这可恶的机构可能给唐老鸭都发过工资。
据估计，政府一年里要在外面聘请的咨询顾问身上花掉90亿美元，三分之二的契约合同没有经过竞标就被出让了。很多研究成果被锁进抽屉里，永不再使用。
一个咨询顾问在1978年9月31日工作一天可得到440美元。（而在9月份只有了30天），环境保护局付出360，000美元去搞一项研究，而这个研究结论仅表明，曼哈顿卡车的平均速度是60英里/小时。
新的教育部连续6周、每周付1，500美元给一个咨询顾问（一位前教育部官员），让他设什布置一间高级官员的办公室。能源部外请的咨询顾问来解释一部国会的法律（文官制度改革法案）。另一个部雇用一名咨询顾问来调查它拥有多少咨询顾问。
劳工统计局的一名官员在用计算机统计全国旧车价格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在消费品价格指数上反映出来每10辆中有2辆价格被提高了一个百分点，这为数百万长期依靠价格指数取得支票的人增加了利润。
审计总署估计，在过去5年里为纳税人节约了将近210亿美元，否则这些钱将会由于浪费、管理不善和收不回帐而耗尽。自从审计总署在国会的强烈要求下进行特别审查以来，这个数字就象染成红色的冰山一样露出头角。
同样可恶的是，有一些人认为私营企业没有任何地位，贬低它与政府合作的价值。
华盛顿的律师克拉克·克利福德曾为政府与私营企业打了多年交道，他说，他也发现私营企业里存在“可恶的浪费”。鲍威尔·奥尼尔以前是资产预算局的高级官员，现为国际纸业公司的副总裁，他补充说，“钢铁和汽车工业犯了很大的错误。如果你把华盛顿的记者团放进产业内部，你会发现他们同样的愚蠢。”
但私营企业和政府之间有很多差异，私营企业有一条最根本的东西：利润。一种能够节约资金的新产品会得到高额奖赏和酬金。
但政府没有这一条根本的下限，金钱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似乎它并不属于任何人。在政府里面，如果你的部门今年支出费用较少，那么明年你从国会得到的资金费用也越少。一个官员使用的雇员人数越少，那么他会发现他的级别和工资也在降低。
私营企业总的来说仍然解雇他们的职员。但美国政府却通常不这样做。联邦的雇员一度象没有钉头的钉子一样很难被赶出政府部门。
一个部门要开除一名曾用棒球棒打了上司的雇员。但联邦雇员申诉署却要求这名雇员恢复原职，只扣除他8个月的工资了事。理由是：这名雇员没有得到足够的有关解雇的提示。
一名商务部的管理人员用了21个月的时间，进行了大量的文书往来，想要解雇一名声称由于健康原因而从不正常上班的秘书，而这个原因后来证明不过是骗人的把戏。这名管理人员在此事上投入了很多时间，以致于影响到他自己的工作，最后他还受到了上司的责备。
在纽约，一名邮政工人因为在一场口角纠纷中用枪击伤了他人的腹部而被解雇，肇事者被送进监狱，但他因被解雇而向上申诉。结果他恢复了原职，而只被课以5，000美元罚金，因为这段时间报纸全被装错了。因此不得不把报纸重新装包，而这段时间由于解雇的困境，这名肇事者可以不上交5，000美元的罚款。
几乎所有的联邦雇员都因为是公职人员，或仰仗其他的强硬后台而受到保护。他们也代表78个劳工组织和联盟。文官制度始于1883年，它代替了被废弃的旧制度。而那个旧制度规定所有的联邦工作人员每4年都应全部更换一次。现在，作为雇佣的条件，褒奖代替了政治。
但是在1919年，一名国会议员在众议院发言，抨击所有政府未能消除的谬误：“他们在各个部门里浪费时间，答复那些并不需要答复的信件，愚蠢地假装工作，而这些工作其他雇员还得重做一遍”。
59年后，卡特总统对国会抱怨说：“提升或调离那些不合格的雇员很容易，而要开除他们则很难。出于正当理由要解雇某人可能要花3年时间……经营农场不前能是这样，经营工厂不可能是这样，运作一个政府也当然不应该是这样”。
机会均等法案给围绕文官制度的纠纷增添了更大的难度。一位想要解雇一名不合格少数族裔职员的行政官员可得仔细斟酌一番。如果这位不合格者以种族歧视的理由提出申诉，这位行政官员将不得请他自己的律师来为自己辨护。假若判决结果不利于他，那么他可能失掉工资或职位。
1978年，超过280万人拿着政府工资，山姆大叔计划以“工作效率低”为由裁减119人。这年晚些时候，卡特促使国会出台了公职人员制度改革，在接下来的措施中，有214名雇员因为这一理由而被解雇。以前还没有采取过这样大规模的行动。但这只是隔靴搔痒，总统依然没有接触到这一巨大实体的内核。
才能平平的联邦工作人员据说某种程度上挣得比私营企业同样水平的人多。但高水平的联邦雇员就要比他们在外面挣的少得多。
联邦养老金一般比私营企业的要丰厚；近年来，随着生活费用增加，对99％的联邦雇员每年都增加了补贴。真的有必要给他们那么多的津贴和那么好的待遇吗？
在卡特政府里，卡罗尔·福尔曼负责农业部的食品检查和消费者权益。她曾谈到：“我有10，000名雇员，一些人兢兢业业，一些人富有才干，但还有一些别的人。”
政府里人浮于事和紊乱不堪的状况比那些致力于本职工作的人们更引起公众的注意。美国人几乎不了解本国外交人员的规模数量直到被扣人质从伊朗返回。几乎没有人知道，一些年轻律师拒绝了大企业的丰厚待遇，用法律来帮助穷人。公共卫生领域的医生每天默默无闻地做着防制传染病的工作，而当有一天他们的工作出现失误时，却引起舆论的批评。那些放弃企业待遇优厚的工作、在政府里努力工作或打发日子的男女，从来不在报纸上占一席之地，直到有一天他们中的一个因贪污受贿而被曝光。
大多数政府的研究学者认为困扰政府的麻烦并不是那些好的、坏的或冷漠的官员，而是培养滋生他们的那种混乱体制。
我们所拥有的是一座庞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摇摇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