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的天性-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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宓慕峁购团帕械闹种直浠校丫啡嫌�30多种变化会影响人的行为，有的影响表现为神经紊乱，有的影响则表现为智力损伤。其中争论最大但又最有价值的例子是XYY男性。X和Y染色体决定人的性别；XX结合产生女性，
XY结合产生男性。偶尔，约0．1％的人获得一条额外的Y染色体，这些XYY型的人都是男性，长大成人后都是高个儿，绝大部分在6英尺以上。他们往往因精神病犯罪而坐牢或进医院，开始，人们认为那条额外的染色体诱发更具攻击性的行为，结果造成一个遗传性罪犯阶级，但是，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赫尔曼·威特金及助手通过对丹麦的大量资料进行统计研究后，得出了较宽厚的解释，他们发现，XYY的人既不比正常人更具有攻击性，也不显示任何与其他丹麦人不同的特殊的行为模式，唯一反常的是他们的平均智力较低，最简单的解释是，XYY型的人被监禁的比例之所以较高，不过是因为他们不那么机灵，易被发现罢了，不过，应该注意，这一研究并未排除可能导致犯罪人格的比较特殊的素质的遗传可能性。
事实上，若干种突变已经证实确能改变行为的特征。当两个X染色体中只传递了一个时，就会引起特纳综合症。这种病不仅智力普道低下，而且回忆形状的能力和在图形上区别左右的能力也大受损害，由单个隐性基因引起的莱斯齐－奈汉综合症，不仅造成智力低下，而且导致撕扯身体的强迫倾向，直至自我伤残，患这类疾病以及其他遗传疾病的人，象严重智力迟钝者一样。都为更好地了解人类行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遗传分析是能够对这些病症进行最充分研究的分析形式，只要出现不正常状况，除了采取药物治疗措施，我们还可以进行严密的检查，设法确定大脑中发生了病变的部位，并用激素和其他化学物质去调解病变。而不必对大脑进行物理接触，这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机器部件的运转失常，来对整个机器进行了解。我们可不落入感伤主义陷阱，认为这是个残酷的过程，因为这样做是找到治疗这些不正常状况的最有把握的途径。
大多数和特纳异常、莱斯齐－奈汉异常一样易于分析的强烈变异，也会引起缺陷和疾病，这对动物、植物和人都是如此，而且完全可以预料，要了解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把遗传机制和手表的精巧结构加以比较，手表如果因为随意摇动和打击而发生变化，就象具体的化学性质因变异而被随意改变了一样，表的准确性很可能受到损害而不是得到改进。
然而，这一系列有力的例子并没有回答遗传变异和“正常的”社会行为的进化问题。通常，和人类行为一样复杂的人类特征要受许多基因的影响，而其中每种基因仅起很小的影响作用，这些“多基因”通常不能靠探测和追溯造成它们改变的变异来确认它们，而只能通过间接的统计方法来进行估计，在人类行为遗传学中，使用最广泛的方法是比较同卵双胞胎和双卵双胞胎，同卵双胞胎由一个受精卵在子宫中发育而成，卵细胞第一次分裂产生的两个细胞并非粘在一起产生胎儿，而是两个细胞分开产生两个胎儿，因为双胞胎产生于同一个细胞、同一个细胞核和同一组染色体，因此，在遗传上他们是同一的，相反，双卵双胞胎却是两个分别碰巧进入生殖道并同时与不同的精子结合的卵细胞产生的，这样生成的胎儿在遗传上的相近性跟不同年份所生的兄弟姐妹差不多。
同卵双胞胎和双卵双胞胎为我们提供了一次自然对照实验，作对照物的是一组同卵双胞胎，一对同卵双胞胎之间的任何差异必定是由于环境引起的（极少数新型变异除外），而一对双卵双胞胎之间的差异则可能是由于遗传或环境所致，也可能是遗传和环境之间的某些相互作用造成的，平均来看，同性别的同卵双胞胎比同性别的双卵双胞胎在身高或鼻子形状等特征上彼此更为相似，这两种双胞胎之间的差别可以看作是遗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特征的无可争辩的证明，遗传学家用这一方法揭示了遗传在多种特征形成中的作用，这些特征影响着社会关系，如计数能力、语言的流畅度、记忆、获得语言能力的时间、拼写、造句、感知技能、精神运动技能、外倾－内倾、同性恋、首次性活动的年龄、神经症和精神病的一定形式，包括颠狂与抑郁交替发生的行为和精神分裂症。
