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季洁-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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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已经跟了十几部戏，从助理开始，慢慢做剧务副导演，我们偶尔也会通通电话，女孩会和我说说她的近况，我也会给她讲讲我在拍戏时候的趣事。不管将来怎样，至少她现在可以自食其力地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
不止是她，我和其他的“重犯”关系也很好，我喜欢和他们交流，我在他们面前，不是一个明星，而是扮演着老师姐姐的角色，让他（她）们认识到一些正面的东西。因为这个年龄层的人很容易走入误区，我愿意以身作则的来为他们指引。
而他们对我塑造角色也有帮助，我会去贴吧里，还有博客留言区等等地方，看看“重犯”们留下的足迹，想想他们说过的话，让我演的季洁更加贴近生活，也更加有“人情味”。可以说，我的不断探索和进步，与“重犯”们的支持是绝对分不开的，如果说是《重案六组》造就了一个庞大的“重犯”群体，那么这个“重犯”群体则是鞭策出了一个愈来愈完美的季洁。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喜欢你的粉丝大多是一些小孩子呢？言外之意，小孩子应该会更喜欢一些偶像团体，俊男靓女，怎么会喜欢你呢？
“简单说，重犯都有正义感。“
我觉得自己很能理解“重犯”对我的喜爱，对《重案六组》这部电视剧的喜爱，因为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个英雄情结，他们将《重案六组》中的的每一个刑警形象，都当做了崇拜的偶像，心目中的英雄。在这些孩子心中，我们就是他们的榜样，为了不打破自己身为“榜样”的光环，我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做好一个公众人物应该做的表率，起到一个公众人物所应该起到的作用。
虽然近几年来，国产电视剧的产量逐年飙升，刑侦剧警匪剧等涉案题材电视剧也作品繁多，但“重犯”们仍旧坚守着《重案六组》这个“家园”，从未“移情别恋”。谢谢“重犯”们的长情专一。专一和长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一个人既长情，又专一，那么他便可以托付终身了。而《重案六组》的终身就托付给了12年来都在支持它的“重犯”们。
娘家人的这份“专情”，我会永远珍藏的。
☆4☆。操心婆吐槽
荧幕背后的故事
2011年深冬的一个夜晚，我和朋友在北京东三环的一家餐厅吃饭时，接到了徐庆东导演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重案六组4》通过审查，明年春天就能在卫视播出了。听了徐导的话，我心里一直悬着的大石头也终于落地了，付出的心血终于得到认可，可以给喜爱和支持《重案六组》这么多年的观众一个交代，也让自己的一桩心事得以了结。
一百多集的制作，十二年的岁月，我与六组的故事真是太多了，前面的文字，谈了许多感动和温情，讲了许多趣闻和友人的帮助。接下来我想说说“那些年，六组带给我那些不得不说的头疼事”。
首先要说的便是经费紧张，一部影视剧的出炉，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的。《重案六组》也不能免俗，也需要经费和人力的支撑，才能够呈现到观众面前。可《重案六组》的制作和播出一直处在两难的境地，自从2004年，涉案剧被赶出了黄金档后，涉案剧便不再是影视公司敢于投入重金的摇钱树，而只能小打小闹地拍一些，放在不起眼的时段充数。因为一部“非黄金档”播出的剧谁敢投钱？
为了节省开支，我们的拍摄环境选择的都很偏僻，当年北京郊区哪里荒凉，我们就把大棚搭建在哪里，为的就是省下经费，用于别的制作用途。所以，我们的拍摄进行的一直都是很艰苦的，从电视上观众可能觉不出来，看到我们坐在正规的办公室里，谈案情，聊线索，似乎很惬意。其实那都是我们摄制组搭建的大棚，冬天冻死，夏天热死。
记得我们在拍《重案六组第四部》的时候，正赶上三伏天，本来外面的温度就已经够高了，棚里一堆的灯光，设备，还没有空调（我们当时是同期收音，不能开空调），简直就像蒸桑拿一样。为了缓解炎热，只好想一些土办法，去通州制冰厂买了好多冰块，放在大盆里，用电扇吹着，制造点人工冷气。生活中，就只能多买点冰棍，冰镇汽水来消消暑了。但这个办法对消解炎热实在作用有限，只是杯水车薪罢了。
