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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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普鲁士所施行的制度尽管作了这样的赞扬，但也绝不想替它掩盖缺点，例如它对于原料出口的限制，就是缺点之一。不可抹煞的是，缺点尽管存在而国家工业仍然获得了极大的提高，这一点是没有一个进步的、无私的历史家敢于否认的。
任何人如果不存私见，没有被虚妄的理论所蒙蔽，就一定能清楚地看到，普鲁士之所以能成为欧洲列强之一，主要并不是由于它的煊赫战绩，而是由于在促进工农商业利益与科学、文学进步的方面所施行的贤明政策；而所有这一切却完全是那一位伟大天才一手所造成的。
然而这位国王所依靠的并不是一国中自然习尚的活动力，而只是一个行政制度，这种制度是有条不紊的，谨慎周密的，但也无疑地要受到官僚政治下那种死板的机械常规的牵制。
而德国所有其他地区，几世纪以来，却一直处于自由贸易势力之下；就是说，世界上任何国家可以把它的工业品自由输入德国，却没有人容许德国工业品输入别的国家，这个规律未尝没有例外，但例外是很少的。但这并不是说拥护自由贸易的学派关于自由贸易巨大利益的预见和所作的诺言，通过这个国家的经验已经获得证实，因为在那里到处所见到的只是退步而不是进步的现象。有些城市如奥格斯堡、纽伦堡、美因兹、科隆等等，人口已减低到了不足以前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常仅为了脱售一些无价值的剩余产品而彼此摩拳擦掌，要诉诸战争。
法国革命爆发以后跟着发生了战争，也跟着发生了英国对于驻欧洲大陆军队的津贴，从而使来自英国的竞争变本加厉。因此使工业发生了新的下降趋势，一方面农业似乎有了发展机会，但这种现象只是表面的、一时的。
接着出现了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这个措施虽然备受亚当·斯密最出名的高足萨依先生的抨击，斥之为祸殃，却使德国和法国的工业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有些理论家，尤其是英国的理论家，把这个政策攻击得体无完肤，但是不论他们怎样说，有一点总是肯定的，这就是，受了这个封锁政策之赐，德国所有各种工业初次获得了重大发展；凡是熟悉德国工业历史情况的人必然能为此说作证，因为任当时的一切统计著作中，对于这一事实的证明材料是俯拾即是的。德国只是从那个时候起，对于已经着手了一个时期的养羊业的改进，才获得普遍推行，并获得了良好成绩；德国对于运输设备的改进，也只是从那时起才有了积极进行的机会。固然，在另一方面，德国也丧失了它原有出口业务的大部分，尤其是麻布的出口。然而它所得远过所失；普鲁士与奥地利的工业开始得比德意志其他各邦为早，这时所获得的利益也更大。
但是和平恢复以后，英国工业再度对德国展开了剧烈竞争；因为当相互封锁期间，这个岛国由于有了种种新发明以及对国外各地进行着数额巨大、几乎近于独占的出口贸易，它的工业发展已经远远超过德国，这就使它成为德国工业可怕的劲敌。由于这个缘故，再加上在资本上有了巨额扩充，使英国居于非常有利地位，与德国对照下，它的商品，售价可以压得非常之低，而质量则高出很多，它所提供的赊欠其期限远比德国所提供的为长，而在德国方面则重重困难方始开端，有待于它作艰苦的奋斗。结果在德国方面发生了工业普通崩溃的情况，呼号求助之声响遍全国，特别是来因河下游一带，这些地区原来属于法国，这时已被排除于法国市场之外。还有一层，普鲁士的关税制度在绝对自由贸易方针下经过了许多变迁，这时已不足以抵抗英国竞争。一方面普鲁士的官僚们对于国内呼援之声并无同情，却一直抱着反对态度。他们对于亚当·斯密的理论在校时渍染已深，因此不能十分机警地认识到时代的需要。在普鲁士甚至还存在着那样的经济学家，他们还在那里雄心勃勃地企图复兴那个久已被驳倒了的“重农”制度。但是事物的现实状态究竟比理论具有更大力量。有些地区的工业家对于与法国的旧有关系仍然念念未忘，从他们那里发出来的痛苦呼声，终不能不予以同情抚慰，终不能一直置之不顾。这时有一种蔓延得越来越广的意见，认为英国政府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度支持着一项计划，准备将它的工业品向欧洲大陆倾销，使之泛滥于大陆市场，以便窒息大陆工业于其初生之时。