但是，有一个问题使这些结果不能完全肯定，父母对同卵双胞胎总是同样对待，胜过双卵双胞胎——比双卵双胞胎更经常地穿一样的衣着，吃一样的饮食，在一起呆的时间更长，等等，因此，在缺乏其他信息的情况下，同卵双胞胎彼此更相象可能是由于环境影响的原因。然而，新的、更高级的技术考虑到了这一额外因素，心理学家约翰·洛林和罗伯特·尼科尔斯用这种新方法分析过1962年参加全国优秀奖学金考试的350对双胞胎的背景及成绩，对两种双胞胎之间的差异和早期环境都作了仔细的检查和衡量。结果表明，同卵双胞胎所受到的更为一致的待遇并不足以说明就是他们在一般能力、个性、特征，甚至理想、目标和职业兴趣上更为相似的原因，结论是：相似的原因或者是由于遗传上的接近，或者是由于心理学家至今尚未了解的环境因素的作用。
我对现有资料的全面印象是，考虑到影响人类行为的遗传变化的性质和大小，人类还是一种普通动物。如果这种比较是正确的话，人类精神的统一性就不再是教条，而成为了可以检验的假说。
我也相信，我们将很快具有能力去识别许多影响行为的基因。由于大大提高了对各种根据基因指令而形成的化学物质之间的细微差别的识别技术，过去20年来，我们对人类遗传详情的了解也已大为增加。1977年，遗传学者维克多·麦库西克和弗兰西斯·拉德尔在《科学》杂志上报道说，识别出的基因已达1，200种，其中有210种基因注位置已经在特定的染色体中确定下来。而且，在23对染色体中，每一对上至少已确定了一种基因的位置，大多数最终影响解剖和生物化学特征的基因，对行为只有极小的影响。但是，其中某些基因又以重要的方式影响行为，而有些行为的变异又和已知的生物化学变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另外。我们还知道了激素和直接作用于神经细胞的递质如何通过共同变化而对行为产生微妙的控制。近来发现的脑啡呔和内啡呔是类蛋白质物质，结构相当简申，对情绪和气质均有深刻的影响，这些物质的一种或多种化学性质在哪怕是一次遗传变异中发生了改变，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个性，或至少会使这个人在给定的文化环境中发展与别人不同的某种个性倾向，因此，我认为，对最复杂的行为形式有间接影响的因基的位置，不久就很可能在人类染色体上标示出来，这些基因不大可能规定具体的行为模式，也不会有具体规定某种性活动或衣着方式的突变，和别的基因相比较，行为基因更可能影响情绪反应的形式和强度范围，激发的阈值、在学习某种特定刺激方面的接受性，以及对于一些特殊环境因素的敏感方式，正是这些因素把文化进化引导向某种方向，而不是与之相反。
了解行为是否也会体现“种族”的差异，这同样是饶有兴趣的问题，但我必须先发出强烈的警告，因为这是所有的题目中最具感情色彩，最担政治风险的问题，大多数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只是在松散的意义上使用“种族的”这一表达方式。他们只想观察不同地区的人在某些特征上的遗传差异，诸如平均身高、肤色等。如果说亚洲人和欧洲人之间在某种性质上有差异，那么这种说法的意思是该特征在亚、欧人之间有着某种形式的变化，它并不意味着以这个特征为基础可以划定相互分离的“种族”范围，在亚欧两洲各自内部的不同地区，这一特征很可能还将表现出另外一些差异。而且，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各种性质－例如肤色或消化牛奶的能力－也显示出了地理（“种族”）上的差异，因此，大多数科学家长期以来就认识到，要想截然划分出各自完全不同的人类种族是徒劳的事。这样的种族实体其实并不存在。同样重要的是，生物学家、人类学家或任何人在描述某种特征的地理差异时，不应带有任何关于他所述特征的价值判断。
现在，我们可以更为客观地问：人类特征的地理差异是不是在社会行为的遗传基础上产生的？已经有证据强有力地证明，人类各种社会之间的一切差异几乎都是以学习作用和社会条件作用为基础的，而不是遗传，然而，情况或许并不完全如此，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弗里德曼曾根据对几个种族的新生儿行为的一系列研究，谈到过这一问题，他发现他们在身体各部分的运动、姿态、肌肉弹性以及情感反应等方面表现出了一些明显的平均差异，这些差异都无法合理地解释成训练的结果，也不能归因于子宫内的条件作用。例如，美国华人的新生儿就比美国高加索婴儿显得稳定一些，不那么容易受噪音和运动的干扰，更能适应新的刺激和不人舒适的环境，而且能更迅速地安静下来，更准确地说，任何中国祖籍的婴儿在上述行发特征方面都不同于欧洲祖籍的婴儿。
