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面商人之强国梦-第2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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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墙、牌楼和大屋顶，第一目标位面都尽可能的保留下来，并且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在山西那边派过来的专家修复组指导下，有计划有安排的逐步修缮。
这样，北京未来的城市规划就大变样了。王凡为了彻底改变后世主位面的北京，其拥塞、大堵车、所有资源向市中心集中的“大城市病”。特意根据雅迪的建议，在北京老城不远处整体性地建设了北京新城。新城采用立体式交通网络，大量修建地铁和十字路口高架桥，辅以编排有序的楼宇建设，使之成为功能完备的新首都（用地铁公交与老城往来）。北京的原住户，可以按照西北早先制定的标准，以家庭为单位，在新城免费分得一套足够面积的房屋（每月仅需缴纳少量公租金，以维护未来房屋日常养护）。至于从边区政府搬来的各个官员们和军队高层，考虑到山头主义客观存在和炎黄实际文化国情，特意按照以下方法进行安排：
第一，正部级官员实施官邸制，按照2012年的炎黄官方统计数据，全国在职的正省部级干部703名；刨除在各省工作的、各地军队任职的，大约有一半会在北京工作生活，也就是350人左右（含各民主党派、国务院各部委、军队最高层等）。这些人在任上时，统一生活在北京老城已经收回的大小四合院里（从倭寇手里、汉奸手里夺回）。但是全部提前声明，这是“官邸制”，大家在任时可以和家人在这里住，卸任后必须搬离，给继任者腾位子，媒体会进行严厉、有效监督。卸任后的正部级官员，在回到各自分到的，按照稍高标准建立的福利房后，即可从退休生活开始直到其去世，仍然可以享受政府花钱负担的保姆、厨师、司机、警卫等福利措施（费用每年公示），并且延续到其老伴也过世。但是特别提出，其直系子女本身不继承任何房产和福利。
此外，未来建国后各地方政府也会执行同样的政策，避免后世出现的省委大院、省长大院、市委大院、市长大院等情况。因为炎黄特色，官场明面上讲究避免造成人走茶凉的感觉，省委书记卸任后，其屋子不会被收回，而是继续居住（地段环境往往最好），等其过世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高官子女，经常继续占有这些房产，并售卖获利。由于法律上的盲点和政府内部的人情世故，像建国初分给各个领导居住的四合院、名人居所，就这么从国家财产变成了私人财物。
因而王凡从建国伊始设立规则：你想当官吗？请按照这个来，如果贴着脸皮不想走，那么掌握在不同民主党派和山头势利的媒体报纸，会争相报道，形成相互监督的氛围，谁当出头鸟谁先死！
第二，副部级及以下官员，按照2012年的炎黄官方统计数据，在职的有10160名，对于这么大的数量，再考虑到未来退休的累加基数，还有局级、副局级、处（县）级、副（县）处级。所以炎黄养不起也不想养！
因而这些人不享受官邸制，全部在自己分到的福利房中生活。其实，由于新建福利房是直接按照后世标准建造的，设计出来的采光性、舒适性、合理性、通风性，是炎黄古宅所不能比拟的。单从生活享受上来讲，除了古宅官邸带来的所谓“官威”和虚荣感外，哪怕是已经通电通水，住在古宅里面也真不如修建的（大面积）福利房屋舒服。再加上从土土的窑洞，搬到了现代化的崭新楼房，生活办公环境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王凡一直担心的山头不稳、人心不古、内部骚乱根本没有出现。而第一次官员财产、护理福利支出公示后，官员们无论是否有意见，也都默认了这种方式（要不还能怎么滴^_^）；老百姓看到后绝大多数都能理解，毕竟能享受的都是资格很老的资深“老革命”了。此外，百姓自己也能住上生活水平差不多的房屋（面积相对小一点），没什么特别的“羡慕嫉妒恨”。
北京老城，地安门内东吉祥胡同。
这里有一座有着七十九个房间的大四合院。古朴的房舍外形和墙壁、可以想象出的里面宽阔庭院、以及从院墙上方探出来的几根粗犷树枝，都可以表明这个地方的不凡。
一辆小轿车慢速从附近驶过，秘书常乾正拉着司机周洋，一起给自己的正部级首长选院宅。虽然王凡已经尽可能规范了官邸制大方向和细则。但是聪明的炎黄国人，仍然可以从里面找到变通的地方，比如：同样是正部级的官邸，你在哪条胡同，我在哪条胡同；你的院子多大，我的院子多大；你的房屋数量，我的房屋数量；你的屋内家具字画数量，我的屋内家具字画数量等等。这些事关自身“面子”和“地位”的要素，通过炎黄几千年封建文化的熏陶，已经和炎黄国人的骨髓血脉融为一体，成为台面下不成文的官场“潜规则”。
