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无可赦-第2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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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使神差地，吴端点开了那条新闻。
指名道姓的“闫思弦”三个字，以及他下直升机时的照片。
闫思弦还算精神，立起黑色呢子大衣领口，总裁范儿十足。他旁边的赖相衡就有点惨了，略长的刘海被螺旋桨带出的风吹成了一个雨刮器形状，正好两缕扫在眼睛上，以至于他眯着眼睛皱着鼻子张着嘴。
明明一个大好青年，怎么看怎么猥琐。
吴端没去细看新闻内容。闫思弦已经告诉他了，他没必要细看。
看了一会儿闫思弦推荐的网站，吴端只觉得浏览器自带的翻译功能还差点意思，语句颠三倒四，理解起来比平时花费的时间要多出许多。
他刚起身决定休息一会儿，手机便响起了。
是一个有些眼熟的座机号码。
吴端接起，“喂”了一声。
“吴队吗？我是大湾分局。”
“什么事？”
对方犹豫了一下，道：“不是什么复杂的案子，就是有个人嫌疑人，证据确凿了，一直喊冤枉，还说认识你，说你能帮他洗刷冤屈。”
“谁？”
“叶灵。”
“谁？”吴端又重复了一遍，对这个名字，他是陌生的，他甚至无从判断对方的性别。
于是不等对方回答，吴端又问了一句：“男的女的？”
“男的，42岁。”
吴端确信自己并不认识这样一个大叔，直到对方又补了一句。
“承包公安大学食堂的。”
吴端恍然。
食堂大叔。他在心里一直这么称呼此人，却并不知道对方的名字。
以前竟然没有问一问。吴端想道。
他对电话那头的人道：“人留着，我这就过去。”
对方痛快地答应下来。
吴端起身，套上外套，在玄关处放钥匙的地方翻找了一下。
闫思弦常开的车有三两，一辆性能凶猛的越野，上班开，一辆敦厚奢侈的顶配迈巴赫，去公司的时候司机开，还有一辆十分拉风的超跑，没少载闫思弦身边的莺莺燕燕。
不过最近他几乎没开过那辆超跑，可怜的尤物一直在地下车库落灰。
迈巴赫被司机开走了，越野的钥匙在闫思弦身上，只剩那辆超跑的钥匙，logo上一匹矫健的跃马，无声宣誓着其不菲的价格。
吴端犹豫了一下，最终放下钥匙，决定打车。
上了出租车，他给闫思弦发了条消息，简要说明了情况。
吴端本不喜欢掺和这样的人情世故，有案子，分局该怎么查就怎么查，审核有检察院，定罪有法院。
可那个人他不能不管，那人救过他一命。
吴端在心里警告自己：只是去了解一下案情，绝不掺杂私人情感。
大湾分局，刑侦大队。
整个一层楼灯火通明，香烟味和男人们的体臭味弥漫，还有一股剩饭的馊味。
吴端只大概扫了一眼刑警们的状态，心里便大概有了数。
八成是命案。而且是死相不太好的命案。
吴端进了大队办公室，表明身份，并问道：“现在什么情况？”
市局支队长来了，刑警们也不大有时间寒暄，各自忙着手头的工作，只有一名中年刑警手拿一个文件夹，示意吴端跟他来。
两一进小会议室，那刑警便对吴端道：“叶灵是我审的，电话也是我打的。”
说着，他便将手中的文件夹递给吴端，并道：“这是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呃……您一边看我一边给您说。”
说到称谓时，那个看警衔应该是副队长的中年人犹豫了一下。
单从上下级关系来看，他应该用“您”，可吴端实在是年轻，本就比他小个几岁，又是一张娃娃脸，像个实习学生似的，这么称呼吴端，实在违和。
“你就行了，别您您的，都别扭，”吴端问道：“怎么称呼？”
“陈映琛，喊我老陈就行。我们副队上月退休，我刚接手工作，可能有点乱。”
“不要紧，慢慢说。”
吴端翻开了文件夹，老陈介绍道：“这不晚上了吗，附近的养牛场来学校食堂收泔水。
泔水桶往车上搬的时候，露出来一截人手。”
“只有手？”
“不止，15块，全在泔水桶里捞出来的。人现在已经拼出样子了，身份也确定了。
是学校食堂的员工，张小开，确切来说，是前员工，今儿刚被老板——也就是嫌疑人叶灵炒了鱿鱼。
下午的时候，他们还为此大吵一架，两人还约好了晚上再见一面。
‘既然说不通，就按牢里的规矩，用武力解决问题。’
这是两人的同事复述的他们的原话。这个用不用我解释一下？”
