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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

西方哲学初步-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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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基础和终极原理,也是一种理论的需要,它仿佛是那个人再不能言说的那个思维的极限,那个人类把所有未知的东西都往它身上推的空箱子。

    当然,我们不必为笛卡尔的有神论作辩护,因为在当时,就像我们今天相信人都有祖先一样,信奉上帝乃是一件及其自然的事,像霍布斯那样极端的无神论思想家是绝无仅有的,大物理学家牛顿,在他的机械论宇宙中也恭敬地将上帝尊奉为“第一推动者”。培根和洛克都是虔诚的教徒,也是二重真理的信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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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笛卡尔关于心灵与物质为各自独立的实体的观念,加剧了由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引发的二元论。这种理性化的形而上学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不可同日而语。经院哲学将理性看作信仰的附庸,用理性来证明上帝,从而建立神学的世界观。

    笛卡尔则将这一切颠倒了过来,用理性的怀疑彻底推倒经院哲学的旧建筑,然后从思维者主体——即理性的自我意识中推引出整个世界及其上帝。

    这样一种理性形而上学的方法,深刻地影响了近代哲学。在认识论中,笛卡尔也贯彻了他的理性第一的原则。

    在火炉旁得出“我思故我在”结论的笛卡尔,此时端来了一盆蜂蜡,对着它出神。

    感觉告诉我,它有特定的味道、气味、颜色和形态,它较脆硬又易于摆弄。可是,当我用火来烤它时,它立刻就融化流动,然后冷凝成与刚才很不相同的形状。不过,我知道虽然它已面目全非,但它仍然是原来的那一块蜂蜡。为什么?感觉已经告诉我它早已发生变化,而我却认定它根本没变,可见使我作出这一确认不是感觉,而只能是我的思维。换言之,是我的理性知道蜂蜡之所以为蜂蜡的本质。因此我能够排除感觉的干扰,坚持正确的认识。

    从这个例子,笛卡尔引申了他的唯理主义认识论。与经验论相反,笛卡尔认识,感觉经验不能了解事物的真相,时常还会骗人,因而没有可靠性。

    只有理性的认识才是可靠的,通过理性直观和演绎推理,人就能获得真实可靠的认识。人心天生具有一些不证自明、清楚明白的“天赋观念”

    ,例如像“平面上两直线不相交必平行”这样一些几何公理,像“全体大于部分”这类数学原理,像“甲不是非甲”这种逻辑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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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像上帝观念等等。人们通过理性的直观而非感觉经验发现这些天赋观念,并使它们成为进行演绎推理的前提和出发点,从中推演出一切真实可靠的知识,建立起全部知识大厦。

    当然,笛卡尔并不把一切观念看成天赋的。他将观念分成三类:第一是由感觉从外界对象获得的外来观念,其可靠性不高;第二是人造的观念,如美人鱼、飞马;第三类是天赋观念,最为可靠。

    如同他的形而上学存在着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一样,在认识论上,笛卡尔也碰到理性认识如何与经验存在相适应的问题,由天赋观念得来的认识如何能应用于经验世界的问题。在这里,他又不得不求助于上帝:上帝一方面把规律建立于自然之中,另一方面又把它们的概念印人人的心灵,当我们认识了它们,也就同时理解了自然的规律。这又是一种平行论的论调,即认为自然(经验)系列与理性系列相互平行、不谋而合。

    这是二元论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的理论结局,从中透露出一种独断主义的味道。因为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两个毫不相关的领域竟会步调一致、相互趋同呢?笛卡尔只能武断地答道:“那是上帝要这么干的!”

    由怀疑到独断,这是笛卡尔哲学所走过的思路历程。当所有的一切都遭到怀疑否定之后,眼前就只剩下一片空白,这时,要在这片空白之区树立起任何东西来,都只能靠一种独断专行。笛卡尔正是这么做的:由普遍的怀疑到“我思故我在”

    ,那个作为思维者的“我”便是一个不依赖任何条件而独立存在的东西,甚至连承担起思维活动的大脑和身体都可以不要。这还不够武断吗?同时,片面否定感觉经验,任意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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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性认识,也使笛卡尔陷入某种先验论的武断之中。无可否认,笛卡尔要求人们凭借理性、独立思考,意识到感性认识的局限性,而提倡理性演绎法,以取得普遍必然的知识,这对于反对经院哲学所宣扬的信仰主义和蒙昧主义,对于当时科学文化的发展,尤其对数学和演绎逻辑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正如英国经验论继承了中世纪唯名论传统,突出个别实在,否认一般的客观实在性,强调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根本作用那样;笛卡尔首倡的唯理论也与实在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唯理论因为感觉经验的个别性而轻视它,转而强调理性所把握的一般共相,以为通过理性直观和理性演绎,可以获得关于世界的普遍必然的认识。

