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隋唐定局-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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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在政治斗争中，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启民可汗去世后，继位的始毕可汗就跟炀帝翻脸。他甚至在大业十一年（615）八月以数十万骑兵，将第三次北巡的隋炀帝围在雁门（今山西省代县），差点就要了他的命。
隋炀帝从此一蹶不振。＇22＇
始毕可汗却学会了坐收渔翁之利。隋炀帝在他和西突厥之间翻云覆雨，他则在隋帝国动荡之时浑水摸鱼。谁来依附他，他就封谁为天子。那些反政府武装力量，也乐意接受可汗的称号。炀帝用于突厥的手段，被反治其身。＇23＇
难怪他要把李渊安排在太原，突厥不可不防。
但，突厥固然是北方的狼，李渊也不是看门的狗。他的野心比谁都大，也更狡猾。为了夺取天下，他不惜放下身段向始毕可汗俯首称臣，而且此事的主谋就是李世民。＇24＇
这就在历史上留下了案底，让李唐君臣耿耿于怀。何况建国以后，始毕可汗仗着他跟李渊的特殊关系，向大唐索求无度，态度傲慢。他的继承人也如此。尤其是颉利可汗（颉读如鞋），更是三番五次前来骚扰。立足未稳的李渊，则不得不忍气吞声，委曲求全，虚与委蛇。＇25＇
显然，不解决突厥问题，将国无宁日。
其实就连玄武门之变，也可能与突厥有关。当时，突厥铁骑包围了乌城（在今内蒙古乌审旗或陕西定边县），李元吉被任命为统兵元帅前往救援。李世民却得到线人密报：太子将在为元吉饯行的宴会上谋杀自己，自己的爱将尉迟敬德等人则将由李元吉编入部队，在战场上秘密处决。＇26＇
这样一来，李世民就不得不自卫反击。
当然，这个情报未必可靠。甚至有没有这个情报，恐怕都很可疑。但，玄武门事件之后，突厥就出兵大举进犯则是事实。而且，在遭遇了尉迟敬德的抵抗和拦截后，颉利可汗仍然抵达渭水之北。朝野为之震惊，长安为之戒严。
此时，秦王李世民刚刚得到皇位。
实际上，京师戒严与太宗登基几乎同时。这就说明形势的紧迫已容不得李渊父子慢条斯理地行礼如仪，击退突厥的希望则被寄托在一贯英勇善战的李世民身上。问题是，既然猛将尉迟敬德的防线都被攻破，长安城内其实也并没有多少兵力，唐太宗又靠什么克敌制胜？＇27＇
勇敢和智慧。
八月二十八日，颉利可汗派了一名亲信进入长安打探虚实耀武扬威。这名使者宣称，可汗率领的百万雄师已经全部到位。唐太宗则毫不客气地痛斥来人：我与你们可汗曾当面缔结盟约，为什么却不讲诚信？尔等虽是戎狄，也应该长着人心吧？再若自夸强大，我现在就杀了你！
说完，唐太宗将此人关押在门下省，然后带了五位大臣出玄武门，一行六人来到渭水边，与颉利可汗隔水相望。突厥的各路酋长远远看见大唐天子骑在马上，英姿飒爽，闲庭信步般走来，无不感到震撼，纷纷下马向这位虚龄二十九岁的年轻皇帝行突厥大礼，弄得他们的可汗十分尴尬。
没过多久，大唐部队也来到渭水。他们的军旗在秋风中高高飘扬，他们的盔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们自己也阵容齐整步调一致，展示着中华帝国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
突厥酋长们再次感到了震撼。
太宗皇帝却轻轻挥了挥手，让部队后退，并以战斗序列留在原地。自己则打马向前，与颉利可汗单独谈判。正史没有记载这次谈话的内容。但我们知道，两年前，颉利可汗入侵时，秦王李世民是提出过要单挑决斗的。这一回，皇帝李世民应该是义正词严地指责对方背信弃义吧？
两天后，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
长安解围了，大唐得救了，各族人民也避免了一场战争灾难。这是太宗皇帝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事实上，当时就有大臣拦马劝阻。李世民却说：这是我深思熟虑的决定。突厥胆敢来犯，无非欺负我们国有内乱且朕初即位，想必无力反抗。因此，只要镇定自若，强虏一定不战而走。
那么，突厥撤退时，该不该追呢？
太宗的主张是不追。他说，我已经在突厥的退路上埋伏了军队，消灭他们易如反掌。然而，一旦开战，双方都会有伤亡。不能解决问题，反倒结下仇恨，何必呢？现在国家尚未安定，百姓尚未富裕，还是清静为好。至于突厥汗国，不过乌合之众。到他们分崩离析时，再一网打尽不迟。＇28＇
