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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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租，将比将外产谷物逐出本国市场的办法下所获得的高得多。不过贵族地主所关心的只是他们的眼前利益；由于战争，外国的原料和谷物自然而然地退出了英国市场，从而使地祖有所提高，他们宁可惜助于谷物法，使他们的地租得以保持较高水准。这样他们就迫使大陆各国放弃了用农产品自由交换英国工业品的办法而别寻途径，以促进自己的福利，他们另辟的途径就是由自己未建立工业。由此可见，英国的限制法令与拿破仑的大陆制度作用是一样的。不过前者的影响发生时在时间上比较慢一些而已。
到了坎宁和赫斯启森主政的时候，贵族地主们已经尝够了禁果的甜头，这时要凭常识上的推论来说服他们放弃原有利益已不可能。这些政治家感到所面临着的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处于困难地位；一直到现在英国执政者还是处于这样的窘境。他们要使大陆各国相信自由贸易的好处，同时为了本国贵族地主的利益，对外国农产进口却不得不加以限制。因此要使他们政策的推行情况，不辜负英国和欧洲大陆两方的自由贸易拥护者的期望，简直是不可能的。他们对本国与其他国家的商业政策作一般性讨论时，总是满口的博爱主义与世界主义，但是一等到问题牵涉到本国任何一种关悦的变更时，他们就以保护原则为推论依据。并不以为其间存在着任何矛盾。
赫斯启森的确曾降低某些商品的关税，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注意到，在较低的税率下国内工业仍然是受到充分保护的。他的做法与荷兰人管理水利工程的办法极为类似。什么地方外面的水涨得高，这些聪明的当局就筑高堤，什么地方水低些，就把堤也筑得低些。英国公布改革商业政策时，对外宣传得天花乱坠，而实际上作风不过如此，玩的只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一套戏法。有些人把英国降低丝织品关税作为一个例子，说明英国政策的公正宽大，他们没有好好地想一想，英国只是企图借此打击这类商品的非法买卖，增加它的财政收入，而并不损害到它自己的丝织业，就保护本国丝织业而言，这一措施也完全使它达到了目的，假使高达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的保护关税（这是国外丝织品输入英国时现在要负担的税率，其中包括附加税）可以算是公正宽大的证明的话，那么大多数国家可以说，丧这一点上它们是走在英国前面，并不是落在它后面的。
我们懂得，坎宁和赫斯启森的那些高谈阔论，特别是要想在法国和美国引起一些作用，因此在这里回想一下他们所表演的一些手法怎样地在两个国家都碰了壁，是不无意味的。这一次英国也同以前1786年那一次一样，获得了理论家方面极大的帮助。这个时候法国的自由党正热中于普遍贸易自由的伟大理想，正在被萨依浮夸的理论所激动，对于受人嫌恶的政府则抱有反感，又有沿海城市以及酿酒业与丝织业经营者的支持，因此态度嚣张，要求援照1786年的成例扩大对芙贸易，认为这是促进国家福利唯一的正确途径。
不论人们对于复辟王朝怎样不满，怎样加以责难，但它对法国曾有过无可否认的贡献，在这一点上后代是不会有争执的；这就是关于商业政策它没有被英国人的诡计和自由党的叫嚣所迷惑，没有被它们引人歧途。坎宁先生对于应付法国这件事这样重视，这样地耿耿在心，他亲自特为到巴黎，为的是要使维莱耳先生相信他政策的高明，跟着他走。但维莱耳先生是一个久经世故的人，他完全看穿了这一手花招。据说他是这样回答坎宁先生的，“如果英国在工业上处于高度的先进地位，可以容许比以前更进一步的国外竞争，那是符合英国自己已经看得很清楚的国家利益的。但是法国的工业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地步，因此它自己也是看得很清楚的利益是在于使工业获得保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保护制度目前对它说来是不可少的。等到将来时机成熟，法国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可以容许国外竞争而不必借助于限制措施时、他（维莱耳先生）将毫不迟疑，学习坎宁先生的榜样，使法国可以从中获得利益。”
