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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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位作家在《君主论》中一般论证的内容来说，如果认为他别有意图这一点还有斟酌余地的话，那么读到最后一章，对这一点的怀疑就可以释然。他在那一章里明白指出，造成意大利一切祸害的基本原因是外国的侵略与国内的分裂；认为统治着托斯卡那和教会各邦（这是它们的幸运）的梅迪奇王族是受命于天，来完成统一全国的伟大任务的；认为要成立一个新政权，目前是最好时机，一位新的摩西现在必须勃然兴起，把人民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出来，这是作为一位君主的无上光荣、无上伟大的事业。
任何人也可以从《君主论》其他各章的字里行间看出它的旨趣所在，但能使人看得最明显的是作者在第九章谈到教会各邦时的态度。他说，“教士拥有土地，但没有加以治理，他们对土地有支配权，但没有加以防卫；这些人间无上乐土是直接在上帝保佑之下的如果对它们说一句批评的话，就不免会亵渎神明。”他这番话只是一种反语。他实际的意旨，说得明白些，显然是这样：要征服这个国家，对一个勇敢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困难，尤其是梅迪奇一族，他们的亲属据有教皇职位，在前进的道路上更加没有阻碍。
马基雅弗利自己对于共和政体是有热情的，但他对他心目中的一位霸主提出的关于对付这些共和邦的劝告却是这样，这一点又如何解释呢？他是一个热情的共和主义者，是一个大思想家，卓越的学者，又是一个爱国的烈士，而他却劝告未来的霸主完全摧毁意大利各共和邦的自由，把他的《君主论》题献给君主，这除了出于为自己打算的一种计划，想借此向君主献媚，从而博取个人利益，还能有什么别的动机呢？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当他写《君主论》的时候，他还受着贫困的折磨，为自己前途感到惶惶不安，他热切盼望梅迪奇政府能给以工作和支持。他曾于1513年1O月10日从他所住的乡村破屋里写了一封信给他注在佛罗伦萨的朋友贝托里，这封信使我们对上述情况再没有怀疑的余地。
话尽管这样说，但是仍然有根有力的理由足以使我们相信，他写这部书也并不是专为迎合梅迪奇一族从而猎取私人利益，而是要促使实现一种霸业计划；这种计划，虽然按照我们现在的道德观念来说是不道德的，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但是跟当时在共和邦下的爱国观念并不抵触。从马基雅弗利的著作以及他在政府供职时的举动可以证明，他对于过去所有各个时期的历史以及所有各个国家的政治情况都是了了于胸的。一个人的眼光既能看到那样久远的过去，又能那样清楚地看到周围的一切，对未来就必然也能看得很远。既然在十六世纪初叶就已经能认识到在意大利进行组织全国武装的利益，这样一个人物也就必然能看到小型共和邦的时代已成过去，大君主国的时代已经到来，必然能看到，在当时环境下，政权只能用强力取得，用独裁政治维持，而当时意大利各邦的寡头政治已成为国家统一的最大障碍，因此必须铲除，国家的独立自主是总有一天会在国家统一的局面下成长起来的。马基雅弗利显然是要把已经褪了色的几个城市的自由扔掉，让它作为专制政体下的牺牲，希望借此赢得国家的统一，从而使后代获得更加伟大、更加高尚的自由的保证。
意大利关于专论政治经济学的最早著作是1613年那不勒斯的安东尼·舍拉写的，内容主要是论述使各“王国”获得金和银的丰富供应的方法的。
萨依和麦克洛克似乎都只是随便看了一看这本书的标题就马虎过去，说它只是讨论货币问题的；从书的标题来看，的确可以表明，作者是在以贵金属为财富唯一要素这种谬见的指导下进行写作的。但是如果他们能读一读这本书，把内容仔细领会一下，也许可以从这里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训。安东尼·舍拉虽然陷入了以金银充裕为财富表征的错误观点，但是对于财富的起因却叙述得相当清楚。
