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基文选-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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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要去理会那些胡说八道，那些幻想的纲领、词句和形式的争论！人民的得救要依靠教育。知识！知识！这是普遍的呼声。敌人是不要教育的。他们千方百计要使我们退回到任他们践踏的中世纪去。谁不记得1850年蒙塔郎贝尔①在立法讲坛上讲过这句名言：“对峙着的有两支大军：一支善的大军；一支恶的大军。善的大军是四万个牧师；恶的大军是四万个教师。”
①蒙塔郎贝尔（Montalembert，1810—1870年）政论家和政治家。天主教和社会保守主义的积极维护者。
好啊！这两支大军今天合而为一了。蒙塔郎贝尔的号召得到了响应。人们打开政变后的《总汇通报》②就可以看到蒙塔郎贝尔的纲领在严格地执行：耶稣会学校到处代替了公立中学；教师象野兽一样受到迫害；沦落者受到诅咒，也可以说是对穷人教育的诅咒；小学教育降低到宗教教义教育；在中学里，取消了哲学课，将研究引入歧途，或者更确切地说，扼杀研究；年青一代完全交给了教会；到处都对知识展开殊死的斗争，到处都是资本主义的种子，高声号召教士和黑暗势力去挽救资本万能所面临的危机。
②第二帝国时期的官方报纸。
在这些不幸的日子里，眼见着一切邪恶的力量都放出笼来围攻人性，谁能忍住自己的眼泪呢！怎么能不意识到他们的穷凶极恶的罪行呢！啊！如果他们把法国带往很远的地方，带往天涯海角，他们会如何大喜若狂地消灭宣扬人性的全部不朽杰作和印刷文字本身，甚至印刷术的名词呢！
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如果把居民搬走的话，土地总还在那里；而且因为在文明的世界里，唯有智慧才是真正的力量，所以我们的胜利者将由于他们自己的胜利迅速走向死亡。他们在死亡的威胁下不能不停止前进，因此也不可能彻底消灭大脑的作用。但他们已经造成了多么巨大的破坏啊！而我们所受的苦难还没有到尽头呢。一直拥有最高权力的刺刀——金钱——教会三位一体，只能依靠暴力和愚民来维持。普选成了这三位一体的可怜的奴隶，这个奴隶被宪兵和教士抓着衣领在资本的押送下，在鞭打、脚踢的情况下，前去投票。
这有什么可以惊奇的呢？一个无知的人几乎不能算是一个人，人们可以用缰绳和马刺象驾御马一样驾御他。主人唯一关心的就是要他们劳动，要他们屈服。如果你们愿意深刻地了解保守主义的梦想，就得研究一下他们的语言和作品，政变之后，当他们把人民踩在脚下时，他们就揭掉了假面具，以为不必再装模作样了。他们立即封闭了培养大批真正教师的师范学校，还必须看一看这一时期对“培养造反者和毒害青年的学校”的疯狂诬蔑。官方演说、报纸、传道说教，都在竞相宣传平民的子弟只应该学一点宗教教义和一门手艺，其他一切教育都永远是叛乱的根源，公共的灾祸。到处都展开了咒骂教育的活动，因为教育点燃了广大群众的求知欲望，促使他们走上社会；到处都掀起了一场诅咒“脱离劳动阶级的人”的风暴，咒骂他们是整个社会秩序的敌人，暴动的制造者。
当人们今天在人民议会的内部再次看到对“脱离劳动阶级的人”的攻击和义务教育的论战时，不难推测出在社会主义假面具之下的封建宗教的阴谋诡计。只要深入研究一下“职业学校”的计划，人们就会很容易重新发现1852年的病毒，那是一个确定不移的观念，要把劳动人民束缚在一种职业上，并通过这条道路恢复等级制度。
一个进行精神生产的工人往往比一个进行物资生产的工人要穷苦得多。如果“脱离劳动阶级的人”不是一些知识贱民，又能是什么人呢？人们之所以咒骂他们，只是因为他们贫穷。他们一旦有了金钱，就不再是脱离劳动阶级的人，而是一跃而为第一流人物了。在我们的社会里划分人的等级的，不是德才，而是财产，这不是最好的证明吗？
大量的学者一生进行劳动而不受重视，结果生活贫困，死于贫困。他们有知识。但是他们缺乏计谋，然而只有计谋才能使人致富。计谋这个吸血鬼的吸血器官，是我们这个残酷社会至高无上的主人。自然忘了给某些人这一器官，这真是他们的不幸啊！他们只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科学即剥削科学的鱼肉对象了。