原来，唐太宗打的是政治战、心理战。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懂政治，才战无不胜。有内乱，则必败无疑。实际上，事态的发展也正如太宗所料，突厥汗国作为依靠武力威胁和掠夺致富而建立的松散联合体，很快就无法维持下去，大唐的反攻也在充分准备之后发动。
贞观三年（629）十一月，战争全面展开。不到半年，大唐军队即大获全胜。西起阴山北至大漠的广阔地带，都被收入唐帝国版图，颉利可汗则成为俘虏，东突厥从此灭亡。
消息传来，太上皇李渊非常高兴。他说：当年，汉高祖被困于匈奴。今天，我儿子灭掉了突厥。我可是选对了接班人啊！于是，他召集王公贵族设宴凌烟阁。酒过三巡，太上皇自弹琵琶，唐太宗翩然起舞，欢声笑语通宵达旦。
更让太宗满意的是，原本由突厥人统治的北方各族酋长一致推举他为“天可汗”，亦即各族人民的“总皇帝”。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因此他笑容满面谦虚地说：我是大唐天子，还可以再做可汗的事吗？
得到的回答是：万岁！万岁！万万岁！＇29＇
贞观路线
打败突厥的同时，大唐也迎来了贞观之治。＇30＇
贞观之治的代表人物是魏徵。
魏徵本是李建成的人，官职太子洗马（洗读如显），官阶从五品。他的职位虽不高，却是“太子党”的核心人物，曾经力劝李建成及早对李世民动手。因此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要离间我家兄弟？
这是大兴问罪之师，来势汹汹，咄咄逼人。
魏徵却不好回答。赖账是不行的，谁都知道他的立场和作为。解释也不行，越解释越不通。认账更不行，那是把自己往死里送。何况李世民提出的根本就是伪问题。他们兄弟你死我活，哪里是因为有人挑拨，又岂是谁能离间的？
那么，李世民为什么要这么问？
为了给自己开脱罪责，也为了将惊天血案轻描淡写。按照这个问题的内在逻辑，玄武门之变是他的自卫反击，而李建成和李元吉要除掉自己，则是被小人挑唆。
但，这个问题又为什么要问魏徵？
因为需要魏徵亮出观点。魏徵是太子党中最有头脑和影响力的人，他的回答不仅代表着李建成集团残余势力的政治态度，也将决定大唐的政局和命运——如果魏徵质疑玄武门之变的正当性，那就不知道会有多少颗人头落地。
魏徵的态度又是什么？
不卑不亢，神情自若。
他说：先太子如果早听我的，哪有今天？＇31＇
所有人都吓出一身冷汗。
李世民却如释重负。他马上改变态度，非常礼貌地请魏徵到自己身边来工作。因为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东宫与秦王的斗争没有是非，也无关乎道德，只有一个谁先下手的问题。因此，此案将按照成王败寇的逻辑进行解释。魏徵的个人态度和立场也很明确：士为知己者死。
难踢的球，被轻轻踢了回去。
毫无疑问，魏徵这样回答并非没有风险。李世民如果听不出言外之意，他就只有死路一条。但，故太子虽然算不上知己者，好歹也有知遇之恩，那就为他去死好了。
魏徵把命运交给了上天。
李世民却接住了球。他立即就作出反应和判断：与其杀了魏徵，让他为李建成去死，不如委以重任，让他为自己而死。他甚至接受魏徵的建议，同意太子余党参加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葬礼。如此豁达大度，化敌为友，不但迅速地稳定了政局，也壮大了力量，终于造就贞观之治。
这就是李世民的政治智慧。
魏徵也决定为这位知己者竭尽全力。在他看来，国家利益绝对高于个人恩怨，大唐何去何从也远比李家兄弟谁是谁非更为重要。因此，当李世民向他伸出橄榄枝时，他回报的厚礼便是帮这位新皇帝确立政治路线。
那么，贞观路线的核心是什么？
王道。
表面上看，这不过儒家伦理的老生常谈，但在当时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因为从西魏、北周到隋唐，关陇集团从来就是靠霸道起家的。改行王道，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要偏离关中本位政策，立足未稳的唐太宗可以这样做吗？
他决定进行讨论。
武德九年十月，也就是李世民登基两个月后，一场关于政治路线的辩论在大臣们之间展开。唐太宗首先发问：方今正值大乱之后，天下恐怕很难治理吧？
魏徵却认为不但做得到，而且很容易。他说：乱世之民人心思治，反倒比骄奢淫逸的久安之民更好治理。这就好比一个人又饥又渴，只要给他吃的喝的就能解决问题。
意思也很清楚：必须行王道，施仁政。
一个名叫封德彝的人却跳出来反对。他说：王道的时代已经过去，想要实现也实现不了。秦始皇严刑峻法，汉武帝杂用霸道，不是他们不想垂拱而治，而是因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不可收拾。魏徵是书呆子，不能让他空谈误国！
