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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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它却是有深刻体会的，而且奉行不渝；英国人也学了样，他们不顾基督教国家的体面，直到现在对于北非沿岸一带的海贼暴行也仍然视昔无睹，还是法国人对文明作出了贡献，剿灭了这批贼徒。　　　　
　　这些汉撒城市的商业并不是国家性质的，它既没有内部生产力量的均衡优势与充分发展作基础，也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的支持。这个同盟各成员之间的结合是极其松弛的，它们彼此之间互争优势，各为本身的小范围利益。或者按照瑞士人或美国人的说法是一州一市的利益）争胜，这种竞争观念超织了整个同盟中的团结精神；但是只有依靠了这种团结精神，才能牺牲各个城市的利益，以整个同盟的共同福利为重。于是彼此之间发生了猜忌，有时甚至演成叛变行为，例如科隆就利用了英国对这个同盟的仇恨这一点而从中取利；又如汉堡也企计利用丹麦与律贝克之间的争执而坐享其成。　　　　
　　汉撒各城市的商业并不是以商人所属地方上的生产与消费或农业与工业为基础的。这些城市对于如何促进本地农业发展这一点完全置之不顾；而由于它们的商业活动，外地农业的发展却受到了很大的鼓励。它们觉得在比利时采购工业品要比在自己境内建立工业方便得多。波兰的农业、英国的牧羊业、瑞典的铁工业和比利时的工业都受到了它们的鼓励与帮助，它们数百年来所奉行的一个准则就是现代经济理论家所推荐的，这就是“专向最便宜的市场购买”。但是当那些与它们有买卖关系的国家把它们撵出了各国市场时，它们发觉自己的农业和工业都没有充分发展、都没有条件能使它们的商业剩余资本在这些方面运用。结果这项资本就流入了荷兰和英国，使它们的敌人在工业上、财富上、力量上都有了增进。这是一个显著的例证，说明纯粹的私营事业如果任其自流，并不一定会促进国家的繁荣和力量。这些城市，由于专心致志地追求物质财富，对于政治利益的促进这一点就完全置之不顾。当它们处于鼎盛时期，看来它们好象是完全不属于德意志帝国的。这些城市里的自私而傲慢的公民，受到了许多帝王、贵族的逢迎谄媚，他们所处地位就好象是海上的君主。当处于这样的全盛时期，他们尽可以与德意志北部各城市联合在一起，成立一个众议院，作为帝国中贵族的一个对称势力，尽可以借助于帝国力量实现国家的统一，把从敦克尔克直到里加整个海岸地带建成一片，也尽可以通过这些措施使德国在工商业与海上势力方面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当时他们如果要使这样的情况成为事实，真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但是事实上当他们在海上的大权旁落以后，剩下来的一点势力甚至还不足以诱使德国议会承认他们的商业是一种国家事业。相反地，这时德国贵族却倾其全力来压制这些低首下心的公民。他们在内地的城市逐渐归入各个王侯的绝对掌握，因此他们的沿海城市也就失去了与内地的联系。　　　　
　　汉撒商人所犯的错误在英国都没有发生。英国的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都是以它的本国工农业为稳固基础的；它的国内贸易是在与国外贸易的适当比例下发展的，在这里，个人自由日益成长时，对国家统一或国家权力并无所损。以英国的情形而言，国王、贵族与人民的利益是在极其圆满的情况下结合在一起的。　　　　
　　如果对于这些历史事实有了深刻体会，那么关于英国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广泛扩展工业生产力，所以能够这样无止境地发展，海军力量所以能够这样的压倒一切，谁还能说不是由于他们所采行的商业政策呢？有人说英国人所以能获得现在的商业优势和力量，并不是由于它的商业政策，与这个政策并没有关系，这种说法在我们看来是本世纪流行的最显著的谬论之一。　　　　
　　如果英国人对一切置之不问，任它们自生自灭——也就是流行经济学派所推许的“任其自由，不加干涉”的主张——那么所谓“天秤商人”现在将仍然在伦敦经营商业，为英国制造织物的仍然是比利时人，英国仍然是汉撒商人的牧羊场，一切正同葡萄牙成了英国的葡萄园以后，由于一位狡狯的外交家的谋略，直到今日依然如故的情况一样，的确，英国如果不是靠了它的商业政策）象它今天所具有的那样高度的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就不可能实现，这是可以断言的，因为这样的自由是工业与财富的产物。　　　　
