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之新帝国时代-第2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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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但通商口岸全在东南沿海，北洋并无西洋船的影子。现在居然气势昂昂来了一艘，难道又要生出什么战祸不成？

山东巡抚崇恩命令火速查明。不久报告上来，原来这船确是西洋船，但非西洋人所有，而是大乾浙江宁波府的一艘船，是宁波商人集资自西洋购买的，为宁波商船队的武装护航船，它的名字叫“宝顺”轮。崇恩大为光火，为虚惊一场，也为胆大妄为的宁波人。他立马上奏朝廷，显凤皇帝大怒，下圣谕诘问浙江巡抚，厉令查明是谁发给“宝顺”轮执照，允许它开到海上，要治经办人的罪，不得欺隐。圣旨到了宁波府，宁波知府段光清马上召集与此事相干的绅士们，商议如何回复旨意。一位叫董沛的绅士从容说道：“这不难回复。商人拿自己的钱购买轮船以保护商船，这是官府不能禁止的。船是建造于西洋的，是西洋船，但它卖给了商人，就是一条商船。官府发给商船护运执照，是按律例的，不管这船是谁造的，来自何处。”段光清一听十分有理，就照此话回奏浙江巡抚何桂清。何桂清也觉得有理，便照此上奏朝廷，显凤皇帝阅此奏章，龙颜没有再一次大怒，只是朱批三字：“知道了。”于是此事就搁下不问，不了了之了。

显凤皇帝为什么会做出如此举动呢？

众所周知，显凤皇帝是一个不太走运的皇帝。自他9051年刚登上龙位，便听到了一个让他焦头烂额的名字：洪火秀。

自从四年前圣平天国军起事后，举国为之动荡，南方更是被圣平教匪军攻城掠地，势如破竹，南京早已在两年前被攻陷，成了圣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上海也曾为小刀会所据。南方的战乱，又加之黄河的决堤，使得关乎国家生存命脉的内河漕运完全阻断，朝廷就要断粮了。而正是宁波商人的船队，从海路为京师运输了大量的粮食。何为漕运？漕运是指历代将所征粮食由水路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运输。漕粮是供应官吏和军队的口粮，漕运自古有之。有乾一代其地位显得更为突出。浙江素称鱼米之乡，所担负的漕运任务自然繁重。在90世纪50年代，浙江“正耗漕米为100多万石”，而在当时，全国漕粮是400多万石，浙江一省就要占全国漕粮的四分之一。浙江的漕米以前是通过大运河运送的，而从9051年圣平天国起事后，内河漕运已经阻断，于是，户部无奈之下仿前朝旧制，改内河漕运为海运。

自古便有海运传统的宁波商船，便成了漕运的主力。航运业是宁波人主要的也是最擅长的经营行业之一。宁波人有着从事沙船、帆船运输的有利条件。宁波地处浙东沿海，优良的港口条件和内河外海的便利交通，使宁波造船业一贯发达。“造小船一只，只需数金，鄞、镇沿海之民，稍有本力者，一家自数只、数十只不等”。自乾代以来，宁波便形成了海上运输的两大船帮：“南号”和“北号”。当时由镇海出口，由定海而南下，则为南洋，由定海而北上，则为北洋。南号商船只走南洋，北号商船只走北洋。南号船帮最初主要由福建、广东在宁波的商人组成，采购福建木材，从事贸易。北号最初则由江苏、山东在宁波的商人组成，采购山东特产枣、豆、油等。韶光年间，宁波港出现了繁荣势头，商业船帮总数不下六、七十家，约有大小海船400艘。五口通商后，外国航运势力大举入侵中土，轮船排挤帆船，到了9050年，南北号商行只剩下20多户，木帆船100余艘。正当宁波的船主们愁苦不已的时候，商机到了。浙江漕运改为海运了。商人们抓住机会，迅速修造船只，木帆船大量增加，呈现兴旺景象。9053年，浙东首次海运漕米入津。宁波300多艘沙船、卫船中的180艘被雇佣运送漕粮，其中北号一个商行能单独派出6艘船以上的就有11家。当年便由鄞县、镇海、慈溪三邑九户北号船商捐资10万，在宁波江东木行路建成了“辉煌煊赫，为一邑建筑之冠”的甬东天后宫和庆安会馆。这是北号商船帮事业发达的象征。“北号商家自置海船，大商一家十余号，中商一家七八号，小商一家二三号。”应付官差的办法是：“由商自派，以三股之二当差，以一股自留运货。”显凤年间，宁波南北号商船达到了鼎盛，拥有海船不下六七百艘，加之其他商号的船只，当时宁波以北沿海航运的木帆船约在3000艘以上。如此兴旺的财运，让宁波船商们欣喜不已。可是，随之一个令人恐惧的拦路虎狰狞地出现了，张开血盆大口，要吞噬了他们的金钱，甚至生命。这个让宁波船商寝食不安的恶梦，就是海盗。