成千上万的优秀人物在贫困的泥坑中慢慢衰弱下去了。他们是资本所害怕和恐惧的。资本并没有弄错它所仇恨的对象。这些“脱离劳动阶级的人”是进步的无形武器，他们今天是暗中鼓动群众的秘密酵母，并且不使他们在衰颓中消沉下去。明天他们是革命的后备军。
（1869—1870年）
（三）圣埃蒂安事件。厂主和工人之间的斗争①
①《社会批判》第二卷的大部分是手稿，我们下面发表最具有特点的几篇。
1848年组织起来的名为“人民社”的纺织工人协会，稍微减轻了这个城市无产阶级所受的沉重压迫。厂主们因受到这种新力量的压制而暴跳如雷，并预言这个城市将要毁灭。他们认为外国的订货因货价上涨而减少并转移到巴塞尔和英国去了。厂主们过去习惯于制订法律，今天却要接受工人的法律，使他们感到愤怒。这就是当前社会秩序的情况。资本只能发布命令而不能服从命令。一旦它不再能统治时，他们便叫喊受压迫了。自由，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绝对的权力。资本不允许和劳动之间有其他的关系，只承认两者之间的主人和奴隶的关系。
非常可能的是，在圣埃蒂安，使资本家正在高声地叫喊的所谓奴隶制，仅仅是资本家专制统治的缩小，是对至今无法无天的专制统治的限制而已。工人联合起来的力量，使工人不再屈服于老统治者的意志了。工人用同样的武器和资本家的贪得无厌进行斗争，因而不再处在蚯蚓的地位。他们能够制止工资下降，限止资本家的剥削，同资本家进行谈判，而不是忍受恶劣的劳动条件。他们参与了利润的分配，从而减少了分配上的不公平。
一个工厂主不再是劳动力价格的最高决定者，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不可容忍的造反，这场造反剥夺了他的利润的主要来源，那就是任意削减工资，因此，减价出售商品，以吸引订货和保证销路。
所有这些斗争都孕育着内战。资本家永远不会同意放弃任何一点权力。资本家比专制帝王更难对付，更不屈服，他们是既不愿意也不能作出让步的。他们只是根据他们的心意来承认法律。
今天，反革命的议会再一次试图箝制法国，并疯狂地为这个冷酷无情的主子资本家服务。反革命的议会又重新制造了一条束缚劳工的锁链，用维持刑罚对付劳工联盟。圣埃蒂安工人取得的优势激起了保王党内心不可抑制的愤怒。广大的纺织工人协会的团结一致和意志坚定迫使保王党不得不小心从事，这种谨慎小心可以从《辩论日报》的外交辞令中看得出来，这家报纸是实力的驯服工具。
这些高傲的贵族向奴隶妥协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他们为了谨慎起见不得不小心从事，不得不抑制自己，这就激起了他们心灵深处万分的愤怒。在这些幕后的暴君的思想上，有时甚至在他们的言论里都闻得出血腥味。圣埃蒂安这个不幸的城市遭到的屠杀还没有结束，哭丧的日子还没有到头呢。这个城市完全处于戒严状态，尽管它始终保持着平静，没有受到丝毫的扰乱。人们把共和党的报纸封闭了，使人民在他们的刺刀之下生活着，把拉德茨基①和海瑙②之流调在城里驻防。
①约瑟夫·拉德茨基（Joseph Radestsky，1766—1858年）奥地利的将军。1848年革命时期，他指挥了反对皮埃蒙特、伦巴迪亚、威尼斯的战争。他的军队以惨无人道而臭名远扬。
②尤利乌斯·雅科布·海瑙（Julius Jacob Haynau，1784—1855年）奥地利的元帅。他以野蛮镇压1848年意大利革命而著名。1849年5月，他扼杀了匈牙利革命，残暴地迫害起义者。他被称为“布雷夏的鬣狗”。1850年他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工人到处举行反对他的示威游行。
资本不限于进行威胁。这一丁点，是不能使它满足的。它还要制服在它统治下的人们的胆大妄为，消灭胆敢限制他们行使权力的协会组织。因此有人要求把省会从蒙布里松③迁移到圣埃蒂安去，为了更有效地监视这个社会主义的策源地。当地的帕夏格腊蒙（Grammont）将军叫嚣说：“社会主义取得了可怕的进展！”这些人正在酝酿阴谋。
③事实上，不久以后卢瓦尔省省会迁到圣埃蒂安去了。
（1849年12月）
（四）财富的来源
在我们历史的初期，财富是通过征服得来的；后来，是通过没收、抢劫、国王的恩赐得来的；中产阶级的财富是通过高利贷和背信弃义得来的；革命时期，是靠收买国家财产、买卖股票、供应军用物资得来的；帝国时期，是靠战争，靠帝王的赏赐得来的；1814年以来，是靠投机取巧、证券交易和破产骗局得来的。现在的暴发户中，第一代是高利贷者，第二代是荡子和赌徒。