魏徵当面反驳。他说：尧舜行帝道而大同，汤武行王道而小康。可见实行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人心是亘古不变的。如果真像封德彝说的那样越来越坏，世间早就变成了鬼域，哪里还能讨论什么治理？
封德彝哑口无言。
然而朝中大臣，却多半站在封德彝一边。
那么，魏徵与封德彝，谁是谁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唐太宗采纳魏徵的建议推行王道，与政治对手实现和解，让人民群众休养生息，结果是只用四年就天下大治。据说，四年后的大唐境内，人人安居乐业，户户丰衣足食，死刑犯一年只有二十九人，物价低到斗米三钱，太宗本人则成为各族人民的天可汗。
可惜封德彝没能看到。唐太宗感叹说。＇32＇
魏徵成功了，封德彝却并非全无道理。事实上，背离关中本位政策是有风险的，隋炀帝就是教训。问题在于封德彝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别忘了，隋有开皇之治，就因为文帝施仁政。炀帝的问题则不仅在于脱离关陇集团，更在于横行霸道。他是被关陇集团和人民群众一起抛弃的。
但，隋炀帝的重心转移和打通南北却没有错。如果能把洛阳建设得朴素和缓慢一些，就更没有错。因为洛阳的地理位置确实比长安更好。作为真正的“天下之中”，无论调配物资还是调遣军队、发号施令，洛阳都比长安方便快捷。定都洛阳，其实更有利于建设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因此，贞观四年（630）六月，也就是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的三个月后，营建洛阳的诏令下达，初衷就是为了便于管理和节约成本。遗憾的是，唐太宗遭到了抵制。
抵制的人叫张玄素。
张玄素给唐太宗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反对的理由主要是劳民伤财。他甚至为唐太宗开出明细账单，比方说当年隋炀帝营建洛阳时，仅仅搬运一根柱子就需要数十万人工。张玄素还说，当今国力远非隋时可比，隋亡之鉴又近在眼前。如果还要重蹈覆辙，那就连隋炀帝都不如。
太宗说：我不如隋炀帝，比得上夏桀和殷纣吗？
不难想象，他当时肯定一肚子气。
张玄素却说，只要营建洛阳，那就没什么区别。
不过，接下来张玄素又说：想当年，陛下平定洛阳，太上皇下令毁灭宫殿，陛下却提出要将拆下来的砖瓦木材赐给穷人。这件事，民众颂扬至今，陛下自己难道忘了吗？
唐太宗只好说：我考虑不周。＇33＇
营建洛阳一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但唐太宗的决定却绝非一时兴起。他甚至就是要走隋炀帝的老路，因为他们俩实在太像了：在皇子中都排行老二，都是通过打倒现任皇太子而登上帝位，也都要依靠关陇集团以外的力量。没错，在长期的征战中，李世民与“山东豪杰”的关系非同一般。
于是一切都变得跟隋代一样：太子党以关中为本位坚守长安，老二帮以关东为基地青睐洛阳。不同的是，由于张玄素的慷慨陈词，长安与洛阳之争变成了王道与霸道之别，唐太宗也只好走中间路线，立足关中实行仁政。＇34＇
对此，魏徵似乎是赞成的，却未必十分在意根据地应该在关中还是关东。他更在意的还是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在他看来，那才是应该毕生追求的东西。＇35＇
那么，新政治又该是怎么样的呢？
新政治
贞观八年（634），帝国发生了一件怪事。一个名叫皇甫德参的中牟县丞上书朝廷，历数皇帝的三大错误：修宫殿劳民伤财，收地租与民争利，宫女梳高髻带坏了社会风气。县丞只是从八品的小官，皇甫德参的话也未免过分，于是太宗勃然大怒：这家伙什么意思！难道要朕一个人都不用，一分钱都不收，宫女都剃光头，他才称心如意吗？
据此，皇甫德参该按讥讽和诽谤定罪。
出来说话的又是魏徵。
魏徵说，自古以来，上书都是言过其实的，因为非如此不能引起君主的注意。唐太宗也马上明白过来。他说，朕如果治这个人的罪，以后谁还再敢说话？
于是，赐皇甫德参绢二十匹。
魏徵却说：最近陛下的心胸好像不够开阔。
唐太宗又明白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皇甫德参提拔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正七品，而且是专职监察官员，享有不必请示汇报就可以直接进行弹劾的独立监察权。任命皇甫德参为监察御史，表明皇帝是真心愿意听取意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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