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名人演讲在北大-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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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发展住房市场的重要性，但阻力还较大。对工人的住房价格实行限制，虽然是出于良好的动机，但在某些方面不仅不利于住房产权的转变，而且还会加重企业的困难。如果住房产权的转变是按低于市场的价格来进行，那么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受到不利影响。
对住房的讨论说明了许多改革之间的复杂关系：完善的住房市场不仅本身重要，而且是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部分。回过来看，这种关系会更为复杂，住房改革的成功取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功。
七、金融体制改革
现代经济学强调金融体制的重要性。金融体制是经济的脑，其作用是保证有限的资本能够被分配到最能发挥效率的地方，保证资金能够按企业的承诺来使用。完善的金融市场有助于转移和分散风险，使企业能够承担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而不用担心破产。现代经济学还强调金融市场的不完善是遭受冲击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机频频出现，尤其是在过去的20年里。金融危机给政府带来巨额的预算支出，从占GDP的3％（美国）到55％（阿根廷）。金融危机还会对经济产生巨大不利影响。过去四年的情况表明，受冲击国家在危机之后的5年内GDP连续下降1％～1。5％；而没有遭受冲击的国家则没有任何下降。
教训非常直接：要避免出现金融危机。但是即使是透明度很高、体制结构比较先进的国家也在近几年遭遇了金融危机。管理金融体系显然是不容易的。的确，在对东亚金融机构诸多批评的反驳中，其中有一条是：每一笔贷款与借款者和放款者都有关，如果一笔贷款出了问题，放款者同借款者一样，也有错误。为什么那些管理很好的，受到严格监督的欧洲、日本及美国的银行要借钱给那些债务――股本比例很高的韩国银行和公司呢？这种利息可能从一开始就会不鼓励贷款。的确，更应该受罚的是发达国家的放款机构，因为这些机构是起边际作用的放款人，在资金贷出之时，借款的公司早已对韩国国内的银行负债累累了。
当然，发现外国贷款的投资质量不是一贯都好，这并不使危机国家感到安慰。无论是谁的错，在危机中首当其冲的总是欠发达国家。鉴于这种现实，这些国家需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来阻止危机的发生，例如适当限制短期外债的介入，以减少外资突然撤出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最重要的是面临危机的国家要采取措施。金融机构脆弱是受冲击的关键原因，而这种脆弱又对当前经济的长期下降及其程度产生影响。
在中国及其他转轨国家，银行和金融体制的改革难度比别 的国家要大。在计划经济，所谓金融机构并不履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所履行的作用。“银行”这个名称本身就可能产生误导――包括对决策者和银行内部人员。在计划经济时，银行不参与项目的选择和监督；生产和投资决策是在别处进行；银行只是“根据指示”提供资金。银行只是记帐，不是主要的决策者。在现代市场经济，银行是主要的决策者。银行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不只是转变所有权或控制权，而是应彻底转变其职能和机构文化。如果认识不到这种转变的重要性，中国的金融部门改革就不会成功。
中国的金融部门改革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这不只是简单的提高银行的能力。如果没有恰当的会计准则，如果仍强迫银行签订贷款合同，要实施商业银行的原则就会非常困难。在进行金融部门改革的同时，还应加强制度建设。
即使在解决这些困难之后，还有进一步的问题：就连那些具有先进银行体系、习惯于商业原则以及透明度较高的发达国家，也常常被怎样建立恰当的激励和监督机制所困扰。个人和机构都需要激励。无论是否愿意像有的国家那样走到一种极端――即让银行信贷员承担贷款损失――但是显然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个人责任制，如果同时也实行机构责任制，这一目标将会得到加强。我认为利润上的激励可能是最强的激励措施，但要确保这种措施不能走样（不要造成鼓励乱冒风险或获取暴利），监督者要注重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但是仅有激励措施是不够的。虽然激励措施使监督者的任务变得容易，但还是要建立谨慎的监督机制。监督机制的设计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监督者能够得到的信息有多少？（二）经济面临什么风险？（二）政府的监控能力有多大？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绝大多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控制是一种比较有效的监督措施，但在发达国家就不太合适，其中包括限制地产贷款、“速度限制”（即：限制贷款增长的速度）、限制银行和企业对外借债的规模。
