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团队:携程与如家-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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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建章的团队足够幸运，他们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就找到了需要的第四人：范敏。1965年出生的范敏在四个人中年纪最大。与梁建章、沈南鹏和季琦都不同，范敏没有梁建章那样辉煌的童年；不像沈南鹏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门心思苦读书；也不像季琦那样出身贫寒，很早就有自己打拼的实践。虽然与沈南鹏和季琦一样都是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范敏却远没有那么多故事。作为加入携程团队的最后一个创始人，他一直保持低调，几乎从来不讲自己早年间的事情，甚至在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励志讲坛请他去给学生做演讲的时候，他也是在讲述他读书的那个时代，而不是自己的故事。即使日后做了携程CEO，他也总是说自己比其他三个同伴能力要稍微差一些。范敏人生的前三十多年，似乎浓缩成为一份抽象的简历：1983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90年从管理学院硕士毕业后，进入上海新亚集团公司。在这家上海老牌国企里，他辗转多个职位，从新亚国际旅行社到新亚集团公司办公室，又从新亚旗下的海仑宾馆管理实习生成长为新亚集团酒店管理公司的副总经理，此后又担任过上海旅行社和大陆饭店的总经理。其间，他还曾获得机会到著名的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校做访问培训生。　　　　　
　　　　表面上看，在加入携程创业团队之前，范敏的生活几乎是一个普通上海市民能够想象到的最完美的人生轨迹之一。他如同绝大多数上海人一样，按部就班地走过人生中的每一个台阶：读书、高考、进入交大学习、考取本校的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上海本地的国有企业，到国外进修，回来后一步一步做到高层。他的生活完美无瑕，他的事业稳步上升。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在一般人看来，他需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享受拥有的一切，慢慢变老。　　　　　
　　　　但这一切只是表象，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澎湃的激流。　　　　　
　　　　在给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做演讲的时候，他精心准备的讲稿以“激越的80年代”开头，以“激越的创业时期”结尾，80年代理想主义的激情贯彻始终。　　　　　
　　　　那是一个刚刚从封闭到开放的时代。自由、民主、人性，这些久违了的词汇重新回到了知识分子的口中，在学生中间，自由精神正像春雨之后的青草一般快速生长。与90年代逐渐功利化和更加注重个人不同，80年代的大学生身上继承了他们的父辈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这让他们看起来既像传统的反叛者，又像传统的继承者。他们是一群理想主义者，这个烙印如此深入骨髓，乃至20年后物质主义主导社会了，他们的内心深处仍然留有一块柔软的地带。　　　　　
　　　　范敏在演讲里讲起那个时代的歌星，从汪明荃、苏小明、彭丽媛、刘欢、那英、李玲玉、田震到齐秦、梅艳芳、苏芮、张学友、周华建、叶倩文、童安格，他如数家珍。谁会忘记陪伴自己成长的明星呢？范敏读大学时对面寝室一个同学的远亲是香港人，给他带来一台录音机，于是寝室成了音乐厅，几乎24小时不停地放着歌曲。在那个年代里，一台录音机已经足够成为大事件，大家羡慕那个好运的同学，能拥有一台人人都向往的录音机。与耳熟能详的革命歌曲不同，那里面放出来的音乐如此清新，撩拨着每个人心中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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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携程团队（5）　　　
第一团队：携程与如家　作者：朱瑛石、马蕾　2008…02…03　03：17　　　　