　　关于汉撒同盟与英国两者之间在工商业方面进行斗争从头到尾的经过情况，亚当·斯密从未加以试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而从亚当·斯密著作中某些部分来看，清楚他说明，他对于汉撒同盟崩溃的前因后果并不是不了解的。“一个商人，”他说，“并不一定要属于某一指定国家的公民。他在什么地区经营商业，在很大程度上对他是没有关系的。只需有一点不如意，他就可以把他的资本连同他所进行的事业全部，从这一国移到那一国。这项资本在没有摊开以前，就是说还没有把它陈列在地面上变成建筑物或在土地上作持久利用时，就不能说其中的任何部分是属于任何某一指定国家的。汉撒城市所曾一度拥有的且额财富，除了十三、十四世纪黯淡模糊的历史纪录以外，大部分现在已杳无影踪，这些城市，其中有些当初究竟坐落何处、有些原有的拉丁名称指的究竟是哪些欧洲城市，现在甚至已经搞不清楚。”　　　　
　　亚当·斯密对于汉撒同盟之所以颠覆的次要原因既具有这样的真知灼见，而对于其中的主要原因却没有感到有加以试究的必要，这是多么奇怪啊！要考察其间的主要原因，对于那些已成陈迹的城市正不必深究，它们的原址何在，关于哪些拉丁名称属于哪些城市，也正不必在陈年纪录中去寻根究底。他的同国人安德森、麦克弗森、金和休谟都有必要的说明，可以供他参考。　　　　
　　汉撒同盟为什么会一败涂地，在这方面作考察时是既能引起兴趣，也会获得丰富结果的；而亚当·斯密这样一个造诸极深的观察者，为什么对这一点却绝口不提呢？就我们所能看到的、其间唯一可能的原因是，作这样考察时所导致的结论，对于他的绝对自由贸易原则将无所掸益。由此他所面临的，将无可避免地是这样一个事实——英国人与汉撒商人的自由贸易关系使英国农业脱离了未开化状态以后，他们所采行的以汉撤商人、比利时人与荷兰人为牺牲的保护贸易政策，使英国获得了工业优势，然后借助于它的航海条例，使它进一步获得了商业优势。　　　　
　　这些事实看来是亚当·斯密所不愿意了解或不愿意承认的，因为这些都是属于萨依所谓与他的理论相反的、那些不大对劲的事实。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三章　荷兰人　　　　
　　　荷兰、法兰德斯和布拉奔，从它们人民的性格与风俗、血统与语言来说，或者从它们的地理位置与政治关系来说，都是日耳曼帝国的组成部分。这里曾屡次有查理曼大帝的行踪，他时常驻札在这一带附近，由此对这些地区在文化上所发生的影响，当远比对德国较偏僻地区所发生的影响为强大。还有一层，法兰德斯与布拉奔生来就特别适宜于农业和工业，就象荷兰的宜于畜牧和商业一样。　　　　
　　这些沿海地区的国内贸易，由于广泛而优良的海上与内河航运而获得了莫大便利，这种情况在德国是没有一处比得上的。那些足以阻碍上述地区进步的因素之所以能够消除，运河之所以能够开辟，即使就很早时期来说，也必然是由于水路运输在农业改进、城市发展方面的有利影响。法兰德斯历任的主政者，早在德国所有别处的主政者之前就看到了保持地方治安、改进路政、发展工业、建设城市等的价值，这种情况就格外促进了法兰德斯的繁荣。这个地区在地利上既占优势，主政者对于盗贼与野兽的扑灭又进行不遗余力。在这样情况下跟着发生的当然是城乡之间商业的活跃，畜牧、特别是养羊业的发展以及大麻、亚麻产量的增进；而且原料生产既欣欣向荣，财产与商业经营的安全又有保障，于是为制造这些原料时所需的劳动与技术就会与之相适应，这是势所必然的。同时这里的主政者对于羊毛纺织工人的争取也没有坐失时机，因为历史告诉我们这里不久就从国外招募了这样的技工。　　　　
　　法兰德斯获得了汉撒同盟与荷兰方面在贸易上交流的支援，它由于毛纺织业的发展，不久就成为北欧的商业中心，与威尼斯由于工业与航运业的发达而成为南欧中心的情况互相辉映。商船运输、汉撒同盟与荷兰之间的互惠贸易和法兰德斯的工业这几个方面，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统一体，一种真正的国家事业，这时法兰德斯工业的最高地位还没有遇到敌手，因此以它的情形而言，商业限制政策并没有需要。处于这样的环境，工业在自由贸易下可以获得最大发展，法兰德斯的主政者是懂得这一点的，而无须向亚当·斯密请教。法兰德斯的主政者，伯爵绳伯特三世（RobertIII），当英王要求他把苏格兰人逐出市场时，他的回答与现代流行学派的理论精神十分符合，他说，“法兰德斯一向认为它是一切国家的一个自由市场，如果违背这个原则，就与它的利益有了抵触。”　　　　