他当然是把采矿放在贵金属直接来源的第一位的；但是关于取得贵金属的间接手段却说得很有理。依他看来，农工商业和海运事业是国家时富的主要来源。土壤的肥沃是繁荣的可靠来源；但更加有利的来源是工业，其间的原因不一，主要在于工业是广大商业的基础。这些来源的丰富程度决定于人民的性格特征，例如高的制度；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达到高度的经济发展。
安东尼·舍拉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本质来看问题的；不是以已有学说的一些推论为依据，或以事前已经决定要宣传与实行的某些原则为依据，然后在这样的角度上来看问题的。他将意大利各邦的情况作了比较，由此看到，有了广大的商业，才会在财富上有最大的累积，而大规模商业是从充分发展的工业而未的，工业又是以公民自由为出发点，然后由此获得发展的。
柏卡里亚的见解充满了重农学派的荒谬论点。这位作家谈分工原则或在亚当·斯密之前，或与他同时，这一论点也许是他发现的，也许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得来的；他比亚当·斯密更进一步，不但把这个原则应用到各个工厂工作的划分，而且指出，由于社会成员之间职业的划分，公共福利有了进展。同时他也与重衣学派一样，毫不犹豫，认为工业是不直接从事生产的。
那位法理学大家菲兰哲里的见解可以说是最狭窄的。他也受到了荒谬的世界主义的影响，认为英国实行保护政策，只是使非法贸易沾了光，削弱了它自己的商业。
威利是一个有实地经验的政治家，因此不会错误到那样大的程度。他认为有保护国内贸易、抵制国外竞争的必要；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政策只有强大、统一的国家才能采用这一点他却并没有或没有能看到。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二十九章 工业主义（流行学派误称“重商主义”）
在世袭君主政体以及国民力量集中的情况下导致了各民族的团结，由此大国蔚起；当这个时期，商业与航运，从而财富与海军力，象我们以前所已经指出的那样，大部分集中在由城市组成的共和邦或这些共和邦的联盟。这些大国的制度越是发展，就越加清楚地感到，必须把这些力量和财富的主要根源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起来。
大国的君主们深信，要使这些力量和财富的根源得以发荣滋长，只有在城市自治自由下才能实现，他们就按照这个方针进行，给城市以自由行动权，鼓励建立行会，认为这类设施都足以与封建贵族的势力相对抗，而这些贵族是一直在企图独立，一直与国家统一的宗旨不相容的。但是靠了这样的权宜手段要使政策方针得以贯彻执行，看来还是不够的，其间有种种原因。首先，个人在自由城市与共和邦所享受的全部利益，比君主政府在它们自己的自治城市所能提供或愿意提供的全部利益要大得多；其次，要使一个一向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在自由竞争中，安然地排除在工商业及航运业方面占有优势已历数世纪之久的那些国家，这件事不但非常困难，简直不可能；最后，在这些大君主国内的封建制度，对国内农业的发展，从而对国内工业的发展，起着阻挠作用。因此这些大君主国，出于势所必然，就采取了这样的政策方针，对外国工业品输入及外国的商业与航运，竭力主张加以限制，对本国的工商业及航运业的发展则加以赞助。
这些国家的岁入原来以对输出的原料课税为主，此时则以对输入的工业品课税为主。这一政策所提供的利益，使文化比较高度发展的城市与地区的工商业者及海员受到了鼓励，就带着他们的资本迁居到这些大君主国，从而也激起了后者原有居民的企业精神。于是随着国民工业的增长，国民自由也获得了增长。这时封建责族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感到对从事于工商业及农业的人们有表示让步的必要；由此更加推进了本国的农业与工商业，这些国家财富的要素彼此之间又互相发生着有利影响。我们已经指出，由于实行这样的制度，加上宗教改革的有利影响，英国在生产力、自由和权力方面有了怎样的累世不绝的长足进步。我们曾经谈到，这样的制度曾使法国在一个时期获得相当成就，但未能有始有终，只是由于封建制度以及教会与专制君主制度还没有获得改革。我们也已说明，波兰终于一蹶不振，只是由于选举君主的制度没有充分的势力与稳定性，足以促成强有力的城市自治制度，使封建贵族获得改进。