　　　　他同样无法忘记那个从苍白到绚烂的时代里，人们对知识和文化的渴求。中学时，新华书店总是会贴出公告，告诉读者新到了哪些图书。《悲惨世界》到货了，第二天早晨7点半新华书店门口就排起长龙。上了大学，会把饭票省下来换书。80年代不是个物质丰富的年代，可是与那些梦寐以求的图书相比，少吃一顿饭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于80年代的大学生而言，精神上的饥渴早已遮蔽了肠胃的饥渴，每次有专家学者到学校做讲座，总是会“站”无虚席，还有很多人遗憾没有站着听的机会。每个人都通读过好几本名人名言，每个人都有一个大到心里放不下的理想。在上海交大这所理工科大学里，熄灯之后的卧谈会，主题是哲学、政治。他们谈论，并且实践，当过学生会主席的范敏不会忘记，他们的学生会当时叫做学生议会，有学生做议长，有学生做议员。“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他们本来一无所有，却仿佛拥有整个世界。　　　
　　　　但是，当时间进入90年代，当范敏从学生变成国营企业的职工，一切激情似乎终结了。他又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上海人。在这座商业发达、精神保守的城市里，就职于一个国营企业，需要的不是激情。范敏牢记朱光潜那本《读美书简》中的箴言：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他低调做人，扎实做事，逢人开口笑，温良恭俭让。多年以后，他甚至误以为这就是他本来的性格，于是在回答普鲁斯特问卷的时候，把“与世无争”当做自己最痛恨的缺点。　　　　　
　　　　真的与世无争吗？80年代的激情与梦想，其实并没有在温良恭俭让的克己之下灰飞烟灭，它只是蜷缩起来，在心房最深的地方，小心翼翼地存活，仿佛一个沉睡的骑士，等到门环叩响的那一刻，便会抖擞精神，放马出击。　　　　　
　　　　1999年，终于有人叩响了门环。在确定还需要一个熟悉旅游业的创业伙伴之后，梁建章、沈南鹏和季琦就开始留意合适的人选。他们接触了不少旅游企业的管理层，但是没有人对这家刚刚成立的小公司感兴趣，更别说为它放弃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季琦听说上海大陆饭店的总经理范敏也是上海交大毕业的，做过旅行社，还曾在瑞士进修。季琦一听，“这不正是我们想要找的人吗”。　　　　　
　　　　接下来的时间里，上海西藏中路200号大陆饭店成为季琦最常去的地方。想把身为国有公司总经理，有单位分配的住房，有单位配备的专职司机和专车的范敏挖出来，在很多人眼中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季琦施展他做销售时的锲而不舍，“每次去他都让我在办公室外面等，就算他有时间，也会让我等。国企领导都这样，很正常。”季琦不止一次说起过他“三顾茅庐”请范敏的故事，“开始要等10多分钟，后来逐渐熟悉了，就变成了5分钟”。　　　　　
　　　　无数次的软磨硬泡，范敏心中的激情终于被唤醒，他答应一起参与创业。这四个个性不同、经历相异的人，组成了一个奇特的创业团队。在短短8年时间里，他们创造了两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在中国企业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一个创业团队做过同样的事情。每个人都想弄清楚，这个团队究竟拥有什么样的基因？　　　　　
　　　　有人看到他们的相同之处，把这个团队称为“交大系创业四人组”；有人看到他们的不同之处，“季琦有激情、锐意开拓；沈南鹏风风火火，一副老练的投资家做派；而梁建章偏理性，用数字说话，眼光长远；范敏则善于经营，方方面面的关系处理得体。四人特长各异，各掌一端”。　　　　　
　　　　最早投资携程的风险投资家、IDG　VC合伙人章苏阳觉得他们四个人有点像一个机构，四个人有各自不同的背景，大齿轮小齿轮之间咬合得非常好。对于抱着第一是投人，第二是投人，第三还是投人的理念的风险投资家来说，这个团队成员的背景很有吸引力，足够执掌他们将要操作的公司。　　　　　
　　　　季琦强调这个团队的私交和各人的自知之明。在他看来，一个团队的成员之间没有私交，团队会在遇到的困难的时候散架。他和梁建章经常一起旅游，经常一起“吃个小菜，喝个小酒”，他俩和沈南鹏、范敏都是交大的校友，这样的私交可以化解彼此之间冲突和矛盾带来的危机。而每个人都明确地知道自己的能力的边界，明白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范敏喜欢打比方，他不止一次同媒体说：“我们要盖楼，季琦有激情、能疏通关系，他就是去拿批文、搞来土地的人；沈南鹏精于融资，他是去找钱的人；梁建章懂IT、能发掘业务模式，他就去打桩，定出整体框架。而我来自旅游业，善于搅拌水泥和黄沙，制成混凝土去填充这个框架。楼就是这样造出来的。”　　　　　
　　　　在另外的场合，他又把这个团队的成功归于三个上海人和一个？通人的组合。　　　　　
　　　　所有这些说法，不论是来自外部的观察者、投资人还是创业团队成员本身，不同角度的不同解释，都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如果仅仅据此将这个创业团队的成功归纳为某种成功指南，则失之于简单。成功总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精心的谋划、市场的空间、机缘巧合，甚至四位创始人的性格和心胸，都或多或少影响着这个团队的创业结果。　
第三章　创业者季琦（1）　　　
第一团队：携程与如家　作者：朱瑛石、马蕾　2008…02…03　03：17　　　　
　　　　他并不拒绝权力，在需要拿起权力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握住权力之剑，在艰难环境里杀出一条血路，就像他刚刚毕业就敢做“大项目经理”，去开辟一个从未接触过的市场；他又不是一个对权力恋恋不舍，将自己的价值维系于权力的人，必要的时候，他能放得下权力，并且体面地离开，就像他在离开上海计算机服务公司时一样。　　　