吴端摆摆手，“情况我大概清楚。承包食堂的叶灵是个刑满释放人员，他招的人也都是刑满人员。
因为解决了一部分服刑人员的就业问题，市里每年都给他不少优惠政策。
死者张小开也是有前科吧？”
第433章 第十五块拼图（2）
我叫叶灵。
吴酒一杯春竹叶的叶，天时怼兮威灵怒的灵。
诗集齐了幽静绵远与浩然大气，单看名字却像个玲珑的姑娘。
给我起名字的父母，在那一代人里绝对算得上文化人。
我的父亲是一名戏曲演员，在墨城当地也算个不大不小的角儿，母亲是公安大学的图书管理员。
我在家排行老二，上头有个哥哥。
父母有着儿女双全的美好愿望，希望二胎是个女孩。据我妈说，怀我的时候各种反应也验证了应该是个女孩。
应该。但不是。
我出生后，他们才发现性别跟预想对不上，于是只好在起名的时候下功夫，起了一个女性化的名字。
他们不知道的是，因为这个名字，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过得可不太好。
那时候对男人，还没有“娘炮”这个形容。身边的同龄男孩老是叫我“小姑娘”，不跟我玩。
幸好，我也不爱跟他们玩。
我很小就跟父亲学唱戏，每天早晨五点和哥哥一起，被父亲从被窝里拎起来，下午放了学，别的孩子写完作业就四处去玩。我不行，还要加晚课。
父亲是典型的严父，而母亲，直到我出狱，她在我的印象里才有了一些存在感。
哦，对了，重要的事，我有前科，曾经被判入狱13年。
入狱的原因是打架斗殴，致人伤残。
至于打架斗殴的原因，其实挺不值一提的，无非被几个坏小子欺负急了的反抗。
那是1998年，古惑仔里的打架斗殴行为在年轻人看来是个性，是血性，是向这世界挑衅的方式。甚至，帝都青年在后海茬架是一种流行。
当然了，说这些并不是为了推脱责任。我只是想更透彻地说明自己当时的心境。
我被几个坏小子欺负了，他们是我的同班同学。
像我这样性格孤僻成绩又不好的孩子，成为被人欺负的对象原本并不稀奇，我已经习惯了。
可进入高三以后，他们辍学了，成了真正社会青年，欺负人的手段自然也就比学校里那套老辣一些。
于是那天我带了刀，我记得很清楚，是一把弹簧水果刀。弹簧不太灵光了，有时候弹不出来，按了按钮，还要用手拽一下刀背边缘，将刀身拉出来。
我用它伤人那天，它就掉链子，没弹出来，以至于我脑袋上差点挨了一闷棍。
幸亏我激灵，一偏脑袋躲了过去，那一下可就结结实实砸在了我的肩膀上。
当时我就觉得一条胳膊脱了臼。
剧痛让我失去理智，我学着电影里人物的样子，满脸狰狞，嘶吼着，用牙齿叼着弹簧刀的刀背，终于将刀身扯了出来。
然后我就逮着带头欺负我的人，狠狠捅了几刀。
那是冬天，冬天最冷的时候。大家穿得厚极了，棉袄、毛衣、秋衣、背心……我用了很大力气。
那弹簧刀并不长，我很是怀疑，究竟有没有捅到他。
我一直以为他的惊呼不过是吓出来的。
直到第五天警察找上门来。
那混蛋受了伤，回家竟然不说，自己不知从哪儿找来纱布随便缠了几下。
直到四天后，他突然昏倒，被送进医院抢救室。
诊断结果是一侧肾脏受伤感染。
他被切除了一个肾。
我不确定是哪一侧的肾，上法庭之前，律师还对我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好好认错，争取得到对方谅解。
我的确记住了很多信息，诸如他是家里最小的也是唯一的一个儿子，他上头有四个姐姐，他的父亲是个残疾人，家里曾经穷到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的程度。
她的四个姐姐还未满18岁便先后出嫁，为了给家里挣得一份彩礼。
他几乎就是靠姐姐们的彩礼养大的。
他受伤后，我的父母几乎拿出所有积蓄赔偿，也数次替我跪下求情。对方收钱的时候很干脆，但就是不肯松口说一句原谅我的话。
我能理解，真的。
因为就在我入狱的第三年，那个被我捅伤的人就死了。
死于手术后的并发症。
当时医疗条件十分有限，切除一个肾脏可不是闹着玩的，后续的保养、护理要是跟不上，很容易出问题。
原本，被判十几年，我是不服的，我太倒霉了，正好赶上一轮小严打。对方的死从某种意义上让我心理平衡了。
没让我一命抵一命，我应该庆幸。
入狱以后，在繁重的体力劳动磨炼下，我很快学会了不去思考对错。我放下了对那件事的所有情绪，我得向前看。这是监狱生活以及出狱后漫长的适应期教会我的。