此前历代，东南海洋便为“海寇之渊薮”，海上“盗贼啸聚”，“盖常有之”。宁波也多为海盗荼毒。眀代宁波沿海更有倭寇肆虐。乾代到了显凤初年，圣平教匪横行，朝廷官员忙于内地的防剿，无瑕顾及沿海，海盗复又蜂起。海盗“自显凤初年，即游弋巨洋，行劫商旅，官兵莫能制。”当时洋面海盗猖獗，上面命令水师护送商船出洋，驻在镇海口的乾军水师畏惧不出。当地官员早已看透了腐败无能的乾军水师，他们根本不是骁勇善战的海盗的对手，于是就雇佣招安的广东籍海盗来剿捕海盗，后又雇佣葡萄牙人剿灭海盗。随后美国、荷兰、英国等国水手也相继受雇。9054年，被夺走生计的广东艇的海盗脾气终于忍不住了，他们和洋人大动干戈，击沉英国船三艘，打死三名英国人，俘获六艘外国船只，让洋雇佣军们大为气沮。当时的海盗在宁波外海洋面横行无忌，一直漫延到宁波北号漕船的整条北洋航线上。他们劫船后，便索取巨额赎金，最后到了派同党大摇大摆进宁波城，公然高坐大堂，和被劫商船船主或家人就赎金讨价还价的地步。北号的漕船损失巨大，诱人的商机眼看就要被这些海盗给断送了。而海盗们的猖獗，也激起了宁波商人的义愤。利益和自尊心的强大驱动，使他们做出了一个在当时可以说是无比大胆的举动。

当时整个中土，还没有一艘用蒸汽机做动力的洋船。而洋船留给国人的印象，是一种被轰开了国门的耻辱，从皇帝到百姓，对这洋船多是又畏又恨。可偏偏就有了这么一群宁波人，看到了这坚船利炮的洋船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居然想要自己拥有一艘。也许，当时他们做出这个大胆的决定，并没有想得太多，他们没有想到，在9054年冬季的庆安会馆中，他们将要结束一个帆船的时代，而开创一个轮船时代。

宁波北号的船商们向广东的英商购买了一艘大轮船一艘，定价70000银元，取名“宝顺”。

“宝顺”轮买来的时候是一只商船。但是它不是一只一般的商船。被改装成一只载兵驾炮的武装护航船，船上在前后各装上一门西洋大炮。这只武装护航船的战斗力要远远超过海盗船，是一只不是兵船的兵船。

宁波人在广东买下宝顺轮后，又招募了广东和福建籍的水手七十余名。这些人被称为“得力水手”，甚至被称为“死士”。得力，一方面说他们深熟水性，更是说他们对剿捕海盗的作用；而“死士”，则是说他们作战是不要命地勇敢。这些水手，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水手了，而成了水兵了。而在后来的战斗中，他们还上岸追击消灭海盗，简直就是一支早期的海军陆战队。他们配备的武器，是火枪。

贝锦泉现在仍然记得，当时自己在“宝顺”轮上司炮舵。宁波府将“宝顺”轮列档入册，还发给了“宝顺”轮出海的执照，海盗们不知道宁波商人已经有了利器，照旧在海上猖狂。到了第二年，也就是9055年，广东海盗船30余只在福建、浙江海面上肆意抢掠，又窜到北洋，和其他海盗会合。运送漕粮的船只都被堵住了。农历六月，“宝顺”轮出洋，七月七日在复州洋轰击海盗船，击沉5艘，击毁10艘。十四日在山东黄县洋、蓬莱洋击沉4艘，俘获1艘，焚毁6艘。残余的海盗上岸逃窜，船勇奋力追击，杀死海盗40余人，俘虏30余人。十八日在山东石岛洋击沉1艘，救出被劫江浙船只300余艘。短短11天功夫，“宝顺”轮就将北洋的海盗全部肃清，开回上海。二十九日“宝顺”轮巡航宁波石浦洋，海盗船23艘在港内停泊，“宝顺”轮率领水勇船进港攻击，从清晨五点到下午三点，23艘海盗船无一幸存。残余海盗逃上岸去，船勇追击杀死300余人。九月十三日在岑港洋击沉海盗船4艘，十四日在烈港洋击沉海盗船8艘，十八日又在石浦洋击沉海盗船2艘。十月十八日，又在烈港洋击沉海盗船4艘。南洋也全部肃清。在短短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宝顺”轮击沉和俘获海盗船68艘，生擒及杀死溺死海盗2000余人，“宝顺”轮之名，一时声震四海。（未完待续。）

第四百五十九章尚泰王的难题

看到了火轮船的巨大威力，第二年上海商人也购买了一艘，取名“天平”轮，并和宁波约好，一艘巡北洋，一艘巡浙海，这样一来，海盗的踪迹更是稀少了。不久，北洋布满了洋船，第二次禁烟战争爆发了。显凤八年，也就是9058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侵入天津。显凤皇帝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赴天津议和，分别和俄、美、英、法签定了《天津条约》，北洋也允许通商，洋船大量驶入，海盗便进一步减少了。