有些人对于这种看法嗤之以鼻，认为是一种妄谈；但是这种看法的广泛流传实在是极其自然的，是可以从各方面获得印证的。首先是，这种倾销现象确曾发生，看上去好象确是事先蓄意作了安排的；其次是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国会议员亨利·布鲁阿姆先生（后来是布鲁阿姆勋爵）曾于1815年公开宣称，“为了将外国工业扼杀在摇篮里，英国工业品出口就是有些损失也是值得的。”这位勋爵是有名的博爱主义者、世界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十年以后又有一位国会议员休谟先生，他在自由主义这一点上的声名也不亚于这位勋爵，他的意见与这位勋爵如出一口，而且在措辞上都几乎是相同的，他说，“大陆工业应趁其蓓蕾之时加以剪除。”
普鲁士工业家们的呼吁终于获得了反应；想到他们年复一年与死神搏斗的痛苦，直到这个时候才有复苏希望，应该承认这段时间是够长的，但他们的申诉终于获得了良好效果。普鲁士在1818年成立的关税制度满足了当时普鲁士工业的一切要求，而丝毫没有过分夸大保护原则，对各国原有的有利关系也没有作不适当的干扰。它所规定的税率标准远较英法为低，这是势所必然的，因为在当时并没有从禁制制度逐渐过渡到保护制度的问题，而只有从（所谓）自由贸易走向保护制度的间题。这个制度从全体来看还有一个优点，即征税时大部分是按照商品重量不是按价值计算的。通过这种办法，不但防止了走私活动及估值偏低、以多报少的弊端，而且达到了一个重大目的，对于性质不同的商品起了不同的刺激作用。有些物品是供普遍消费的，由任何国家自己来制造都极为便利，由于总值的巨大，对任何国家说来也最关重要，对这类物品的进口税率就订得最高；有些物品比较精细，比较贵重，在国内制造比较困难，有些则比较易于引起走私，或比较便于走私，对于这一些物品的保护税率就逐级予以降低。
但是在这种按量计征办法下受到最大影响的，当然是邻近的德意志各邦的贸易，受害程度远在各外国的贸易之上，理由是极为明显的。这些次一级的小邦，原来已被排出于奥地利、法国与英国市场，这时又几乎完全被摈于普鲁士，受到的打击更加严重，因为这些小邦有许多在地理上是完全或大部分被普鲁士的省区所包围的。
这类措施实施以后，普鲁士的工业家平静下去了，但是在德意志其他各邦的工业家方面，不平的呼声又高了起未。还有一层，奥地利对于德国商品，特别是上斯瓦比亚麻布的运销意大利，又规定了限制办法。这就使这些国家在各方面的出口业务，只能局限于一个非常狭小的区域，它们彼此之间又互设关卡，互相隔绝，它们的工业这时已临到绝境。
1819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春季博览会时，由德国工商业家五六千人在那里组成的非正式的协会，就是在这种迫切情况下产生的，其目的在于取消德意志各邦在各自为政情况下设立的关税，同时在于争取成立一个德意志全国统一的商业与海关制度。
这个协会后来正式宣告成立，它的协议条款曾送呈议会及德国所有各邦的领导人与政府，请求批准。在德意志各邦分别设置了联络员，各城市分别设置了当地联络员。会内每一个成长与联络员都以竭尽所能促使团体目标得以实现为职志。该会择定了纽伦堡为总会所在地，授权该城设置了一个中央委员会，在一位辅佐的参赞下负责领导协会事务，本书的作者即当选为辅佐。中央委员会的方针策略与议事录，均在协会所办的一个周刊《德国工商业机关报》公布，与协会任务有关的一些意见、建议、论文以及统计资料，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该会每年在法兰克福春季博览会上召集全体大会一次，由中央委员会在大会上作事务报告。
协会向德国国会递了请愿书，说明所建议各项措施的适当与必要，然后在扭伦堡的中央委员会就开始行动，派遣代表到各邦政府，并派代表参加1820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各邦使臣会议。在使臣会议上至少取得了一点成就，即德意志若干次级的、较小的邦同意另在达姆施塔特召集会议，讨论协会所提出的问题。这次达姆施塔特会议讨论的结果是：第一，促使瓦敦堡与巴伐利亚结成联盟；其次，某些德意志邦与普鲁士结成联盟；再次，若干中型的德意志邦结成联盟；最后，主要出于科塔（Cotta）男爵的努力，使上述三个联盟共处于一个总的关税同盟之下。至此，整个德意志，除了奥地利、两个梅克伦堡、汉诺威与汉撒诸城市以外，已经联合在一个关税同盟之下，在同盟范围以内取消了各成员之间原来的各不相谋的税制，对外成立了统一的税制，所征收的税款，由各邦根据人口多寡按比例分配。