施行了这样的政策以后，原来的工商业城市以及大都处于城市政治势力以外的农业地区改变了面貌，代之而兴的是一个农工商业都发达的国家；这是一个在本质上完全无缺的国家，是一个协调的、紧凑的整体，这里一方面把原来存在的君主、封建贵族与民众之间的分歧转化为和谐一致，另一方面在工业、农业与商业之间发生了极其密切的联系与相互有利作用。这样一个国家比原来存在的组织不知要完善到多少倍。这是因为城市自治共和邦的工业原仅局促于狭小范围内，而现在却可以把范围扩大到全国；因为全国的现有资源，现在都可以供工业支配；因为在工业的不同部门以及在农业中的分工与生产力联合的有效性比以前提高了无数倍；因为从事于农业的各个等级的人在政治上、商业上都与工商业者结合在一起，他们之间保持了永久的协调；因为工业与商业之间的交互作用得以牢固存在，永久不变；最后，还因为由工商业而来的在文化方面的一切利益，农民也可以共享，并不例外。一个农工商业都发达的国家就象是一个势力扩展到全国的城市，或者象一个提高到城市地位的乡区。在这样的一个统一国家范围内，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势所必然的是，在同等比例上，精神力量将日益发展，政治制度将更加完善，在国家的岁入方面、军事力量以及人口方面，将不断增长。所以我们在今天可以看到，首先使农工商业获得充分发展的那个国家，在这些方面，在世界各国中已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
所谓工业主义，原来并没有书面上的明确定义，也不是作家们设想出来的一套理论，只是在事实上执行着的，这种情况直到斯图尔特的时候为止；斯图尔特的学说大部分是从英国的实际情况推演而来的，正同舍拉的学说是从威尼斯的情况推演而来的一样。但斯图尔特的论著并不能算是科学作品。这本书大部分是专论货币、银行、纸币流通、商业恐慌、贸易平衡以及人口问题的，直到现在还可以使我们从中学到许多东西；但是写得十分无条理、欠明朗，同一概念往往反复说上十遍。关于经济学中的其他问题，有些只是极浮泛地提了一提，有一些简直完全略而不谈。例如关于生产力问题和价格原理问题，都没有彻底讨论。在作者心目中的。处处只是英国的经验和情况。总之，在这本书里所始终注意的，只是英国实况与科尔伯特政略的是非得失。工业主义与后来的一些学说体系相比，其长处是：1．它清楚地认识到国内工业的价值，认识到工业对本国农业、商业、海运以及对国家文化与力量的影响；而且毫不合糊地表明它在这方面的认识。
2．它指出了一个有条件建立工业的国家要达到建成工业的目的时在大体上应采取哪些正确的方法。
3．它是以“国家”这个概念为基础的，把国家看做各个实体，处处所考虑的是国家利益与国家情况。
另一方面，工业主义也存在着以下儿个缺点：1。它对于国家工业发展的基本原则以及使这个原则能够付诸实施的一些情况，一般缺乏认识。
2．由此将使处于不适宜于发展工业的那些地带的人民以及小型的与未开化的国家和民族发生误解，以为也可以采行保护制度。
3．它总是企图把保护制度应用到农业、尤其是原料生产的方面，它不懂得对原料生产采取保护措施是对农业有害的，而农业本身是天然有充分保护的，是不怕国外竞争的。
4。它企图用限制原料输出的办法来过甚地爱护工业，这样做是有损于农业的。
5．它并不向已经占有工商业优势地位的国家指出，象这样的国家应当容许在本国市场范围以内的自由竞争，从而防止它自己的工业家和商人流于怠惰。
6。当它一昧地追求政治目标时，忽视了一切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忽视了全人类的目标；因此会导使国家趋人歧途，以致使它们当实行保护办法已经足够应付时会采取禁止制度，或者当征收温和的保护性进口税比较适合目的时会征收实际上帝有禁止性的进口税。
7．最后，主要由于它完全忽视了世界主义原则，因此就没有能认识到，作为一切国家的努力方向，应当争取逐步接近的是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共同联合，是持久和平的树立与普通的贸易自由。
但是后来的一些学派对于工业主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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