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基文选-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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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派早就这样梦想过，而他的梦想似乎一开始就得到了实现。日内瓦代表大会公然宣布创立纯粹经济主义体系。一切都与国家无关，没有什么是国家做的。这是政治和宗教的旁观主义。合作建立在资本合法利润的基础上。这是对1848年思想的咒骂。蒲鲁东本人在反高利贷的斗争中也受到了谴责。
这就是国际协会的工人代表以合作社的名义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发言。所有的报纸立刻表示热烈欢迎，人民自己发出的放弃旧的革命的狂热誓言在这些庄严的誓言面前，主张平等的人低下了头。此后，他们又重新抬起了头。因为1866年在日内瓦所取得的一切胜利，到1867年在洛桑动摇了，到1868年在布鲁塞尔垮台了，到1869年①在巴塞尔根本不见了。共产主义思想粉碎了个人主义，重新取得了胜利，而在资产阶级阵营里，惊慌失措代替了得意忘形。
（1870年）
①布朗基在这里提的是第一国际代表大会。
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蒲鲁东主义者要求把第一国际变成一个国际合作协会，并限定它的任务是研究用合作制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条件。经过热烈地讨论之后，代表大会赞同马克思的意见，认为合作运动仅仅是促使社会转变的手段之一，但它单独不可能战胜资本主义。在洛桑代表大会上（1867年9月2日至8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劳动人民的社会解放和他们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9月6日至19日）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所有制问题，特别是土地私有制问题。这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表明了经济的发展要求过渡到大工业，因此，不仅土地、而且矿山、森林、铁路等等都应该转变成集体所有制。
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9月6日至11日）批准了布鲁塞尔大会有关废除土地私有制的决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谴责了巴枯宁关于工人停止一切政治行动的建议。
（十四）缺乏道德的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漠视道德而使它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应用到与人类有关的事情上，公正是唯一真正的标准。一切事情对怀疑论者说来，都是漆黑一团。怀疑论者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他通过触觉孤立地确定事物，但是什么也分不清，既看不到事物的细节，也看不到事物的整体。这是一个自愿的瞎子。他的怀疑使他变得无能。人们不能把不断变化、不断完善的生命当作死板不动、一成不变的物质来研究。
正义是社会机体的酵母。不考虑正义等于不向前看，剥夺自己的了解能力。那样人们也许能够看到现在，但永远看不到将来，甚至于看不到未来的因素。（1870年3月）
（十五）工业的胜利果实
政治经济学不断地重复论述文明的进步，工业的胜利果实，物质福利的逐步发展等等。
所有这些都没有涉及问题的本质。工业的胜利果实不是资本的产物而是智慧的产物。巴师夏①把人类思想的发展和文明进步归功于资本。这是“所以如此，就因为它是如此”式的诡辩。
①弗雷德里克·巴师夏（Frédéric Bastiat，1801—1850年）：经济学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辩护士。他的主要著作有：《科布顿及其反谷物法联盟》，《经济诡辩论》和《经济协调论》。巴师夏热烈地为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辩护，反对保护贸易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思维不断创造了工业所应用的观念。唯有发明者才能享受工业胜利果实的荣誉。资本只是不从事生产，掠夺胜利果实的大黄蜂。资本留给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只是它实在无法剥夺的东西。