这个同盟所建立的税制实质上与1818年普鲁上所建立的相同，就是说，这是一个适度的、有节制的保护税制。
由于税制的统一，组成同盟的德意志各邦在工农商业上已经获得了重大的发展。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八章 俄国人
俄国在文化上与工业上的初期发展，主要是由于对希腊的交往、汉撒各城市对诺夫戈罗德的通商，以及（在诺夫戈罗德被伊凡·瓦西里叶维奇破坏以后）发现了与自海沿岸通航的路线以后从而兴起的对英国与荷兰的贸易关系。
但是俄国在工业上、特别是在文化上的巨大发展则开始于彼得大帝。国民的团结与政治的环境这两者对于一国的经济生活有莫大影响，俄国近一百四十年未的历史在这一点上提供了极有力的证明。
俄国的君主威权，把无数未开化的游牧民族联合起来，建成了一个统一国家；俄国在工业上打下了基础，农业上有了巨大发展，人口不断增长，通过运河与道路的修筑使国内交通便利，国外贸易规模壮阔，居于商业强国地位，它所以能获得这一系列的成就，就是由于具有统一的巩固政权。
俄国的独立商业制度，只是从1821年才开始的。
当叶卡德琳娜二世时代，由于她对于国外流入的技工与工业家的优惠待遇，当然使本国工商业获得了一些发展；但是由于国家在文化上欠缺的地方还很多，因此在铁、玻璃、麻布等工业方面，尤其是在国内农产与矿产丰富的条件下特别有利的那些工业方面，还没有能越出初期发展阶段。
还有一点，就当时情形来说，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也未必有助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假使当时同它有往来的国家向它大量购买粮食、原料以及它所能供应的一些简陋的工业品，还有，假使没有战事以及一些国外事变的干扰，则俄国借助于对一些比它先进的国家的交往关系，就可能会实现更大的繁荣，它的一般文化状态通过这类交往，就可以取得比较在工业制度丁更大的进步，但是由于战争与大陆封锁政策以及各国在商业上所规定的限制，使它不得不放弃了输出原料输入制造品的那条路，别寻发展途径。在这样情况下，俄国原有的海上贸易关系就发生了波折。它对大陆西部的陆路贸易没有能弥补这方面的损失，因此对于所拥有的原料不得不由它自己来利用。战事结束，全面和平实现以后，它就有了一种要求，想回到旧有的制度。政府，甚至沙皇本人，都倾向于赞成自由贸易。在俄国，斯托哈先生的著作是享有极高声望的，就象萨依先生的著作在德国那样。俄国的国内工业在大陆封锁时期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个时期过去以后，由于英国的竞争而受到了损失，一般对于这样的打击最初还没有感到震惊。一些理论家认为对于这种打击不妨忍受一下，自由贸易的良好效果随后自会发生。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商业环境也的确非常有利于这种转变。欧洲西部农产品的歉收，使俄国农作物有了大量输出的机会，因此俄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得借此获得巨大收入，而与工业品的大量进口相平衡。
但是对俄国农产品这种一时的、非常的需求过去以后，另一方面，当英国为了照顾贵族的利益对谷物输入加以限制，为了照顾加拿大的利益对木材输入也加以限制以后，俄国就陷入了本国工业崩溃与国外输入工业品泛滥的双重困境。以前一般人们，与斯托哈先生一样，是把贸易平衡这个说法看作是一种离奇的幻想的，认为一个有理智的、进步的人而相信这种说法，其荒谬与可笑，简直无异于相信十七世纪的魔术、妖法；虽然他们原来的态度如此，现在却不得不无限惊讶地觉察到，在独立国家彼此之间必然存在着所谓贸易均衡这样一种性质的东西。俄国最开明的、眼光最敏锐的政治家涅塞尔罗德伯爵就毫不合糊地公开承认，他相信这个说法。他在1821年的一个官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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