　　　　我本来就在“海”里，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季琦　　　　　
　　　　开路先锋　　　　　
　　　　1999年5月，旅游网站的方向已经明确，携程创业团队也找到了它的最后一块拼图—熟悉旅游业的范敏。创业者们在这个时候只需要吹响号角，冲向可能通往成功，也可能通往失败的创业之途。　　　　　
　　　　不过，与很多创业故事不同，携程的四位创始人，最初并不是付出等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孵化自己的公司。在创业前期，季琦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也承担着最多的重任，而其他三位团队成员—尽管他们也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同季琦一起开会讨论，陪伴季琦一起走过创业之初的艰难时光—更像是“兼职”创业者。　　　　　
　　　　这丝毫不奇怪，因为不管是在上海的商界里摸爬滚打了好几年的季琦，还是在国营企业做总经理的范敏，或者有“神童”之称、服务于跨国公司的梁建章，在国际投行运作数亿美元项目的沈南鹏，他们都清楚地知道，一个企业创业成功依赖无数条件，而往往某个细节上的缺失，就会导致一个创业企业的失败。虽然他们拥有足够的自信、优秀的团队、看起来不错的商业模式，互联网的创业热潮似乎也为他们创造了“天时”，甚至也可以断言他们迟早都会取得成功，但是在1999年5月，真正开始着手组建公司，开始踏上创业旅程的时候，谁又能确保他们创立的这一个公司—携程能够成功呢？　　　　　
　　　　他们并不是一无所有的创业者，没有“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的破釜沉舟的心态。他们已经算是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季琦经营着一家年销售额100多万元的公司，梁建章在甲骨文公司拿着几十万的年薪和期权，作为德意志摩根建富董事的沈南鹏拥有更高的收入，而刚过30岁的范敏已经是一家国营企业的总经理，在体制中的前途不可限量。与中国传统的创业者不同，他们选择创业的动因，不只是为了获取金钱，更不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是为了完成一项事业，为了让拥有过人天赋的梁建章、追求自我实现的季琦、希望自己能力得到最好发挥的沈南鹏和心怀理想主义激情的范敏证明，自己能够做一家史上留名的企业。　　　　　
　　　　因此，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计算创业的成本，必须仔细考量携程的前途。如果仅仅做一个赚点小钱的公司，他们何必放弃现在拥有的一切呢？那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在一切都不明朗的时候，最适合做开路先锋的人，就是那个创业成本最低的人。　　　　　
　　　　这个人当然就是季琦。　　　　　
　　　　季琦和他心爱的军用三轮摩托（摄影：石磊）　　　　　
　　　　季琦本人也认为这个角色非自己莫属。“梁建章跟我说，要不你先把公司做起来。我说，好啊。”季琦说，“反正我本来就在‘海’里，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事后来看，季琦确实是担当携程早期创业主角的最佳人选，这并非因为他的创业成本低，而是因为他最适合做这件事情。他不像梁建章和沈南鹏那样拥有海外学历和跨国公司经验，也不像范敏那样熟悉旅游业，但他拥有其他三位同伴所缺乏的东西：在中国这个并不规范的市场里，他已经游弋了许多年，他熟知这个市场的游戏规则，很清楚怎样才能生存下来。与在海外留学、就职跨国公司的“海龟”和服务国营企业的“大鱼”不同，虽然他这样的本土企业家总是被称做“土鳖”，但是在涓涓细流汇成江河大海之前，在那些泥泞的洼地上，“土鳖”最擅长寻找前进的路线。　　　　　
　　　　体制内创业　　　　　
　　　　1992年，当季琦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机器人专业硕士毕业时，有一个留校的机会。系主任找他谈话，他看着坐在自己对面的这位长者，心里琢磨：如果留下来，到他这个年龄我能做到他这个位置吗？就算做到了，又有什么意思呢？　　　　　
　　　　当然，季琦觉得有意思的，也不是延续自己在毕业前不久开始的电脑生意。如同大多数毕业生一样，他首选的就业方向，是进入外企。　　　　　
　　　　进入外企不是件容易事。著名的日化巨头宝洁公司到上海交大招聘的时候，有100多名学生报名角逐有限的几个职位。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假如进入宝洁，每个月能拿到3000多元的工资，这在1992年已经是？般人无法想象的高薪。争夺异常激烈，经过一轮一轮考试淘汰，最后只剩下四个人，季琦是其中之一。　　　　　
　　　　不过，宝洁的大门并没有就此对季琦敞开。当时，宝洁没有人事指标，如果季琦进了宝洁，他的户口要么退回南通老家，要么放到宝洁有人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