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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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并须注意的是，首先，萨依承认在他所使用的“公共经济”这个名词下，国家经济或政治经济是存在的，但他在他的著作里并没有谈到这些；其次，他把在政治经济这个名词下所包含的内容归纳到一种学说，这种学说显然是世界主义性质的；结果他在这个学说中所谈的始终只是以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为唯一对象的经济，并不顾到各个国家的不同利益。
所谓“公共经济”，老实说，它的内容应当没有别的，只是属于某些指定国家的经济，也就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如果萨依在向我们说明他所说的政治经济是什么（实际上没有别的，只是世界主义的、世界范围的或属于全人类的经济）以后，使我们知道当他谈到一些学说的原则时他唤作“公共经济”的是什么，那么这种在名词上的代用，原也可以存而不论。
但是当他给这种学说下定义并加以引伸时，简直无法避免从国家的概念和性质开始，这就必然要使所谓“全人类经济”发生实质上的改变；因为现在人类还是在不同的国家下互相分开的，各自在它共同力量和利益下结合在一起，各不相谋，而且与那些在天赋自由权的行使上彼此对立的其他同样的社会不同。他用政治经济的名称来称呼他的世界主义经济时，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作出说明，由于这种名词上的移动，跟着就发生了意义上的移动，这样就掩蔽了一系列最严重的理论错误。
一切后来的作家都陷入了这个错误，不能自拔。西斯蒙第也把政治经济学明白他说成是“以造福人类为使命的科学”。亚当·斯密和他的后继者在这一点上所教导我们的，主要也就是魁奈和他的后继者所已经教导过了的。《方法评论》里一篇文章谈到重农学派时所说的话几乎与亚当·斯密一派的话如出一口，它说：“个人福利是完全依存于全人类福利的。”
就亚当·斯密所了解的，美国倡议自由贸易最早的是哥伦比亚学院院长托马斯·库柏，他甚至否认国家的存在，把国家说成是出于“字面上的创造”，只是为了避免表达时的多所周折而设的，除了存在于政治家的头脑以外，并没有实际的存在。库柏在这一点上的主张是非常一贯的，实际上他的态度比他的前辈和老师们还要彻底得多；因为这是很明显的，如果承认了各个国家以及它们各个性质和利益的存在这一点，这就立刻有必要按照这些各自不同的利益来考虑修改属于人类社会的经济学，如果库柏的意向所在是要把这类修改说成是错误的，那么在他的一方面最聪明的做法就莫过于从头否认国家的存在了。
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绝对不是要把流行学派主张的世界主义经济理论一笔抹杀；但是我们认为政治经济，或者象萨依所说的“公共经济”，也应当科学地加以发展；可是我们还认为对事物应当给以正确的名称，这样总比使用意义相反的名称要好些。
我们如果想对于逻辑、对于自然法则信守不渝，那就必须使个人经济不与社会经济相混淆，关于后一项，又必须把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与世界主义经济划分开来。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所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而世界主义经济产生时所依据的假定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是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的。
如果象流行学派所提出的那样，我们的确有一个包括一切国家在内的世界联盟作为持久和平的保证，那么伺际自由贸易原则似乎是完全正确的。就个人来说，他争取个人发展时所受到的束缚越少，同他自由往来的那些人人数越多，财富越大，他个人活动的范围越广，则为了争取进一步发展，对于他先天的禀赋、后天的知识和才能以及供他支配的自然力量，利用时就越加容易。个人如此，就各个社会、地区和国家的情形来说，也是如此。就美国的各州、法国的各县、德国的各联邦来说，说是与其把它们联合起来彼此进行自由商业往来，不如用内部地方关税把它们互相隔开更为有利，只有傻子才会这样想。