说完拍摄条件艰苦，接下来要唠唠拍摄强度大了。为了赶进度，我们“六组”的主要演员全天候地蹲在棚里，四个月的时间没有一天休息日，而且每天还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全组人都盼着导演生病，导演病了大家就可以休息了，可偏偏年纪最大的导演永远是每天第一个到现场，每个镜头亲自拍完最晚收工回家，大家纳闷，悄悄议论导演是不是吃了大力神丸？
我除了拍戏之外，就要兼做制作统筹，就是安排每天的拍摄内容，协调演员和场景之间的关系。《重案六组》是系列剧，每集都有外请的著名演员来客串，为了不让客串演员等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求一个星期拍完两集，无论如何外请演员要在一周内杀青，照顾演员了，场景的压力就大了，在《重案六组》这部剧中，场景变换有几百个，光各式各样的住家也有几百个，摄制组往往在办公室拍一两天就得出棚，把两集当中其他外景拍掉。每天要换七八个景点，最多的一天我们跑了十五个景点。我感觉我们像一群疯子，狂奔在街上和时间赛跑。
所以这部剧做统筹的最大难点在于众多场景和众多演员之间的协调。什么时候到什么场景；哪个演员到哪个拍摄地点等，这一切都需要我来规划。一周的拍摄日程，每天的拍摄计划和顺序一周计划都要缜密制定后发放给各部门长，每天我都在祈祷：千万别出事！一旦发生意外，将会造成演员场景美工（如道具）制片等各个部门的混乱乃至影响整个拍摄周期。
在拍《重案六组1》时，有一次我因为错误的估计了时间挨了骂。按照当天的拍摄计划，李成儒的戏上午就可以拍完，下午就不需要来现场了，大部队下午转场到中央电视塔拍摄，没想到原本计划要拍一下午的戏居然提前了两个小时拍完了，天还没黑，费这么大劲儿进趟城，大家不能就这么坐在马路边聊天啊？制片主任让我赶紧挑出几场街道的戏“填空”，我翻了翻场景表，街道的戏大部分都是大曾开车商讨案情的戏，我只好硬着头皮让现场制片打电话通知李成儒，求他赶回来救场。好不容易休息半天的李成儒刚刚约了朋友吃完饭，听说让他回来，急了，在电话里大骂：“有你们这么使唤人的吗？还让不让人活了？凭什么王茜叫我回去我就得回去”制片把电话从耳边拿开，任由他发泄心中的不满，我缓缓坐在马路牙子上，听着隐隐从听筒中传来的愤怒的吼声，很委屈也很无奈。
操心又劳力，那时候常常是一天忙下来，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但我们这么辛苦，实际上的收益却并不多。因为本身制作经费短缺的原因，根本就付不起演员高片酬。所以，这么多年下来，演别的戏的演员可能都脱贫致富了，可拍《重案六组》的一帮演员，片酬就没怎么涨过，基本算是原地踏步。
大家也从没提过涨片酬这件事，因为知道剧组的不容易，也出于对这部戏十几年的感情，大家谁也不谈钱，就是咬着牙把戏拍好。剧组有人曾经开玩笑说：“我们拍第一部时，大家朝气蓬勃。就像少先队员；拍摄第二部时，进步成共青团员了；第三部时感觉成长为老党员了；而第四部时，大家都浑身伤病，跟离退休干部几乎一样了。”
所以，我深深知道拍警察剧的演员有多么不容易，虽然很多人希望我们能够将《重案六组》继续拍下去，可如果没有适合的条件，我真的是不希望再这么拍摄《重案六组》了，没别的，拼不动了。
★我们剧组“病号”多
说拍到第四部的时候，大家就跟离休干部一样，虽然是玩笑话，但却是真真的大实话，第四部时，很多演员身上都有病，都是坚持着拍完这部戏的。《重案六组4》筹备时，张潮被检查出患了很严重的膜性肾炎，危及生命。他没有告诉大家，若无其事的坚持工作。
他知道《重案六组4》能够开拍，耗费了很多人的精力，如果他走了，那这部戏就拍不下去，就要前功尽弃了。为了《重案六组4》的顺利进行，他留在了组里，每天靠吃药打针维持。为了在荧幕前呈现出好的状态，张潮不能服用激素药（人吃了激素药会激增肥胖），选择吃一些别的药代替。但那些药的效果毕竟不好，张潮当时的两条腿肿地很严重，手按下去就是一个坑，半天也恢复不了。还有他的脚肿的已经穿不上警鞋了，当时有人给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他的鞋后跟绞开，让他当拖鞋那样穿着，裤子遮盖着，这样看不出来什么，他也方便一些。
大家都劝他停工去医院接受治疗，可张潮坚决不干。没有张潮的戏时，我就找来几块冰块，让他敷腿，但这些对缓解张潮的病痛基本没什么作用。那时候，他的身体什么营养都吸收不进去了，状态特别不好，馨竹等几个重犯探班时看到她们的郑大大病成这个样子难过地哭了，但就是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张潮坚持一场不落地拍完了所有的戏，才去住院。