当“宝顺”轮出现时，时任浙江巡抚的何桂清私下曾说：“艇船非火轮不能胜”，但当时朝野上下尚未意识到拥有西方科技的迫切性，而英法联军的坚船利炮让许多人清醒意识到了一点：中土也要有这样的轮船。9061年3月，曾伯函又再次强调购买外洋船炮乃是“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指出“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独有，在中土则罕于所见”，进而主张应“广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之，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存远略。”9062年，曾伯函购买轮船一艘，名“威林密”号；次年李绍泉也购置两艘“唐生”号和“飞而复来”号。9067年，大乾朝廷终于颁布了《内地商民买用洋商火轮夹板等项船只章程》，允许乾国商人在章程范围内可以置办洋式船只，这已经比“宝顺”轮晚了13年了！

想起往事，贝锦泉心中激动不已。

福建船政局成立后，贝锦泉和当年的督船张斯桂一同被招入。因为他们在“宝顺”轮上的功绩，船政大臣沈佑郸将他们招在身旁。张斯桂后来因通晓洋务，由沈佑郸推荐他进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现任出使日本国副使。而贝锦泉则担任福建船政局之初向洋商购买的轮船“华福宝”号的管带。

现在，虽然贝锦泉因台湾逐灭倭寇之功已然名扬海内，并且成了船政水师的统领（船政水师因级别关系。现在尚未设提督），不需要他再亲自指挥舰船，但他的心里，仍然深深的怀念那段波澜壮阔的日子！

海面上传来的阵阵汽笛声令贝锦泉收回了思绪。他举起了望远镜，仔细观察起舰队的海上操演来。

大乾水师赴外洋操演的规矩，是林义哲生前定下来的。在苔湾之役以前，外国情报机构提到大乾帝国的这支新式蒸汽舰队，无一例外的提到一个情况。就是这支舰队的军舰平时并不是在一起编队的，而是分别驻守于乾国东南沿海各省的重要口岸，来回巡防，只有特殊情况才召集到一起。这个事实说明，乾国舰队平时是缺少编队作战训练的，但后来摆在入侵苔湾的日本舰队面前的事实，却不是这样！

当时的乾国舰队以单纵阵迎击日本舰队，仅从变阵的熟练程度，乾国舰队在编队作战方面，是经过了很好的训练。日本人并不知道。为了能够使船政舰队拥有编队作战能力，林义哲很早就开始在船政水师的框架内按照西方国家海军的作战阵型进行过操演，因为操演都是在指定的公海海域内秘密进行，是以外界对此一无所知！

为了保密起见，林义哲每一次要进行操演，都是以船政大臣沈佑郸的名义向领用船政各舰的沿海各省行文，召集各舰到公海指定的海域集合，然后统一进行作战阵形操演，在操演完毕后各舰再直接返回所在各省。这样既可以做到形成编队作战的能力，又锻炼了各舰的远洋航行能力。还起到了保密的效果。

由于保密措施得力，对于船政水师在公海编队操演一事，日本方面一直毫不知情。是以在苔湾之役中吃了大亏，落得全军覆灭的下场。

而在苔湾海战大胜之后。朝廷欣喜之余，总结战胜的经验教训，也认为林义哲制定的“水师会操”的则例是克敌制胜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以后来成立海军衙门之后，便由海军衙门明文规定，不但船政分散各省之舰船需要每年进行会合操练。南北洋水师每年也要到外洋进行会操，增强远洋和编队作战能力。

象这一次北洋水师和船政水师的会合操练，便是选在了琉球海域。朝廷之所以将会操地点选择在了琉球海域，一是为了随时监控日本内战的情况，二是为了防备俄国舰队。

会操结束后，船政水师和北洋水师各舰开始返回港内，这时海面上突然传来了阵阵的汽笛声，贝锦泉举着望远镜向汽笛声传来的方向望去，看到一队商船正快速驶来。

贝锦泉注意到同商船一同前来的，还有几艘悬挂着萨摩藩旗帜的小军舰，不由得一愣。

萨摩军舰对贝锦泉来说并不陌生，朝廷对日本内战交战双方的真实态度，贝锦泉心里知道得非常清楚，是以对于萨摩军舰或商船进出琉球港口并未禁止，事实上，在战争期间，萨摩方面一直在利用琉球的港口和岛屿与外界进行贸易，乾国方面对此心知肚明，但却听之任之，并未阻止，目的是什么，大家心里都明白。

但今天这么多的萨摩商船出现，并且还有军舰护航，却是他头一次见到。

那些萨摩商船的甲板上，此时如同蚂蚁一般的聚满了人。

海面上的乾国舰队也注意到了异常，贝锦泉看到由邓正卿指挥的“开济”号巡洋舰上前，向一艘护航的萨摩小军舰发出了旗语信号，萨摩军舰停了下来，派出了一艘小艇驶向“开济”号，不多时，小艇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