剥削者、寄生虫、杀人犯，这就是资本在各个世纪所扮演的角色，但因为它霸占了一切，人们就称它是一切的创造者！
中世纪把胆敢穿华丽衬衣的人戴枷示众，基督教的思想也把异教徒要求满足物质欲望的思想拿出示众。
谴责依靠剥夺别人而取得享受的并不是平等主义的思想。
取得这些福利都是依靠智慧，而不是依靠资本，资本剥夺了这些福利，剥夺了广大群众的福利，使它只有利于少数人。
（1870年6月）
《布朗基文选》
布朗基著 皇甫庆莲译
四、祖国在危急中 ①
①《祖国在危急中》是1870年9月4日共和国成立后由布朗基创办的日报。它的寿命十分短促，自9月7日到12月8日一共出版了八十九期。布朗基在每一期上都发表过文章。这些文章自1871年起已经汇集出版。
（一）拉维莱特事件（1870年9月16日）
一个月前的今天，上百人慢慢地向运河桥附近的拉维莱特林荫大道聚集。
那是一个星期日，天气十分晴朗。人行道上许多散步的人，掩蔽了集会的队形。
离消防队驻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变戏法的，他的表演吸引了一些好奇的观众。
这次预定的运动领导人，比参与运动的公民先到指定的地点，他通知他们和看戏法的观众混在一起。这样，他们就能集中而不引起警察的怀疑。
大约三点半钟，布朗基发出了信号，参加集会的人群就走着小步，毫不喧扰地向消防队驻地前进。他们沿着人行道走，后来为了到达警卫处才不得不走上马路。
这突如其来的九十度的转弯惊动了站岗的哨兵和警卫处的士兵，他们立刻跑去拿枪。
这是一个严重的失算。
我们本来希望能够出其不意地夺得武器，而不发生冲突。大家本来约好不使消防队员受到任何损伤，因为消防队是巴黎人民所热爱的和尊敬的、不参加内战的团体，并且以具有民主思想而闻名。可是，门岗在搏斗时中了一枪，警卫处成了双方争夺武器的激烈场所。
起义者根本不愿使用暴力。他们不愿意滥用他们人多的优势，用武力来夺取武器。他们在进行谈判，使对方同意交出武器。这些谈判浪费了时间。
附近的一队岗警闻风而来，手持短剑，冲向起义者。听到“警察来了！”的喊声，布朗基、厄德斯（Eudes）和格朗吉（Granger）马上从里院出来，立即发生了一场短暂的激烈混战。
警察最后逃走了，他们在广场上留下了一具尸体和两个受了伤的警察。
起义者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为了取得消防队的武器，他们又作了一次努力。
这些温和的手段只能带来失败。但公民们无论如何不愿使用野蛮的暴力来对付这优秀的消防队。于是，突然袭击流产了。
经过了这场无益的谈判，起义者离开了营房，而改从外边的大马路向贝尔维尔区行进。对他们来说，显然这个计划已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居民都很惊慌。
居民们既好奇又害怕，既不敢动，又一言不发地靠房屋站着。在起义者走过的大道上没有一个人。尽管他们喊口号：“共和国万岁！”“打死普鲁士人！”“拿起武器来！”呼吁观望的群众参加，但却毫无用处。
群众对这样的鼓动既不回答一句话，也没有做任何动作。
起义的领导者本来认为局势的严重以及前几天所发生的一系列骚动可能会唤起广大的群众。
但是，随着最初几天无能为力的情绪而来的是失望。人们的思想转向另一个方面。人们变得猜疑起来，变得过分畏惧普鲁士间谍。
警察成功地、阴险地使人们产生了幼稚的恐怖，这种恐怖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使他们忽视了推翻帝国这一重大问题。事实是，即使在贝尔维尔这样一个有革命传统的地区，也没有任何人起来参加起义。
起义的队伍就这样在贝尔维尔林荫道上孤独地、沉默地走了二千多米。
布朗基、厄德斯和格朗吉认为这次起义已经流产，便要队伍停止前进，并对他们的伙伴说：
“这次起义失败了。首先，我们没有拿到枪支；其次，大家看到没有人参加我们的队伍。没有人民，我们什么也做不成。再过十分钟，我们这小小的核心队伍就会遭到夏斯波枪的袭击，而我们的左轮手枪则无法对付。因此我们必须马上散开。现在路上可以自由通行，没有任何人会阻碍我们撤退。收藏起你们的武器，穿过邻近的街道分散开吧！”
大家都赞成这个建议。夺来的三支枪被扔掉了；左轮手枪藏进了衣服里面，散开工作毫无阻碍地完成了。
我们没有留下尸体、俘虏和受重伤的人。
而且，谁也没有想到要挡住我们的去路。我们周围的人全都目瞪口呆。
完全应该说，这一队果敢的人把恐怖散播得很远。从通向林荫大道的小路口上，可以看到几百公尺外站满了大群的人，他们不敢走近我们。还可以看到警察也同我们保持着敬而远之的距离。