    唯理也就是理性唯一、唯上的意思,笛卡尔提倡的理性至上主义,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面用于砍劈经院哲学的蒙昧迷信,一面拿来抵挡经验论的经验至上论。与经验论相对悲观的知识论相反,唯理论对人类知识表现出极度的乐观情绪,似乎只要努力发掘自己心中的“天赋观念”

    ,人就可以一步登天,走上通往终极真理的康庄大道。

    这种盲目乐观与唯理论的思想独断相映成趣,并始终随着它。

    笛卡尔的几部重要著作《方法谈》、《形而上学的沉思》和《哲学原理》等,都是在荷兰定居期间发表的。这些作品使笛卡尔声名远扬海内外,也惊动了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这位文艺复兴式的君主力邀笛卡尔赴瑞典讲学。

    令人奇怪的是,这位惯于怀疑一切的法国哲学家,却不曾对这次使命的效果产生任何怀疑,也没有对自己衰弱的身体能否经受得起北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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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寒有丝毫的忧虑,便欣然应命,踏上了斯德哥尔摩。

    岂料,瑞典女王精力充沛得惊人,坚持要笛卡尔每天凌晨5点为她和大臣们讲授哲学。这可难倒了我们这位自由散漫的哲学家。

    像许多出色的哲学家一样,笛卡尔惯于睡懒觉,每每日上三竿、太阳晒到屁股的时候,他仍赖在床上为夜里过度的玄思而休眠不醒。但是,王命不得不从,笛卡尔只得勉为其难,匆匆从床上爬将起来,草草梳洗完毕,还忘不了戴上那把形影不离的长佩剑,揉着腥松的睡眼,急急忙忙赶往金壁辉煌的皇宫,一路上北风呼啸、寒气逼人。当他见到女王不以为然的脸色,才发觉自己又迟到了!难道是因为自己头脑里的钟与自己身体内的钟走时不同,还是由于自己寝室的钟与皇宫的钟不一致,而使自己屡屡迟到的呢?

    对此,笛卡尔只好无可奈何地耸耸肩。

    然而,他身体内的钟终究跟不上他灵魂里那只急匆匆的钟的步伐,而北欧萧杀的严寒又加重了这种身心失调。不出半年,哲学家就一病不起,成了天国的客人了。这使人想到与本节开头有关的一个对比:经验论的创始人培根也是殒命于严寒,不过他是为了实验而捐躯;而唯理论的首倡者笛卡尔,却是因为沉思冥想被打断而丧生的。莫非二者之间还暗示着一个上帝早已安排好了的结局吗?这,我们就无从知道了。

    二、斯宾诺莎:神即自然

    在几何学上造诣精湛、擅长演绎推理的笛卡尔先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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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也是一位衣着考究、注重包装的堂堂绅士。身穿饰以绶带的制服,脚蹬乌光锃亮的长筒马靴,头戴一顶插着彩色羽毛的礼帽,腰佩一柄几乎及地的长剑。这就是典型的笛卡尔式的打扮。也许这种形象正是他那清晰的思想和严谨的逻辑的外在表现?这,我们可就拿不准了,因为我们也看到另一个相反的例子:在思想和逻辑的严谨性上并不亚于笛卡尔的另一位唯理论大师斯宾诺莎,却是一个不修边幅、随随便便的人。

    斯宾诺莎(B。

    Spinoza,1632—167)是荷兰的犹太人,他的父母因逃避天主教对犹太教徒的迫害而离开西班牙,移居阿姆斯特丹。其父是位成功的商人,但斯宾诺莎对经商生涯兴味索然,而更愿意在研究犹太人的宗教和历史中打发时光。

    他年纪轻轻就渐露头角,被长者们视为未来的希望所在。

    后来,好奇心促使他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便跟一位学者学起了拉丁文。在征服拉丁文的过程中,先生那位如花似玉的女儿吸引了斯宾诺莎的注意,于是,他便脚踏两船,一面钟情于倔屈聱牙的拉丁文,一面拼命去追求那美丽的少女。岂料,不久就出现了一位第三者,一个富家子弟风度翩翩地带来了值钱的礼物,一下子就将少女的春心给抢走了。情场失意的斯宾诺莎,最终决定献身于哲学事业。

