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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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主要条件。例如往往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农业经营者一年的生产是超过他的消费的，但是他却感到已沦于破产地位。如果他对地产还负有银钱债务，而一般信用市场情况并不安定，如果一方面货币资本求过于供，而另一方面地产却供过于求，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就会普通发生货币贷款要求收回而地产则急于求售的情况，结果地产价值一落千丈，使许多最积极勤俭而富于进取精神的农业经营者陷于破产境地。这并不是由于他们的消费超过了生产，而是由于在他们手里的那个生产手段、即地产，在他们无法控制的原因下，失去了大部分价值，从而使他们的信用受到破坏；地产价值既普遍低落，以地产为抵押的货币负债数额与他们所有财产的货币价值，即不能保持原有比例关系。近五十年来，这样的恐慌在德国和美国曾发生过不止一次，有许多德国贵族就这样丧失了他们的财产或地产；但是他们却没有明白，使他们受到这种遭遇的，实在就是他们所认为居心那样善良的好朋友、英国保守党所采取的政策。但是在工业蓬勃发展的国家，农业经营者和地主所处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在那里，土地生产力和农产品价格都有了提高，农民所获得的不仅是生产价值超过消费价值的数额，地主所获得的也不仅是每年地租的增长，还有地租增长所体现的资本额。他的财产价值提高了一两倍，这并不是由于他增加了劳动强度，作了进一步的节约或田地有了更大的改进，而是由于工业建立以后对于他的财产价值发生了影响。这就使他有了进一步发挥身心力量、改良土地、增加牲畜头数的手段和诱因，他虽然在消费方面有所增加，仍有更多的节余。他的地产价值提高以后，信用就有了提高，从而实行改进时取得所需要的物质资本的能力也有了提高。　　　　
　　亚当·斯密对于地产交换价值的这类情况保持沉默，不加闻问。萨依却不是这样，他表示了意见，他认为土地的交换价值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无论价值是高是低，土地总是同样地适合生产的。这位作家，在他的德文翻译者们的心目中是具有普遍代表性的权威者，而在他作品里对于国家繁荣具有这样深切关系的一个问题，却抱着这样错误的见解，真是一件憾事。我们的主张却相反，认为必须肯定，土地价值的高低是测验国家繁荣程度的最可靠标准，这方面的波动和恐慌，应当认为是能够降临到一个国家的、毁灭性最大的灾害之一。　　　　
　　这个学派所以会陷入这样的错误见解，也是由于对自由贸易理论的一意偏袒，它是希望自由贸易这个名词能够深入人心的。有些纯农业国家同富强的工商业国家有着无拘无束的商业往来，而在地产价值与价格方面波动与恐慌发生得最剧烈的，也就是处于这样地位的一些国家。　　　　
　　固然，国外贸易也能使地租及地产价值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情况，同本国工业的建立、工业生产有规律的不断增长以及国内工业品对国内农产品的交换相对照时，前者的那种不确定、不均衡、不能持久的情况是不能与后者同日而语的。　　　　
　　当农业国家还有着大量未经开垦或耕作粗放的土地，它所产的主要农作物在富强的工业国家里有稳定的销路，可以换得工业品，这类农作物在运输方面也没有问题，农作物的需求又能逐年有所增长，增长的程度大致与农业国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双方的贸易关系也没有被战争或国外关税制度所阻断——只有处于这样的情况时，国外贸易对地租与地产交换价值的增长才会发生强大影响。但是这一系列的情况的任何一点如果有了变化，或中止发生作用，国外贸易就会成为国家经济停滞的起因，不仅如此，还往往会造成国家经济重大的、长期的退化现象。　　　　