（1850年）
（五）平分主义者
在第戎反动派的《秩序报》上出现了这样一段离奇的文章：
“社会主义者在谈到分配土地的时候，答应使穷苦大众得到幸福，这完全是欺骗。我们眼前就有这种实施情况。从前的公社财产在绝大多数地区被分配了。那些有放牧权、通行权的穷人都得到了一份土地，作为私有财产。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大多数人由于贫困或缺乏远见，把所得的一份土地都变卖了，把地价也花光了，结果比过去更加穷困，因为他们不再有权放牧了。这就是穷苦大众从平分财产的理论中所得到的一切。我们，我们愿意把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提供给平等主义者考虑。”
这家内容贫乏的报纸把社会主义者看作是平分主义者。但社会主义者恰恰完全相反。他们主张普遍协作，把普遍协作看成是拯救当前弊病的唯一良药，也只有协作才可能解决产生贫困、混乱和内战的各种社会问题。在社会主义者看来，平分土地并不是一剂救药，而只会使贫困和痛苦更加普遍化。在他们看来，分配公共财产似乎是一个会给穷苦大众带来巨大灾难的救急办法，这个办法使他们贫苦的命运更不堪设想，因为他们旧有的公共财产必然会丧失，所有权必然会被剥夺。社会主义者早已预言过这种不幸的事实，而这家无知的报纸却反把这个罪名加在他们头上。有趣的是这家报纸不自觉地在为他们敌手的论点辩护，变成了社会主义理论的拥护者，站到了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放弃了它自己的家庭和所有权的立场。这是多么严重的失策啊！居然反对个人所有制啦！它的笔怎么没有吓得掉下地？当它在写“由于公共所有制转变成个体所有制，劳动大众比过去更加穷困了”这句话的时候：
由于把一份公有财产改变为私有财产，穷人就变得更穷了。
这是真正纯粹的共产主义。因为逻辑推理是无情的。从公有财产制借来的论据同样可以应用到土地共有化上去。所以私有制是一场灾难；它不可能一会儿是一件好事，一会儿又是一场灾难。如果它是一件好事，那么它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一件好事。对分配公共财产来说是如此，对分配其他公共土地来说也是如此。停止公有，就公有财产而言，可以说是变成了当前所有制的试金石。其结果不是谴责这个制度就是为这个制度辩护。如果结果很好，这种制度就合法了；如果结果很坏，这个制度就行不通。制度的维护者自己会作出判断的。分配公共财产造成了可悲的后果也加深了贫困。因此，一般说来，土地私有的必然结果同时产生贫穷和豪富。贫困和富裕，这就是私有制的双重性的公式。
（1850年）
（六）资产阶级报纸
无能为力、信用扫地的资产阶级报纸在选举上也不能起什么作用。永远不要相信资产阶级报纸所说的任何一句话。在每张日报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资产阶级集团，他们可能是采用暴力的公开敌人或是使用阴谋诡计的隐蔽敌人。
罗思柴尔德有十八亿财产，每天可以把十几个报馆经理、印刷工人和作家送进监狱或者送交检察院。他的豪富造成的同一的贫困可以提供成千上万个饥饿者听他挑选，唉！这些人能在监狱里找到一片面包也许会感到太幸运了。
（1869年）
因为富人现在能够不经过特许就可以发行报纸，《卢瓦尔灯塔》周刊就肯定说政府“恢复了”出版自由。
但是穷人的出版自由却受到了保证金的限制。取消印花税只会加强资本家的垄断，使资本家有可能用较低价格的报纸挤垮穷人的报纸。因为穷人只能在外省发行报纸；每张报纸寄到巴黎要外加四个生丁邮费。
（1869年3月）
《费加罗报》猛烈地攻击第一国际，并且拒绝刊登反驳这些谎言的文章。这就是资本垄断的报纸。过高的保证金、印花税、邮资，保证有钱人可以诬蔑、诽谤、逍遥法外。穷人被堵住了嘴，不得不哑口无言地忍受攻击。
（1870年6月）
（七）圣西门主义者。文化人信贷
安凡丹①向圣西门主义者建议成立一个文化人信贷社，把所有思想工作者组织起来，听命于、服务于金融封建统治。学者、作家、艺术家等等，都发给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