还有些迹象表明，这些平均差别会持续到童年期。弗里德曼的学生诺瓦·格林发现，芝加哥幼儿园里的美籍华人儿童比同龄的美籍欧洲人儿童较少与伙伴接近和交往，但用在个人活动上的时间更多，气质上也显示出有趣的差别：
虽然大部分美籍华人儿童处于3至5岁之间正是
“高度易激发的年龄”，但他们很少显示强烈的情感行为。他们和其他幼儿园里的儿童一样地跑、跳、笑、打招呼、骑自行车、滑旱冰等等，但吵闹的程度显然较低，情感气氛显然较平静。孩子们的面部都没什么表情，这就使他们都带有一种尊严和沉着的神情，但这仅是影响总印象的一种因素。他们的身体运动似乎更加协调，没有看到跌、绊、摔、擦伤，也没有尖叫、碰撞，哭闹，甚至连其他幼儿园常有的愤怒注高声争吵也没有！也看不到孩子们为争夺东西而发生吵闹的现象，只有最温和的“打架行为”，即年龄大些的男孩子之间友好的摔跤。
弗里德曼和同事考察的拿佛和（印第安人的一支）儿童甚至比华人儿童更好静，当把他们抱起来并往前拉时，他们也不大愿意迈步，当让他们坐下时，立刻就弯着腰，当叫他们俯卧时，谁也不想爬一爬，通常，人们把拿佛和儿童的这种消极习性归因于婴儿背篼——一种把婴儿紧紧背在母亲背上的用具，但弗里德曼认为，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拿佛和婴儿相对的沉静显然是与生俱来的特性，这种特性使他们能够很适应婴儿背篼的限制，这婴儿背篼代表了文化创造和儿童素质之间切实可行的结合。
如果把人类看成是一种生物物种，那么，发现人类群体在其社会行为后面的生理和精神特征上有一定的遗传差异，这是不足为怪的，发现人类的这一本质并不会损害西方文明观点，我们并非被迫信奉生物学的统一性，以便肯定人类的自由和尊严，社会学者马文·布雷斯勒准确地表达了这一观念：“有人悄悄以生物学上的平等来作为人类解放的条件，这种思想严重败坏了自由概念，而且，它促使正人君子们对未来科学研究中的一些可能的、‘令人烦恼的’发现感到惊恐不安，这种不适当的反知识主义是双倍的倒退和堕落，因为它很可能是完全不必要的。”
我要进一步指出，遗传多样性给我们带来的最大财富是希望和自豪，而不是绝望，因为我们人类是一个单一的物种，而不是两个或更多的物种，我们是一种伟大的生育体系，基因通过这一体系在每一代人中流动、混合。由于这种流动，人类世世代代都分享有一种共同的天性，在此天性范围内，比较次要的遗传影响以变化着的形式在性别之间、家族之间和整个群体之间循环，要了解这—生物学统一性的重大意义，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智力介乎黑猩猩和人之间，遗传上又永远和两者分离，语言和高等思维能力的进化仅次于人类的更新世古猿幸存至今，我们的精神该有多么痛苦！我们对它们该有什么义务？神学家们会说什么？我们是否应划分世界，把它们的智力进化引向人类水平，并且根据智力和技术平等原则订立条约，建立一个双物种领地呢？或者，我们是否应该设法使它们肯定不会发展成更高级的物种？更糟糕的是，如果我们和智力高于人类的超人类共处，而他们把人类视为仅仅是一种次要的同科动物，而且面临如何处理我们这一道德问题，那我们又将陷入怎样的困境呢？
（谢显宁译）
《论人的天性》
E。O。威尔逊著 林和生译
第三章 发展
刚刚受精的卵是一个直径为1／200英时的小细胞，并不是人，是游入子宫腔内的一套指令。在它的球形核内估计有至少25万对基因，其中，5万对决定着蛋白质的合成，其余的调节发育速度，受精卵渗透入充满血液的子宫壁后，就一再分裂，通过分裂而形成的新细胞不断增长，形成隆起、园环、叠层。然后，这些细胞就象神奇的万花筒一样浮动，自动聚集成胎儿，具有构形精细的血管、神经及其他复杂的组织，细胎的每次分裂和转移，都是通过基因向构成细胞物质成分的外层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输出的化学信息来安排进行的。
9个月后，人就形成了。从功能上看，它是由肌肉和皮肤包着的消化管，随着刚刚形成的心脏有节律地把血液压入封闭的血管，胎儿的各个部分不断更新，有限的身体动作由激素和神经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而得以协调，生殖器官处于蛰伏阶段，尚须等待若干年后，再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