大不列颠三王国与爱尔兰的联合，使全世界看到了一个显著的、无可反驳的例证，在联合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是具有无限效能的。假使世界上其他一切国家也在同样情况下联合起来，则全人类由此所获得的进展和幸福将达到何种程度，就是最丰富的想象力也难以描画。
毫无疑问，世界联盟和持久和平的观念是受到常识和宗教的拥护的。如果个人之间的争斗认为与理性相违背，那么国家之间的争斗受到同样谴责时，在谴责的激烈程度上应当扩大多少倍？社会经济学能够从人类文化史提出的证据，说明全人类在正义的法律之下联合起来是合情合理的，看来在人类健全的理智之前，这一证明是最为明显的。
历史告诉我们，当发生了战事，个人投入了战争活动时，人类幸福就降到了最低度；当国际协作情绪有了高涨时，人类幸福就有了相应的增长。当人类处于原始阶段时，最初实现的是家族的联合，然后有了城市、城市同盟与整个国家的联合，最后是若干个邦处于同一政府之下的联合。假使事势所趋，足以使这种联合（那是从家族的联合开始的）扩展到千百万人，那就有理由认为在这样的趋势之下使一切国家联合起来也是有可能的。如果人类智力能够理解到这种大规模联合的利益，那么我们就应当敢于作这样的设想，因全人类联合而产生的更大利益，人类智力也是能够理解得到的。有许多例子足以表明，在现代精神下是有着这种倾向的。这里只需提一提在科学、艺术、新发现方面以及在工业与社会制度方面的进步就够了。现在已经可以有把握地预言，再过几十年以后，由于交通工具的进一步改善，世界上的文明国家通过物质和文化方面的交流而联合在一起的密切程度，将不亚于一个世纪以前英国各郡的联合，或者还比它们更为密切些。欧洲大陆各国政府，现在用电报互通消息，彼此已经好象是处于同一地区。空前的强大力量已经把工业提高到以前所料想不到的完善程度，而更加强大的力量还在不断地出现。工业愈进步，愈加匀称地扩展到世界各国，刚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将愈小。两个工业同样发展的国家如果互相冲突，则彼此在一星期内可以使对方受到的损害，或者经过整个世代还难以恢复。但是同时也可以推想得到的是，原来专用于生产的新生力量同样也可以为破坏性的战争服务，这一点将主要有利于取守势的一方，特别是欧洲国家，而英国原来以岛国地位在防御上所占有的优势，或将由此丧失。欧洲各大国的国会，现在已具有未来的、由各国共同组成的国会的雏形。用协商来解决争端的办法，比之凭武力来夺取公理的办法，显已占有优势。一切文明国家比较开明的首脑，对于财富与工业的本质作了进一步深入观察以后，已经确信，对未开化、半开化或文化在衰退中的国家进行的教化工作和殖民地的形成，为文明国家提供了发展生产力的场所，而这比战争的相互敌对行动或贸易限制能提供更丰硕更安全的果实。我们对于这一点看得越清楚，未开化国家通过交通工具的进步越与文明国家相接触，则文明国家越会认识到：对于未开他的、内部陷于无政府混乱状态的以及受恶政府压制的那些国家的启发和教导，是一种使命，这种使命提供给文明国家的利益是均等的，同时也是各文明国家大家都应负的一项责任，但这种责任只有在团结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完成。
对一切国家、对整个世界进行教化，是全人类应该共向担当的任务，从那些不变的自然法则来看，这一点是显然的，文明国家彼不可抗拒的势力所推动，不得不把它们的生产力扩大或移转到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我们到处可以看见，在文明的影响之下，人口、智力和物质资本达到了这样的规模，就势所必然的要向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倾注。如果国家的可耕面积已经不足以供养全部居民，已经不足以吸收全部农业人口，则人口的多余部分就势必要向辽远地区寻找适于耕种的土地；如果一个国家有才能、有技术的人材已经这样多，以致在国内不再能获得足够报酬，他们就必然会流向对他们的需求较大的地区；如果由于物质资本累积的结果，以致利率下降得那样厉害，较小的资本家已经不再能靠利息收入过活，他就会把资本在比较有利的情况下投放到富力较低的国家。
由此可见，流行学派的学说体系未尝没有正确原则作为基础，但这一原则要达到为实践作先导的目的，必须获得科学上的承认和应用，同时为了避免误人歧途，实践也不能忽视这一思想；这个学派却没有考虑到各个国家的性质以及它们各自的特有利益和情况，没有把这些方面同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观念统一起来。