近来讨论较多的一个话题是：中国的金融机构较弱，需要注入资本金。银行确实需要通过补充资本金来满足资本金充足标准。这不仅对保持银行的财务活力，而且对保证银行的积极性都是很重要的。如果能够确定目前银行的净资产是多少，那么通过注入资本金来满足银行资本金充足的标准就比较容易操作。向银行提供资本金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投资，再加上运用恰当的资本会计方法，这样的投资甚至不体现在经常预算中。而且如果作法得当，这样的开支不仅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相反还会避免由于金融失灵及由此造成的信贷萎缩所导致的通货紧缩。
在中国，向银行注入资本不会遇到在市场经济国家中采取同样行动所面临的两难问题――即由于政府出面解救银行而导致的道德风险。这与计划经济的银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有关：贷款不按商业原则，而是按政府指令运营，因此没有理由对银行在原来的体制下所做的进行惩罚。随着新的商业性体制得以稳固，应当允许银行有以良好的资产负债表重新开始的机会，而不是继续旧的资产负债表。然而，应当对向银行重新注入资本金进行谨慎的管理。在大量注入资本金之前，决策者需要了解资产负债表上的窟窿究竟有多大，并确保旧的贷款方式已经放弃。否则重新注入资本金将会非常昂贵，并易引起通货膨胀，而且如果激励机制没有足够的改变，重新注入资本金是徒劳无益的。必须明确的是，对银行的重新注入资本金应是一次性的，是作为向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制过渡的一部分，而不是金融体制本身的一部分。
鉴于银行资产的价值可能比存款人所持有的价值要小，因此资产负债表上的窟窿可能会很大。由于存款人将钱存入银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国家的银行，因而国家的资信也面临危险。当然，这不是道德风险，因为没有理由认为存款人应当努力地去监督他们存钱的机构。因此，全额偿还存款人的存款是正当的，也是应该的，这就需要进一步向银行系统注入资本金。的确，布置给银行的一部分任务就是为弥补非盈利企业的亏损提供资金。从这一角度看，国有企业的亏损最终变得更为透明了。
但是应当清楚，最为根本的问题不是由于银行缺乏资本金，而是银行没有按照商业原则来运作：一是可能没有能力这样做，二是缺乏恰当的激励机制。如果不采取进一步的改革措施来改善激励机制，仅靠注入资本金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当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另一个问题：即如果银行坚持按商业原则提供贷款，那么许多国有企业可能就会得不到信贷。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要么财政进行补贴，要么企业倒闭。财政补贴难以持续，除非政府扩大收入；企业倒闭会造成失业，除非建立新的企业。
在许多资本主义经济中还会有一种担心：政府借钱向银行再注入资本金提供融资可能会造成利率上升，因而会排挤私人部门投资。但是，如果采取恰当的货币政策，这也是可以预防的。的确，如果银行将钱借给政府，政府以此来购买银行的股份（然后再卖给公众），那么银行的财务地位定会得到加强；而且，随着银行资产负债表情况的改善，货币当局可通过调整对准备金的要求，或者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来保持所希望的贷款水平。重要的一点是，如果银行的资本金注入不足，问题会很快再次出现，这将影响到银行体系的积极性和信心。
使补贴具有透明度有其另一重要原因：在一些经济转轨国家，当用银行体系的暗补来代替政府的明补的作法被根本否定后，却出现一种新的补贴形式：拖欠。当收入不抵工资、电费等应当偿付的支出时，便出现拖欠。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因为当一方拒绝付款，会使其他人采取同样的作法。整个经济陷入了易货交易，由此造成种种效益低下的情况。要摆脱这种境况是不容易的，中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无论会对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公开的补贴都是更为有利的选择。
最终，金融部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需要良好的企业治理。怎样确保银行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积极性；怎样使银行认识到硬性约束是算数的；怎样避免因强调失业的影响及需要低息贷款和暗补等政治因素而使银行以为它们“大不可倒”。