……逮捕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武装的队伍离开之后，一些好奇的人就聚在营房门口，按照巴黎人的习惯互相探询打听。突然，警察局的警察和密探一拥而来，他们对这群看热闹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殴打和逮捕。
……警察逮捕的人里面也许只有两三个人是因为粗心大意而被人告发的。
尼德斯和布里多（Brideau）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落入了波拿巴政权手中。一个并不是专门做密探的莱勒（Leleu），瞥见厄德斯外套里隐藏着的左轮手枪，他便跟着他们两人，最后叫警察把他们逮捕了。
警察把八十个不幸的人关进了监狱，听候军事法庭不公正的判决。见证人对每一个带到他们面前的被告都作了伪证。要不是9月4日的革命结束了这出悲剧，真不知道这些嗜杀成性的魔鬼要把无辜者迫害到什么地步。
……所有那些在报刊上和讲坛上把拉维莱特起义者说成是“普鲁士奸细”的人，毫不例外地在故意撒谎，因为他们确知事实恰恰相反，而其中某些人从可靠方面获得消息，非常清楚地了解这次运动的领袖们是谁。……不。巴雷勒①，不是普鲁士，而是公民格朗吉，他为了购买武器，献出了他的全部财产一万八千法郎，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个生丁。
①巴雪勒（Basile），博马舍的喜剧《塞维勒理发师》中的卑鄙造谣的角色。——译者
献出自己微薄的财产，使自己沦于赤贫，来换取“作为叛徒遭到枪决”的幸福命运，这无疑是个傻瓜。但愿我们的国家多一些这样大公无私的傻瓜，而尽可能少一些对他们进行诽谤的利欲熏心之徒。
时间和事实对这些无耻行径作出了公正的裁判。尼德斯被选为安土昂郊区国民自卫军的营长，公民们选他的唯一理由是他参加过拉维莱特事件。在蒙马尔特区，布朗基也在欢呼声中当选了同样的职务。
巴黎知道，这些人曾想在8月14日完成要到9月4日才能完成的事业。他们当然错了，因为那时时机尚未成熟；必须善于判断时机，特别是在这样一些可怕的问题上，任何错误的判断，错误的估计，都会带来严重的责任。“我认为”这三个字是永远不能成为一个依据的。
自作主张使有关全国自由的事业走错一步棋，这是一个错误，这种错误往往是不可挽回的，也是不可原谅的。幸而这次错误仅仅是一次普通的偶然事件，它很快地就消失在革命的暴风雨之中。
……人们有理由指责拉维莱特的起义迟了八天。正因为8月7日，星期日，雷舍芬惨败的第二天，惨败的消息震动了巴黎，那时就应当起来推翻帝国。
8月14日是太晚了，或者是太早了。唯一可以回答的是起义领袖远在布鲁塞尔，突然得到阿尔萨斯的震动人心的消息，他那时没有护照，不得不在8月11日晚上步行偷越国境。这种辩解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当一个人从事严肃的政治的时候，不应当让自己措手不及。
但他们到底没有出卖给普鲁士，因为他们是不由自主地迟到，错过了时机，然而，这种无情的谴责，这种对那些把行动看得重于言语的人的无耻诽谤，却是我们时代的一种不幸，也是一种十分可悲的衰落象征。
……拉维莱特事件的主要突击手是布朗基、厄德斯、格朗吉、卡利亚（Garia）、前议员比尔斯（Pilhes）和从加利福尼亚回来的弗洛特（Flotte）。特里东（Tridon）因病没有参加。
把这些人说成是一伙普鲁士人，真是咄咄怪事！
（二）反动派（1870年9月19日）
9月4日，共和党人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一致行动，宣布放弃一切不同意见，全力协助临时政府。
这个协助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同心协力保卫祖国，抗御外国侵略者。
谁也没有放弃使用自己的理智和眼睛。“有没有努力保卫祖国？”这个问题始终在每个人的脑海里翻腾。
每过一天，回答的是令人忧伤的：“没有！”
有人徒然想把独立和自由的事业分割开来，在法国，独立和自由是二位一体的。
帝国出卖了祖国，并且被推翻了，因为它试图用一只手对外作战，用另一只手对内镇压。它的左手使它的右手瘫痪了。它断送了我们的军队，并使我们的国家陷入了深渊。
可惜啊！这一教训并未被吸取。
随着一瞬间的振奋和某些表面上的合作之后，可悲的对抗又重新出现。对抗正在日益发展，威胁更大。八月的局势①又已重现。临时政府只是模仿帝国的无力的政府而已。
①指1870年8月14日布朗基领导的拉维莱特林荫大道的起义行动。其目的是要在法国重建共和国。可是，这次行动由于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