流行学派把那些还没有出现的情况假定为已经实际存在的情况。它假定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形势是已经存在的，然后由此推定自由贸易的巨大利益。这样就把因与果混淆了。就那些已经在政治上联合起来的各省、各州、备邦来说，持久和平的状态是存在的；由于这种政治上的联合产生了商业上的联合，由于在这样形势下的持久和平，才使商业联合对它们那样的有利。历史上一切的成例告诉我们，领先的总是政治联合，跟着发生的才是商业联合。由后者带头而由前者跟进的情况，简直举不出一个例子。但是在目前世界形势下，实行普通自由贸易的结果是不会产生一个世界范围的共和国的，情形将适得其反，比较落后的国家将普通屈服于工商业与海军强国的优势之下，作出这种结论的理由是极其充分的，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形势简直是万难避免的。要使一个世界共和国（按照亨利四世和圣皮埃尔神甫所理解的）、也就是世界各国彼此承认有同等权利、放弃单独采取纠正行动的广泛同盟成为现实，只有多数国家在工业与文化、政治修养与权力达到尽可能近于同等的程度时，才能办到。只有当这样的同盟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时，普遍自由贸易才能发展；只有由于这样一个同盟的结果，才能使一切国家象现在在政治上联合起来的各省各州一样，享有同样大的利益。有些国家在文化上同那占优势的国家比起来还差得很远，但是那个国家决没有从上帝手里取得垄断工业的永久权利，不过在时间上它比别的国家占先了一步而已。保护制度是使落后国家在文化上取得与那个优势国家同等地位的唯一方法。从这一点看起来，保护贸易制度可以认为是促进各国实现最后联合，也就是促进真正自由贸易的最有效方法，从这个观点来看时，国家经济学似乎是这样一种科学，它正确地了解各国的当前利益和特有环境，它所教导的是怎样使各个国家上升到上述那样的工业发展阶段，怎样使它同其他同样发展的国家结成联盟，从而使实行自由贸易成为可能，并从中获得利益。
但是流行学派把这两种学说互相混淆起来；它犯的严重错误是，以单纯的世界主义原则为依据，来衡量不同国家的情况，从而仅仅由于政治上的理由，忽视了生产力的世界性的发展趋势。
马尔萨斯希望限制人口增加，查默斯和托伦斯则近来有一种奇妙的想法，认为资本的累进与生产的无限制扩张都是要不得的，社会福利所严格要求的是制止这方面的进展，西斯蒙第说工业发展是对社会有害的；他们所以会发生这类错误见解，只是由于抹煞了生产力发展的世界性趋向。他们的理论在这一点上有类于吞噬了自己的儿子的萨腾（Saturn）。这种理论认为由于人口、资本和机器的进展而出现了分工，然后根据这一点来解释社会的福利，最后就把这些发展因素看成是洪水猛兽，是对国家富强的威胁；他们所以会作出这样的结论，是由于只看到各个国家的目前情况，没有考虑到整个世界的情况和人类未来的进步。
人口增长率大于食料生产增长率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世界上还有大量的天然富源没有开发，人口就是再增十倍或甚至百倍也足以供应；情况既然是这样，这种食料与人口两者不能相平的想法，或者用假想的计算、诡谲的论据来证明这种臆说的办法，可以说至少是愚昧的。以生产力的目前限度为标准，据以计算多少土地能够养活多少人口，这样的想法只是由于器量不大，目光短浅。整个地球可以容纳的人口，照野蛮时代渔猎者们的计算恐怕不到一百万人，照畜牧时代牧羊人的计算恐怕不到一千万人，照原始农业时代农民的计算也恐怕不会到一亿人；然而现在一个欧洲就有两亿人在生活，马纷薯与其他粮食作物种植的推进与近来农业上一般的改进，使人类供应食料的生产力提高了十倍。英国小麦每英亩的产量，在中世纪时已比前增加到四倍，现在已增加到十倍至二十倍，此外耕地面积也已扩大到五倍以上。有许多欧洲国家，它们土地的肥沃并不亚于英国，但农作物每英亩产量的增加还不到四倍。对于人类此后在新发现、发明和改进方面，谁又敢预定限度呢？农业化学还在幼稚时代，明天也许由于某种新发现或创造，一下子就把产量提高五倍或十倍，谁能知道呢？我们已经能够靠了自流井把不毛之地变成膏壤，地质也许还有什么未知力量在潜伏中有待发现，谁又能断言呢？假定由于某种新发现，可以无须象现在这样依靠燃料的帮助，在任何地区用极低的代价产生热力，假使处于这样的情况，可耕种地区将扩大到多少倍，每英亩产量将增加到什么程度，谁能预计呢？我们说马尔萨斯的学说看来是胸襟狭窄的，但他所使用的方法也是要不得的，由此会发生一种违反自然的作用，从而毁灭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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