坎宁被这个决绝的回复触恼了，他回国后在议会里大言不惭地说，他利用了干涉西班牙事件，把一副重担子放到了法国政府的肩上。由此可见，坎宁先生的世界主义与欧洲自由主义情绪，并不是象大陆上那些好心肠的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真挚。坎宁先生对于大陆上的自由主义，若果有丝毫在念，他又怎能仅仅为了要想加重法国政府的负担，而使西班牙的自由政体在法国干涉下受到牺牲呢？问题的真相是这样的，坎宁先生彻头彻尾是一个英国人，在他嘴里的那些博爱主义和世界主义，只有当这些主义有助于英国工商业优势的加强与更进一步扩展，或有助于蒙蔽英国工商业的竞争对方的意识时，他才会津津乐道，才会止他自己怀有这样的情绪。
事实上，在维莱耳先生方面也并不需要有多大的聪明智慧，才能看穿坎宁先生为他设下的圈套。德国在大陆制度取消以后，工业不断的衰退，维莱耳先生根据邻国的经验，对英国的所谓自由贸易原则的真正意义，早已心中有数，况且法国在1815年以来施行的制度下，进行极为顺利，它决不肯学寓言里那只狗的样，放下嘴里现有的东西而向影于里去扑空。象沙普塔尔与查理·杜平这类人，对法国工业现状是具有极深刻的观察力的，他们都曾以最坚定的语气说明这个制度的成就。
沙普塔尔关于法国上业的著作，内容没有别的，只是表示对法国商业政策的拥护，只是从全体、从每个细节上来说明这方面的成就。从以下所引的一段，可以看出这一著作的旨趣所在。“我们不可让自己陷入抽象哲学的述途而不能自拔，我们首先要抓住现实，首先要就已有的事物加以改进。妥善的关税制度是工业的堡垒。在这样的制度下进口税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随时增减，可以使过高工资与过高燃料价格这方面的损失获得补偿，可以保护尚在萌芽时期的技术与工业，直到它们充分壮大足以抵抗国外竞争时为止，可以助成法国工业的独立并通过劳动使国家富裕起来；我在上面已经屡次指出，劳动是财富的主要泉源。”
查理·杜平在他的《论法国生产力与1814至1847年间法国工业的进步》那本书里，对于法国从复辟以来所遵行的商业政策的成就，作了详尽叙述。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国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努力，作了那样大的牺牲，获得了那样丰富的成果，前途又那样充满着希望，作为一个法国的执政者，在这些方面既已看得这样清楚，是决不可能受到麦修恩条约的诱惑而忍使前功尽弃的。
美国1828年的税则是英国商业政策造成的必然结果。这个政策把美国的木材、谷物，豆粉及其他农产品一概关在英国的门外，至于原棉也只有用来交换英国工业品时可以允许进口。在这样情况下对英国进行贸易时，只有美洲黑奴的农业劳动是受到鼓励的、而美国比较最自由、最进步、最强大的那些州的经济发展则受到了极大阻挠，它们每年的剩余人口和资本不得不向西部的荒地移殖。赫斯启森先生完全了解这种情况；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曾不止一次地将英国政策所造成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后果正确地告诉他，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假使赫斯启森先生果真是象别国人民所想象的那样一个人，他将利用美国公布税则这一事实作为一个宝贵机会，乘此使英国贵族领会到谷物法的失策，告诉他们及时把它废除的必要。但是赫斯启森先生怎样呢？他对美国人大发脾气（或者至少是装成这样），在盛怒之下说了许多强词夺理的话，这些话的不符事实，美国农场主们都是一目了然的，他还使用威胁手段，造成了笑柄。他说英国对美输出大致只占英国输出总额的六分之一，而美国对英输出却要占美国总输出的半数以上。他企图从这一点证明美国的受制于英远胜于英国的受制于美；他还说，如果由于战争、绝交等等原因以致贸易中断时，美国所感受到的恐慌也将远过于英国。如果单从进出口总值来看，赫斯启森的话似乎也有些理由；但是如果从双方进出口的性质来考虑一下，就会使人感到差异，他怎么会利用这样一个论点，这一点所证明的同他所希望证明的是恰恰相反的。美国运往英国的商品，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原料，这些原料经过英国人之手价值至少可以提高十倍，这些原料英国人既绝对少不了，而且一下子也不容易改从别处购得，至少无法全部从别处购得；而美国从英国输入的则全部是工业品，这些东西它既可以自己制造，也可同样便利地从别的国家输入。再说两国之间发生了商业中断时的影响情况，如果根据价值理论观点来看，似乎发生不利影响的一定是在美国一方；然而如果以生产力理论为依据，则足以招致无限损害的必然是在英国一方。