“这座院子不错，首长和夫人应该会很满意。”小车围着大四合院绕行转了几圈后，秘书常乾看清院落的整体布局外貌，不停的点头评价道。不过让其稍稍皱眉的是，大四合院的数个大小、偏正、前后门口，全站着荷枪实弹的警卫，让他非常担心名花已经有主。
“周洋，你私下里问问警卫或其他司机，看能不能打听出来这套房子有没有主人，是否已经定出去了？”
“明白，常秘书，你就等着我好消息吧。”
当天夜里。
“你说已经被人定了，知道是谁吗？我们首长排名很靠前，地位很高。”常秘书听闻后，皱眉问道。要知道首长的配偶和子女，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找到符合他们“地位”的官邸住宅，好容易找到了一处，竟然被人提前占了。
“他们只说姓唐，具体的不知道。不过他们说，可以去问（国家）防卫部方部长或者中央警卫局赵局长，一直都是这两位负责日常事务的。”
“方（副）部长和赵（副）局长？”秘书常乾听到后心里一惊，要知道前者有国家防务部第一副部长之称，后者则直接负责政治局常委的日常安全，级别、地位、权利非常之高。自己的首长虽然同样位高权重，但是貌似跟他们相比还差了那么一点。思前想后，常乾还是决定向自己领导如实汇报，至于如何取舍，由领导自己定夺。
第二天，常乾的首长拨了几个电话。
第三天，当秘书常乾去探听结果的时候。首长直接开口：“我觉得东四十条何家口的那处大院（秘书常乾提出的另两套方案之一）很不错，听说夏天的时候，那里的榆叶梅繁密似火、浓烟似锦、绽露墙外，夫人也应该很喜欢，你去把那里定下来吧。”
“是！”情商很高的秘书常乾，没有任何犹豫，立刻离开屋子操办此事，并从此以后再没有提及地安门内东吉祥胡同这处屋宅。直到有一次，才意外获知这处屋宅的主人姓唐名伟，四十多岁，海外华侨出身。在贡献表上，只写了很简单的一句话：唐伟，爱国华侨，变卖家产，支持抗战，炎黄红党现代化军队的奠基者与实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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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四章 建国琐事2…并不齐心的民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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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民主政团同盟，即炎黄民主同盟（民盟）之前身，是三党三派，为组成最广泛的抗战统一战线，于1941年于重庆成立的。三党是章伯jun领导的第三党（后世炎黄农工民主党），左舜sheng领导的青年党，张君劢（mai）领导的国家社会党；三派是指黄炎pei创办的炎黄职业教育社，梁漱溟建立的乡村建设派和沈钧儒、史良领导的救国会。
由于民盟自身这种类似松散结盟性质的构架，注定了其自成立之日起，即患有先天性宗派行为症。1944年时第一目标位面的民盟，远不像后世主位面爱国电影里演的那么整齐划一，齐心协力。根据主位面历史，建国后在民盟内部得势的，是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和章伯jun领导的第三党，是因为国家社会党和青年党被赶走，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派原本在民盟的人就不多。
此外第一目标位面由于红党的突然崛起，促使民盟内部也发生重大转变。本应在1946年开始，直到1949年才形成的，民盟内部第三极，以罗隆激为核心，把盟内个人分子团结起来（重庆成立时，是以组织单位加入民盟的，可参看天堂写的正文第245章），成为一个独立单位，以同救国会和第三党并列，相互制衡的事情，在1943年末就已经成型。因而从重庆秘密来到北京的民盟代表章伯jun、罗隆激等人，表面都代表民盟，但骨子里各有各自的利益和盘算。
北京新城，汉庭宾馆，民盟代表下榻处。
“伯钧，重庆那边还没有回音吗？”罗隆激（代表民盟第三股个人团体势力）坐在屋里的椅子上，问向坐在茶几另一方的章伯jun（代表第三党），他们对面坐着的是史良（代表救国会）。
“现在还没有沈老和张老的回信。”章伯jun答道，沈老是指沈钧儒，张老自然对应张澜。
“可是现在红党眼看建国在即，我们再干等，是不是就要失去大好机会，让其他小党小派抢占先机，在新国家争得最大利益？”罗隆激声音稍稍高亢的讲道。罗的后面所团结的力量，多是拥有英国和星条旗留学文化背景，以及思想中自由主义者色彩浓厚的人士。在此时的民盟中，由于史良代表的救国会和章伯jun合作亲密，所以可谓当权派，罗隆激虽经常“高声”表达存在，却并没有多少实权。