　　国外的需求是变化无常的，这种情况在这方面具有最有害的影响，如果由于战争、农产歉收、来自别的地区的输入的减退，或由于任何其他情况或变故，工业国家对于生活必需品或原料或上述的某些主要农作物的需求有了增长；然后由于和平恢复、农产丰收、从别的地区输入增加，或由于政治措施，这种需求却又大部分不复存在。如果上述需求增进的持续期比较短促，农业国家也许会由此获得一些利益。但是如果持绩期长达好多年，则这时国家的一切情况与一切私人组织的消费规模，已经与这个需求相调和配合，生产者对于某种标准的消费已经习惯；关于某些原来认为是奢侈的享受，现在对他说来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事物。他的农业收益与地产价值已有所增长，他凭了这一点，改善了耕种与房屋设备，添置了许多东西，如果地产价值没有提高他是决不会这样做的。土地的买卖与租赁以及贷款，都是在地祖和地产价值提高了的标准上成立的。再说，个人的收入有了增加以后，国家本身的开支也就必然会增加。但是这种需求一旦突然中止以后，生产与消费之间、降低了的地产价值与并未降低的货币贷款之间、根据租约应付的货币地租与租地上的货币产额之间、以及国家的收人与支出之间都会失去平衡，由于这一系列的不平衡状态，就发生了国家在经济、政治、精神各方面的破产、窘迫、沮丧、退化等等现象。在这样情势下的农业繁荣，它的作用就象鸦片或烈性饮料一样，只能引起一时的兴奋，结果将终生萎靡不振；又如电光的一闪，当时虽使万象格外光明，但过后却坠入了更深一层的黑暗。　　　　
　　在农业上昙花一现的繁荣比持久而平稳的贫困局面还要坏得多。如果要使繁荣真正有利于个人和国家，那么这种繁荣就必须是无间断的。但是只有在逐渐增长的趋势下，只有国家对于这种增长与增长趋势的持久不变具有保证力量时，这样的繁荣才能成为无间断的繁荣。就土地价值来说，处于较低水平，比水平虽高而波动不定的局面，不知要好到多少倍；只有当这种价值处于逐渐而稳定的增势时，才能使国家享受持久繁荣。可是要使已经相当发展的国家，对于土地价值稳定而持久的增长具有保证力量，就只有止它自己有了工业，才能办到。　　　　
　　那些法国葡萄园的业主们，直到现在仍始终认为法国的保护制度有损于他们的利益，要求在对英贸易中享有尽可能广泛的自由，希望由此可以使他们的地租增长；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一般对于国内工业与国外贸易两者对地租与地产价值的影响大不相同这一点，果能有彻底了解的是多么少。　　　　
　　鲍林博士的关于英法间商业关系的那个报告的基本意向是要表明法国由英国多输入毛织品、对英多输出酒类时所能获致的利益；但是他所提供的簧料，却可以用来作为一些事实的极显著的证明，这些事实同他自己的论点恰恰处于对立地位。　　　　
　　鲍林博士指出，法国酒类1829年输人荷兰计2515，193加仑，输入英国只431，509加仑，由此证明，如果英法之间存在着比较自由的商业关系，则法国酒类对英销售量将会有如何大规模的增长。　　　　
　　英国人对于酒类是习惯于那些由葡萄牙、西班牙、西西里、特纳里夫岛、马德拉群岛、好望角等处输入的蒸馏酒、烈性啤酒以及性烈而价廉的各种刺激饮料的，法国酒要大量运销英国，在这方面未必没有阻碍；这些都姑且不论，假定英国对于法国酒的消费确能增进到与荷兰同样的比率，那么按照英国人口计算，它的消耗量将增进到五百万或六百万加仑，等于现在对法国酒类消费量的十倍到十五倍；这一点从表面上看来，对于法国，对于法国的葡萄园业主，的确显得是有很大利益的。　　　　
　　但是，假使我们对这个问题加以彻底研究，所获得的结论将完全不同。按照所宣扬的原则和鲍林的论点，所主张的当然是彻底的自由贸易。我们且不提这一点，只是假定在尽可能获得的贸易自由限度下，这时毫无疑问，英国人将使他们的工业品，特别是毛、棉、麻织品以及铁器、陶器，占有法国市场的一个很大部分。即使按照最稳健的估计也必须假定，由于法国工业生产的下降，法国城市居民将减少一百万人，以原料与粮食供应城市居民的农民也将减少一百万人。按照鲍林博士自己的估计，法国人民对于酒类的消耗，在乡村的是每人16．5加仑，在城市的加一倍，即每人33加仑。据此，法国工业力量由于自由贸易而减退后，它的酒类在国内的消耗量将减少五千万加仑；而对外输出量不过增加了五百万或六百万加仑；这样的结果对法国葡萄园业主显然是有害无利的，因为对酒类的需求，在国内的所失，比在国外的所得超过了十倍以上。　　　　
　　总之，就酒类生产，或者就肉类、谷类以及一般原料与粮食的生产来说，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凡是宜于由自己建立工业的大国，国内工业生产对这类温带农产品所引起的需求，比之即使在最旺盛的出口贸易下对这类产品所能引起的需求，也将高出十倍到二十倍，因此对于地租与地产的交换价值的提高也将发生十倍到二十倍的有效作用。有些地区距离城市较远，虽然由于路政完善及商业往来上的便利，与城市有着联系，但是就地租数额与地产交换价值来说，与邻近大城市的地区比较，仍然瞠乎其后；这一点也是上说的一个最有力证明。　　　　