因为三分之二的英国棉纺织厂将因此停工、倒闭。到那个时候，英国的富源就象发生了魔术作用一样，将一泻千里，每年的损耗将远远超过它的全部出口价值，由此在和平、财富、信用、商务与权力各方面所发生的不利影响将无可计量。但在美国方面这样的情形将造成怎样的结果呢？它原来由英国得来的工业品现在不得不自己制造，数年以后；英国所失的就是它的所得。毫无疑问，这样的政策必然要引起你死我活的斗争，就象以前航海条例曾引起英国与荷兰之间的斗争一样；斗争的结果或者也会同往时在英吉利海峡的战役结果相类。照现象的趋势看来，似乎迟早总不免决裂，但结局如何，这里正不必深究。总之，上面所说的一些，已经足够证明赫斯启森先生论调的无益与危险；英国由于它的谷物法迫使美国自行制造工业品，这一行动显得多么愚蠢；假使赫斯启森先生不说那些经率的话，对问题不拘玩弄态度，而尽力设法消除足以导使美国采用1s28年税则的那些原因，这样的做法将显得多么明智。
赫斯启森先生为了要向美国人证明他们与英国进行交易的有利，向他们指出了英国输入原棉数量的突飞猛进这一事实；但美国人是懂得怎样来估量这一说法的真正意义的。由于美国十多年来棉花产量大大超过了消费，超过了需求，因此这一商品的价格逐年降落，跌价的程度几乎同出口量增加的程度相等；这一点可以从下列统计看出，1816年美国售出棉花八千万磅，获得的代价是二千四百万美元，1826年售出量达二亿零四百万磅，所得的代价只二千五百万美元。
最后赫斯启森先生还向美国进行威胁，说是要通过加拿大作有组织的大规模走私活动。在当时情况下足以危及美国保护制度的各种手段。的确再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了。但是要想一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以后，情况又会怎样呢？是不是美国人就甘心听任他们的制度由英国议会来摆布；关于他们的工业前途，议会喜欢怎样决定就怎样决定，是不是他们就会这样年复一年地忍耐过去而绝无反抗呢？这是多么荒唐的设想啊！事实上将由此引起的唯一结果是美国将强占加拿大，把它并入合众国，否则就是一等到走私贸易发展到忍无可忍的情况时，即行协助加拿大实行独立。假使一个已经在工商业方面占了优势的国家，对待在种族、语言与利害关系各方面同它都是极度密切的一个农业国的办法是，起先迫使这个农业国成为一个工业国，然后为了阻遏它在这样情况下所必然要引起的冲动，却迫使它去帮助这个优势国家自己的殖民地实行独立，这样的举动在我们看来，岂不是愚蠢得有些过分了吗？
赫斯启森死后，由波利特。汤普森先生担任英国商务指导事宜，这位政治家不但继承了他的大名鼎鼎的前任者的职位，也继承了前任的政策。这时就有关美国的方面来说，无需他有什么作为；因为美国由于植棉者与进口商的势力影响，加以民主党的支持，特别是由于所谓1832年的析衷方案。不必英国费力，已经将以前的税则作了修改；这次的修改对原有税则的过甚之处以及一些缺点当然有所纠正，但是对美国粗棉毛织物工业仍有相当程度的保护；尽管如此。已经使英国获得了它对美国所期望的一切让步，而英国则并没有被迫作出相对的止步。
自从折衷方案通过以后，英国对美输出积极增加，从此英国对美输出大大超过了美国对英输出，使英国可以随时吸取在美国流通的贵金属，数量多少可以随心所欲，因此每逢英国自身感到货币流通量不足时，就会在美国引起商业恐慌。这里有一点最使人惊讶的是这个方案的倡议者就是亨利·克莱，而这位先生却是对美国工业利益最杰出、最有远见的拥护者。谈到这里我们一定记得，美国工业由于1828年的税则而获得的发展，引起了植棉者方面极大的猜忌，这时南部各州其势汹汹，说1828年税则如果不加以修改，将不惜使联邦陷于瓦解。这时在联邦政府执政的是民主党，它只是由于党派利益与竞选动机，对南部各州的农场主表示了左袒，而且向属于这个党派的中部和西部各州的农业经营者进行疏通，要他们也采取同样的态度。
这些中部和西部各州的农业经营者因为商品价格普遍高涨，也失去了原来对工业势力的同情心，却不晓得物价的这种涨势主要是国内工业与无数运河及铁路建设事业发达的结果。他们看到南部各州的反抗态度这样激烈，势将引起整个联邦的真正决裂，甚至可能引起内战，在这方面或者也的确存有戒心。因此保持与南部各州民主党的同情关系，就成为中部和东部各州民主党的党派利益。由于这样的政治环境，舆论也有了转变，倾向于赞同对英进行自由贸易，照这个时候的大势看来，很有可能，国家的整个工业利益将在赞同对英自由贸易的论调下受到牺牲。处于这样的情况下，亨利·克莱的折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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