而住院并没有让他的病情得以缓解，当时对张潮病情最有效果的一种药叫做丙种球蛋白，这种药很难弄到，一个医院的院长也只能批几十盒，我当时急坏了，四处托人找关系，拜托朋友们帮我务必要找到这种药。
最后我舅舅从上海托关系终于买到了二十五盒丙种球蛋白，张潮知道这件事后，打电话向我道谢，电话里他的声音哽咽了，说我是他的救命恩人。我说：“你没事吧，咱俩谁跟谁呀，别说那些没用的，你这家伙别再逞能了，俩字：认怂！”
虽然我嘴上嘻嘻哈哈的没个正形，但心里很是感动，一些话到了嘴边就是不好意思说出口。在这里，我是真的想对张潮说，谢谢你的坚持，没有你的坚持，也就没有现在的《重案六组》，真的谢谢。
除了张潮的“生死危机”之外，我在拍《重案六组4》时，也经历了一次生死的考验，差点挂掉。
那是杀青前几天的一场夜戏，要拍我和邢岷山驱车到一家宾馆，去里面调查一个案件的戏份。我记得当时大概是凌晨两点多钟，当我和邢岷山赶到拍摄现场的时候，导演和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布置。
经过长期高负荷的拍摄工作，整个剧组的工作人员都进入到了一种极度疲惫的状态，每个人都是强撑着最后一点能量在工作。包括我自己也已经是强弩之末，精神各方面都不是很好了
我在等待拍戏的间隙，看到了宾馆的推拉门虚掩着，我就上前，想把门关好，可没想到，我的两只手刚放到门把手上，我的身体就开始不受控制的颤动，然后“啊啊啊啊……”惨叫起来。我明白自己触电了。
但我明白没用，得别人明白才行。当时，导演还有摄像，离我有大概三十多米远，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周围其他的人也不清楚我在叫什么。当时唯一注意到我不对劲的就是邢岷山，他当时在挪车位，看到我背对着他在惨叫，就立马从车里冲了下来，想要把我拉开。
这时，站在我旁边助理董亮和演门童的一位群众演员可能是觉察到怎么回事了，他们抢先邢岷山一步，飞起一脚，把那扇推拉门踹开，我一下子松开手整个人向后仰倒，被冲上来的邢岷山一把抱住。后来，我在地上瘫坐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两只手滚烫滚烫的，就像快要烧熟的烤肉一样。
事后我才知道，现场拍摄的机器接通的是宾馆里的电源，在我来之前，工作人员在试机器的时候，可能来回搬动机器，导致接着电源的电线上那层绝缘体被推拉门磨掉了。
而我们拍摄的那个宾馆的推拉门和一般常见的宾馆推拉门有些小区别。一般的推拉门都是中间一块玻璃，上下两个不锈钢的门把手会是分开的。但是我们那天拍摄的那扇推拉门的门把手，它的把手是从上边兜到下边，基本就是一个导联体。
在电线的绝缘体被磨掉后，这扇门就成了一个大的导电体，偏偏我还要不知死活的往上摸，结果我两手一抓门把手，刚好抓了一个正负极。
后来，据邢岷山说：“我从来都没有听过王茜这么惨烈的叫声，好像疯了一样。”
拍了那么多警匪片，什么样的爆破飙车打斗的场面，我没见过，每一次都能安然应付，没想到的是，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却在小小的玻璃门前“栽”了一下，差一点为这部戏“献身”。
事后，我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朋友们听时，他们都目瞪口呆，问：“然后呢，然后呢？”我使劲回忆了一下，告诉他们，“然后，我就把自己的戏拍完，接着回家洗澡睡觉去了。”
回想起那次的“夜半惊魂”，我虽然觉得有些好笑，但其实心里也挺后怕的，如果当时不是那个门童反应快，提前把门蹬开。等邢岷山抓住我，他也会被电击到，而且电流通过我打到他身上，他恐怕会伤得更严重。
哎，伤的伤，病的病，就连一贯坚强的“铁胃科波菲尔”导演在拍完戏后，也因糖尿病直接住进了医院，出院后又在家休养了好一阵子，才渐渐恢复元气。说我们这个剧组是“病号”剧组真是不为过。
★张潮最爱耍宝
身为六组“头号病患”的张潮虽然身体状况欠佳，但绝对乐观。有事没事就喜欢逗上几句，他的语言特别有感染力，任何平淡无奇的事情，只要经他口讲出来，一点不比相声段子逊色。
有一次，我们一起参加一个活动，张潮先上了一辆车，“小雨点”金铭随后上了车在车里转了一圈，又下车了，我叫住她，问怎么不上车啊。金铭不好意思的悄悄对我讲，“我还是换一辆车吧，你们那脸特黑，眼特大的组长在车里呢，我有点怕他。”我忍不住笑出来，说他有什么可怕的，他最好玩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