　　地租问题可以从价值观点或从生产力观点来加以研究；但是还可以从单纯的个人关系，即地主、农业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或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与情况这方面来加以研究。流行学派对于这一问题主要只是从私人组济的观点来考虑的。例如，一国的地租被消费时，实行这种消费行为的地区离开产生地租的地区愈接近就愈有利，而有些国家的则与这个原则相反，消费行为大都发生在一国元首所驻在的地区，以专制君主国未说，大都发生在一国的首都，与地租产生的地区离开得很远，因此对农业、对最有效用的工业、对国家精神力量的发展所能发生的利益只是限于最低度——就我们所知，流行学派谈到地租时，对于这一点却一字不提，无所阐述。当地租消费集中在首善之区时，贵族地主除非在宫廷中求生活或在政府据有官职，否则就不能享有权利或政治势力，这时一切公众权力和势力都集中在首都，地主们都被吸引到这个中心点，他们要满足欲望，要找到畅畅快快地化费地产收入的机会，这里几乎是唯一的理想地区；而且大多数地主越是习惯于首都生活，在别的地区居住时，对于他们在社交方面、在高等的精神与物质享受方面所能提供的机会越少，他们就越来越感到首都生活的富有魅力，别的地方生活的可厌。结果使各地方失去了、使首都获得了几乎所有的那些由地租消费而产生的精神改进手段，尤其是原来可以由地租来维持的那些工业和精神生产者。在这样的情况下，首都的确是显得极度富有吸引力，因为它把精神劳动者的一切才能，把生产奢侈品各行业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它的本身。但是各地方却丧失了主要使农业经营者能改进农业、能鼓励他们实行改进的那些精神力量、物质手段和那些工业。　　　　
　　我们看到法国的首都，特别是在专制政权下，一切文物的辉煌灿烂，超过了欧洲大陆的任何城市，而这个国家在农业方面却很少进步，各省区在精神文化以及有实用的工业方面都感到缺乏。为什么会这样？大部分原因就是由于上述那些情况。贵族地主越是能与宫廷生活相脱离，越是能在立法与行政管理上占有势力，通过代议制与行政制度，给予各省区、各城市管理它们自己地方事务和参预国家立法行政的权利越是广泛，结果使人们居留在省区时越是能够受到尊重，获得势力，则产生地租的地区的吸引力就越大，就越加能够多多吸引贵族地主和有教育有财力的公民到那里去居住，这个时候地租的消费对地方上精神力量与社会制度的发展、对农业的改进以及对人民群众有用的工业的促进所发生的影响作用也就越大。　　　　
　　英国的经济情况就为这个见解提供了证明。英国地主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是住在他自己的田庄上的。这一事实在多方面促进了英国农业，直接的方面是由于驻在地主为他自己打算，会把地租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农业改进，或用来支持佃户方面所承担的这类改进工作；间接的方面是由于他自己的消费行为，对于附近一带的工业和文化教育组织会发生支持作用。再就德国和瑞士来说，与法国对照时，虽然缺少大城市，在交通运输设备与国家制度方面也相形见绌，但在农业方面，在一般文化方面，却高出很多，其中原因也部分地可以用这里所说的一些情况来加以说明。　　　　
　　亚当·斯密和他的学派在这一问题上所犯的绝大错误，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这里还可以作进一步清晰的说明。他的错误在于没有能清楚地认识到工业对地租增长、对地产自身的市场价值以及对农业资本所发生的影响，在于对这一点没有能加以充分说明，却相反地将农业和工业作了对照，在他那样对照的情况下，显得农业比工业对国家要有价值得多，要重要得多，显得由此所造成的繁荣，要比后者所造成的巩固、持久得多。亚当·斯密在这里只是重复了重农学派的错误见解，不过在方式上略有些改进而已。他显然被一些现象所迷惑，那就是我们已经借助于一些英国情况的统计数字加以论证的，表明即使在最富足的工业国，在重要性上农业物质资本也超过工业物质资本十倍到二十倍；实际上，就是每年的农业生产，在价值上也是大大超过工业资本总额的。重农学派以农业与工业对照时，所以会过高估计前者的价值，或者也是由于受了这种现象的迷惑。表面上看起来，农业足以使国家富足起来的力量，当然显得要比工业高过十倍，因此对国家的重要意义比起工业来要高出十倍，也就值得给以多于十倍的考虑。但这只是在表面上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