我18岁入狱，出来的时候已经29岁了。
将近而立之年。
我没朋友，只有家人。
很幸运，家人一直没放弃我。
一切都变了，父亲走了，我没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哥哥工作了，在外地娶妻生子。
能看出来，哥哥还是很在乎我的。
我出狱时，他特地提前请了假，带了老婆孩子回墨城，和母亲一起来监狱接我。
我很感谢哥哥，但也能看出来，我的嫂子忧心忡忡。
她对我这个服过刑的小叔子满是戒备，紧紧地抱着孩子，似乎生怕一个不小心，我就会抢了她的孩子去卖钱。
我出狱的第一顿饭，一家人吃得各怀心事。
我不忍心让大哥为难，趁着吃饭中途他出包厢抽烟的工夫，我们短短地聊了几句。
大哥说帮我联系了工作，我可以随时去他的城市。
是一份在建筑工地实习的工作。
别想歪了，不是搬砖。是去做监理助理，一边干点打杂的活儿，一边考建造相关的证，也算是条出路吧。
但我知道，这事儿嫂子准不同意，即便表面上同意了，心里也存着别扭。
我说让我在家呆几天，我想陪陪妈。
大哥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都没说。
我俩回到吃饭的包厢时，嫂子和我妈的脸色都不太好，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她们因为我的事儿拌嘴了，或许正是因为说起了我的去留问题。
嫂子狠狠剜了我哥一眼。我至今记得那个眼神。那是我出狱前无数次想象过的眼神。
我是该想想的，我该做好心理准备。
当天吃完饭，我哥一家就急匆匆上了火车往回赶。我和母亲一起回了家。
只有母亲没变。
她还是大学里那个图书管理员。只是比我入狱前多了一副老花镜，许是怕我看了难过，她还特意染黑了头发。
家里当然有些变化，但我印象中的那些老物件都还在。
皮沙发，皮子面儿已经破损，露出了里面的海绵，母亲便拿一张小毯子盖在沙发上。
玻璃茶几，放在墙角的三角形的电视柜……好像熟悉的老朋友在跟我打招呼。
那一瞬间，我热泪盈眶。
在听到母亲说的那句话后，我放声大哭。
母亲说：“儿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大不了咱们娘俩儿相依为命。”
我已经很久没哭过了。
监狱里的生活当然有不为人知的阴暗面，但既然进去了，期待值总会放得无限低，即便挨了欺负，忍忍总能过去，再说，我是因为故意伤害进去的。如果按照犯人们不敢招惹的程度给罪名排个序，我这罪名次于杀人和贩毒，能排进前三。在监狱里，我还真没怎么挨过欺负。
所以，我真的很久没哭过了。
直到眼泪像两条毛毛虫，爬上我的脸，爬得我脸颊奇痒无比，我才意识到我哭了。
那天晚上，我是闻着被单上茉莉花味道的洗衣粉留下的香味睡着的，我睡得并不太踏实，我梦到了小时候，我走丢了，怎么都找不到我妈。我还梦到一座坟，碑上刻着我爸和我妈的名字。
我醒得很早，天还没亮，我就醒了。
夜是那么静，老房子的隔音效果又不太好。我听到另一间卧室里我妈翻身的声音。
她也没睡，不知是因为我回来而开心，还是在为我的前途担忧。
我给她做了早饭，还有中饭和晚饭，一连一个礼拜。
我只会做饭——我在监狱的伙房干过，多少有点颠勺儿的手艺。我亏钱我妈太多了，却只能以这个方式报答她。
我跟社会脱节了，什么手机啊网络啊，我都不会。
除了有把子力气，我一无是处。
我试着在报纸的招聘信息上找工作，可那上面要么让我交押金，看着就像骗子，要么就是一听说我服过刑，连面试机会都不给。
说来惭愧，还是我妈帮了我。
有一天她下班回来，跟我商量，说是认识承包学校食堂的老板，那老板人不错，愿意给我个机会试试，给学生做大锅饭。
我正好擅长干那个。
这工作在许多人看来都有那么点“低贱”“卑微”的意思——我觉得是。
但对我来说，简直是老天爷眷顾。
我记得，第一个月的工资，我给我妈买了一个几百块钱的肩颈按摩器，我妈可喜欢了，每天下班了都用。
我知道工作机会来之不易，就拼命工作。下班的时候，别人都走了，我总是留下整理东西，定期清洗料理台，清洗地面。
我干了这些，老板都看在眼里，别的大厨一个月1800，我有2000。
后来他又把我提拔成总管——就叫总管吧，我们也没讲究过称呼。什么采购肉、菜啦……反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