    拉丁文为斯宾诺莎打开了通向古希腊罗马和中古欧洲思想遗产的大门,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尤其喜欢那些将世界统一于物质微粒的原子论者。在所有哲学家中,笛卡尔对他有决定性的影响。笛卡尔把现实分为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的做法,对热衷于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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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宾诺莎无疑是一种有力的挑战。而被活活烧死的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的思想则在他的心中燃起了一团希望之火:将世界理解为一个精神和物质的统一实体,并把这个实体视为上帝本身,这样,世界不就成为一个一体化的实在了吗?这种想法后来形成了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但在它还没有成熟之前,他就在生活中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1656年,年仅24岁的斯宾诺莎被控有异端议论,而被犹太教会传讯。教会的长老们质问他,是否说过这样一些大逆不道的话:上帝只有一个身体——那就是物质世界本身,天使仅仅是幻觉,而灵魂不过是生命。这些确实是斯宾诺莎后来所表达的思想,然而,面对气势汹汹的教会,年轻的他不置可否。长老们软硬兼施,许诺给他一笔优厚的年金,只要他在表面上对教会和宗教表示忠诚。斯宾诺莎断然拒绝了这一企图,恼羞成怒的教会因此宣布将他逐出教门。

    自此,生性腼腆的斯宾诺莎便陷入了十分孤立的境地。

    父亲曾期待他在希伯莱学问中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眼见希望落空,便就势将他打发了出去。姐姐也趁火打劫,想从他那里骗去一份小小的财产继承权。许多朋友都与他疏远了,基督教徒把他视为无神论者而嫌弃他,有人甚至想刺杀他。走投无路的自由思想家悲哀地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似乎很难找到一个可以安全地当哲学家的地方,只好委曲求全,悻悻地离开阿姆斯特丹,移居乡间,靠打磨镜片为生。生活是艰难清苦的,他必须精打细算才能勉强度日。他曾自嘲地对房东说:自己就像一条用嘴咬住尾巴的蛇一样,意思是说到了年底他剩下的只有一个“0”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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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清苦的生活没能阻止斯宾诺莎从事深沉和自由的哲学思考。虽然他的多数重要著作都要到他死后才能出版,但自从隐居乡间以来,他的名声就日渐传播开来了。许多崇拜者纷纷慕名前来拜访他,其中便有后来的唯理论大师莱布尼茨。

    德国海德堡大学送来一份邀请,请他出山去当哲学教授。要知道,这可是一个名利双收、脱贫致富的捷径啊!然而耿直的斯宾诺莎却婉言谢绝了。理由很简单:第一,不愿意宁静的隐居生活受到打扰;第二,取得这一官方职位,意味着放弃自由思考的权利,接受正统观念的限制。

    为了自由和安宁,斯宾诺莎舍弃了荣华富贵,仍然羁留在乡间,始终与贫困为伍。

    一天,一位自命不凡的高官登门造访。斯宾诺莎像平常一样,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睡袍起来迎客。

    高官面露不悦之色,将斯宾诺莎数落了一通,并许诺说要送一件名贵的衣服给他。

    斯宾诺莎不以为然地说:“一件好袍子并不能使一个人变得更有价值,给一钱不值的东西加以昂贵的包装是极不合理的”。

    当然,斯宾诺莎并非为了显示自己的特立独行,而故意不修边幅的。

    他说过:“使我们成为贤者的并不是邋邋的举止和外表,故意不注重个人的容貌恰好证明了思想的贫乏,在这种人的头脑里,真正的智慧找不到合适的安身之处,科学也只会在这里碰到混乱。”

    说得再好不过了,可是人们又怎样解释他本人的衣冠不整的行为?也许,这首先是因为他太忙,没时间去刻意梳妆打扮。他每既要打磨镜片,以维持生计,又要进行艰深的哲学思考和写作,有时往往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两三天,足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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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闭门谢客,连简单的饭菜也要送进房内。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会有心思去考虑哪天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之类鸡毛蒜皮的琐事呢?另外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他太穷了,没钱去添置必需的行头。这哪比得了人家贵族子弟笛卡尔先生呢?

    笛卡尔卖掉法国的地产,便有足够的钱在荷兰过上20多年优哉悠哉的自由生活,从未有过什么衣食之忧,他那身华丽的打扮乃是最自然不过的公子哥儿的装束了。可咱们的斯宾诺莎呢?生计全赖每天研磨的几块镜片,一年到头从没有任何结余,他又上哪儿去弄钱来修饰自己的外貌呢?

    然而,不经修饰的散漫外表,丝毫掩饰不住斯宾诺莎思想的严密一贯性。

    《伦理学》是其哲学代表作。该书写法十分奇特,完全仿照欧几里德几何学的体例,先提出定义、定理和公理,然后用演绎法对一个个命题加以严格的论证,最后以“证讫”二字结尾,完成每一个命题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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