“我觉得虽然时间紧迫，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沈老、张老定下基调，方好进行下一步的具体磋商。”史良插话道。尽管学识出众，做人风流的罗隆激本人，曾让史良心生爱慕，并主动写过情书给他，但感情和政治对他们这个地位的人来说，绝对是两回事。
“可是一旦建国，我们将以如何身份参与其中，以及获得多少职能部委？这些都是事关民盟未来发展的大事！”不死心的罗隆激强调道。
“努生（罗隆激的字），我明白你的意思，”章伯jun递给他一根烟，自己也点了一根烟，深吸一口答道：“但是此次从重庆到西安、陕西，以及从陕西随红党部分政府工作人员，来到北京处理建国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让我触动极大。”
“怎么？伯钧，有什么感想和发现？”史良插话道。
“我们过去曾说只有民主才能救炎黄，才能要让炎黄百姓过上真正好日子。但看看这一路来的景象，我们可以发现，这是在炎黄红党一党专政下的产物，毫不夸张的说，用‘辉煌’这个词并不过分。说实话，到现在我仍然难以相信，西安和北京城里，一条条笔直宽阔的柏油马路，一排排容具中西方特色的建筑楼宇，一座座绝对达到世界顶级水平的博物馆和展览馆。这一切，努生应该清楚，星条旗国内也不过如此，甚至一些地方也不如这里。”
“没错，德国那边恐怕在某些方面也有所不及。我看到西安地下那漂亮整洁的城市地铁网络时，彻底惊呆了~~”拥有留德学习深造精力的史良点头道。
“所以呢。。。”罗隆激有些不明白章伯jun话里的意思。
“所以我的意思是，此时整个长江以北，和未来不久的长江以南绝大部分民众，包括大部分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我猜测他们此时拥护炎黄红党的比例会高的惊人，也许会达到95％以上。毕竟我们只能靠口号给予他们‘未来的美好生活’，而红党此时现在就已经基本兑现了。这种情况下，努生，你想过没有，你还想以让民盟以非执政党、在野党的身份单独参与政府运作，谋求未来轮流执政，这有可能吗？红党怎么可能会将这样一个基础扎实，民富国强的国家，交给一个在建设环节没什么贡献的民主党、在野党？”章伯jun压低声音说道。
“可是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民主、公正和防止**，正所谓流水不腐。”罗隆激不服气的辩解道。
章伯jun没有立刻回答，而是通过宾馆明亮的窗户，看到外头马路两边人行便道上来往过路的行人，他们衣着整洁，虽然神情面色谈不上多么儒雅文静，甚至从气质看还非常的土气，但是每个人的精气神是非常足的，腰板挺的很直，走起来很有力。然后讲道：“多日来的接触和红党早先就透露出的，愿意建国后，有计划和时间表的让出法院审判权，已让我清楚他们不会放弃一党专政的。这应该是他们的底线，所以我需要请示沈老和张老的意见。”
“你是说我们仅仅参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史良插话道。
“差不多吧！我最近一直翻看他们《人民日报》等期刊报纸，发现他们一直在提倡类似星条旗杜威的‘实验主义’，字里行间不时透露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意思。很明显，这些有相当比例是向社会上类似我们只谈问题、谈建议、谈意见的人和团体说的。报刊上他们讲‘坐而论道容易，知行合一则极难’。”
“你说的我也有感触，我看他们在报上举了一个例子，好像是环卫工人的，他们讲：不要老空口说环卫工作干得好不好，大谈是与非的问题，像大肆指责路面出现垃圾，好似不能接受之事实。而是要将其量化分析，比如每个环卫工人负责区域面积平均大体是多少？负责马路有多长？按照一般正常劳动强度进行清扫作业，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干净标准具体又包含那些？是否设立评分项目和打分标准？如何设立？配置的清扫车总数应该如何控制，大型清洁车、小型清扫车以及三轮微车的比例各是多少？一天往返打扫几次才既经济又合理？此外政府支付的工资报酬是否到位？”史良点头道：“虽然听起来很琐碎，但是客观上讲这是真正解决问题的路子。”由于曾在德国留学，史良对于炎黄未来向德国那样，实行严谨的治国作风很是赞同。
“如果这样，每个人一生恐怕也提不了几个问题。”罗隆激不赞同道。
“如果大家都以解决问题的态度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哪怕一生只提那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