　　法兰德斯是北欧的首要工业区，布鲁日是北欧的主要市场，这样经过了儿个世纪之后，它们的工商业地位就转移到了邻近的布拉弄地区。因为法兰德斯的主政者不愿继续给与它们在全盛时期所要求的那些特权。于是安特卫普占了商业的首座，鲁文（Louvain）成为北欧的首要工业城市。由于这种情势的变化，布拉奔的农业不久就有了高度发展。早年时期租税由用实物檄纳改为用货币缴纳的这种变革，尤其是关于对封建制度方面的限制，都是对它特别有利的。　　　　
　　这时荷兰人作为汉撒同盟的对手，在统一力量下显露头角，这就打下了将来他们在海上挣得权势的基础。荷兰这个小国在自然条件上有优点也有缺点，但它善于应付，随处能取得利益。荷兰人在海洋的侵袭下作了长期不断的斗争，这就势所必然地养成了刻苦耐劳与胃险进取的精神；他们的土地是在不断艰苦斗争下保持住的，这就养成了对土地格外珍惜的观念，把它照顾得无微不至，他们在这方面所化费的力量简直是难以形容的。他们受了造化的限制，所能从事的只是航运、渔业和肉类、干酪、奶油的生产，他们不得不靠了海洋运输、乳制品出口和渔业来满足他们对谷类、木村、燃料和衣着材料这些方面的需要。　　　　
　　汉撒商人在后期逐渐被荷兰人撵出东北各国市场，所以会发生这种变化，这里可以略举其间的主要原因。汉撒商人所需要的农产品和木材，主要取给于与他们的城市直接毗连的地区，而荷兰人所需要的这类物资，数量却比他们所需的要大得多。而且荷兰有邻近的比利时工业地区，有来因河一带广阔、肥沃、遍产葡萄的地区，况且这条河流还可以一直通航到瑞士山地，这些都是对它极有利的。　　　　
　　沿海国家的商业与繁荣取决于水路交通所赖的河流的流域是否广阔，这一点可以认为是一个通则。我们只要看一看意大利地图，就可以明白威尼斯商业之所以大大超过热那亚或比萨的商业。其自然条件上的原因就在于波河流域之广阔和富饶。荷兰商业的主要根源是来因河及其支流的灌溉地区，这些地区远比易北河及威悉河流域为丰饶，而荷兰商业之所以优越于汉撒各城市的商业，其原因也在这一点上。此外荷兰人还有一点值得庆幸的是，有个人叫作被得·鲍克尔斯（PeterBockels）的，发明了一种腌制青鱼的特有方法，这种方法即以其人而得名，他的方法秘不外传，经过了一段很长的保密时期，在这段期间，这一行业由荷兰人独占其利。用此法制出的青鱼质量特别优美，因此在市场上可以获得高价。据安德森说，自从荷兰发明了这种制鱼方法以后，数百年间，英格兰和苏格兰鱼商虽然享有巨额出口津贴，他们的青鱼在国外仍找不到市场，即使竭力减价，也无法与荷兰人竞争。要晓得在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发生以前，各国对于海产点类的消耗量非常之大，因此当汉撒航运业已开始衰落时，荷兰人竟有力量每年造新船二千艘，这一事实与上述渔业的情况对看，是并不足奇的。　　　　
　　比利时与巴达维亚全部地区在勃艮第王室统治下合并以后，这些地区有一部分获得了国家统一的巨大利益，当我们研究荷兰对德国北部城市在海上贸易竞争中获得胜利这一事实时，上述情况是不可忽视的。在查理五世统治下的尼德兰王国构成了一个有权能、有作为的集体，这时他对于这种力量的性质若果有真切的了解并且能懂得怎样来引导、运用的话，就不难使他在陆上、在海上称霸世界，这种力量对他所能作出的贡献，实在比地上的全部金矿，比教皇所能赐给的一切恩宠、优遇还要有效得多。　　　　
　　查理五世若果有远见，能够把那个西班牙王冠象扔掉一块要把他拖入泥坑的累赘的石头一样地毅然弃去，试问荷兰与德国人民的前途因此将发生如何惊人的变化！这时的查理是尼德兰王国的统治者、日耳曼的皇帝、宗教改革的领袖，在物质上、精神上拥有一切的必要手段，可以建立一个力量最强大的工商业帝国——把从敦克尔克直到里加的航运业联合在一个旗帜下的海军强国。　　　　
　　这时要使德国提高到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国家的地位，要使它的工商业势力遍及全球每一角落，甚至使这样的情势也许历许多世纪而不衰——这时要实现这样的野心，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理性概念，只是一个人的意志的运用。　　　　
　　但是查理五世和他那个性情乖张的儿子所采行的却是恰恰相反的政策。他们甘愿成为痴迷狂妄一派的领导，要使尼德兰趋于西班牙化，以此作为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