金融部门重组不仅对防止危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中国保持快速的转轨步伐也是同样重要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政府财政状况的改善，需要分流劳动力，需要新的企业来吸收这些工人，需要在整个经济中扩展具有活力的企业。但是这种创造就业的过程需要资金。的确，我认为美国在过去6年来所创造的上千万的新就业机会要归功于具有活力的金融机构――1989年开始的改革显著地加强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从中也是对银行的很大支持。
八、国有企业改革
今天谈到的每一项改革都与国有企业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可能会感到奇怪，一个在整个经济中重要性逐渐缩小的部门却在改革议程上变得日益重要。由于中国国有企业的比例缩小，这意味着现在的改革可能会比以前更容易了。中国创造就业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可以吸收那些在企业重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被解雇的工人。例如，仅在1995年至1997年，国有工业企业职工的总人数下降了360万；而在同期，非国有部门的职工人数却增加了1200万，总数已超过1600万。
虽然其他部门在不断创造就业，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一种缓冲，但是人们不能低估国有企业重组的规模和成本。据中国官方的数字，在过去几年，国有企业净利润总额下降了一半，1998年1月至5月的利润实际上是负数。而且，在官方资产负债表上显示的补贴并不完全说明问题。向国有企业提供的大多数贷款是政策性的，形成了对这一部门的隐性补贴。虽然不可能准确地计算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但规模显然是很大的。
中国已开始帮助企业从社会服务和住房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此外，中国在最近也将注意力转向一种在美国被称之为“公司化”的管理过程――即实行硬预算约束，强调良好的会计运作，推行具有企业领导责任制的良好公司治理等。实际上，这些改革可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真正改善国有企业的业绩，尤其是如果政府在社会稳定和收入分配等因素允许的情况下，能够坚持减少补贴的话。
让我来简要阐述一下关于补贴和企业治理的问题。首先，如果中国希望利用政策贷款来实现社会目标，那么这些贷款应建立在商业性的基础上。此类贷款应当控制在相对较小的规模内，以免干扰了市场的正常运作。作为迈向这一目标的第一步，至少需要在已经确定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这可以通过在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墙，这些贷款应由银行负完全责任。
关于补贴的第二个问题，确实会有以一种暗补形式替代另一种的趋势。一旦企业得不到银行体系的补贴，就会寻求贸易保护的补贴形式。如果允许这种保护，将会影响整个改革的努力。
现在，人们对国有企业重组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将社会服务与企业的核心业务公开，会有助于我们对企业在核心业务方面的业绩作出评价。在某些情况下，企业的业绩很差，重组的可能性非常小，因而只能选择关闭的办法。在另一方面，许多企业即使社会支出的负担很重，但还在盈利。这些企业还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并无论对金融体系还是政府，都不构成负担。在上述两种极端情况之外，就需要作出比较困难的判断，以决定哪些是可以进行重组的企业。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硬预算约束――这意味着不仅要减少补贴，而且还要取消“软”性贷款――对于提供企业重组的激励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在某些情况下，有时问题不是出在效率上――企业的投入产出比例是高的――而是出在工资上。有的企业的工资高于市场工资（即使那些工资本身可能也比较低）。但是政府需要考虑，为什么整个社会要为一部分人提供高于市场的工资呢，特别是还有许多更穷的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特别是当有的支出可以用于扶贫投资上的时候。
还有一个在企业重组方面没有引起更多重视的问题：许多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很高，有的已经超过了韩国的企业。高负债率使企业更加容易受到冲击。如果经济环境稍有变化，例如材料价格的上涨、市场需求的下降或者利率的略为上升，都会使他们无法偿还债务。这在过去可能不是严重问题，因为在非商业性贷款的基础上，总是会得到新的贷款。在某种意义上，当国家“拥有”一家公司（向这家公司提供股本投资）并通过银行向其提供贷款时，债务与股本的比例并不重要，因为政府是直接或者间接的资本提供者。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