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面商人之强国梦-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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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有个最大的区别，你注意到了吗？”
“什么区别？”
“后世收入如果是3200对应96000，和民国的320对应9600，虽然从比率上看是一样的，但是到了实际生活，3200一个月能活着吧，320一个月能吗？”
“320元过一个月？恩，过日子总得买米、买点菜吧，如果再租房、水费、必要的煤钱，当时应该烧煤吧？根本不行啊！”王凡推测道。
“所以说我当时面临的是生存问题，富者有阡陌之田，从来都不是革命的理由；贫者无立锥之地，才是造反的根本！”老mao说道这里，表情十分严肃。
“这样看，胡适的9600~12000元一个月，绝对可以算是产阶级了！”王凡接口道。
“是啊，在民国，大学教授是一个非常体面的职业。当然我这里并不仇视大学教授，他们的许多人品德非常令人敬重，这里仅仅是计算讨论一下民间的收入等级。你知道鲁迅吧？”刘少qi接话道。
“当然，他在后世非常有名！”王凡点头道。
“他虽然总喜欢与执政当局闹别扭，但是教育部门却不曾扣了他每月300银元工资，在现在民国这个时代，大学教授们的职位通常很稳当，既不像商人那样可能因为投资失败而破产，也不像官员那样随时可能因为政权更迭而被无故罢免，并且大学教授绝大多数，都居住在治安相对良好的大城市里，不像乡下地主们那样要担心农民抗租、土匪劫掠、军阀勒索，堪称是铁饭碗的铁饭碗。所以，他们的幸福生活常常才让后人感叹不已。”刘少qi接着讲道。
“我们还说鲁迅吧，他在生命的最后9年，完全靠版税和稿费生活，每月收入700多元，相当于后世的2万多元。而当时上海一个四口之家工人的每月生活费是多少，不到40元大洋。根据你带来的《鲁迅日记》，700多页总共有几千处是记录他的经济收入的。从1912年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一直到1936年去世，24年，他的总收入超过12万多银元，约合你们后世人民币480万元。这些收入充分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和生活水准。”周恩来补充道，“当然说这些，并不是要给这些学家抹黑，只是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大学教授的工资水平，和底层百姓相差30~50倍，后世是多少，3~5倍是常态吧！”
“一切问题从根本上讲都是经济问题！民国的大学教授，可以很轻松地在北京买一座四合院。而你的主位面大学教授，想要在北京弄个10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恐怕都要买到通州那边的地界上去了！”老mao也插话评论道。
“不过我们后世敢说真话和实话的教授越来越少了，许多所谓的学者就为钱说话，因而有人把专家教授的词语，改成砖石的砖、禽兽的兽！”王凡想到后世的种种报道，感慨了一句。
“这确实是个问题，而且是个大问题！”老mao点燃一支烟，抽了一口说道：“如果学者，掌握笔杆子话语权的人，在其位而不谋其政，那么对于那个社会的百姓是不公的，对于那个政党也是危险的！我们这点要想办法避免！”
“感觉就是人的骨气没有了！”王凡接话道。
“其实王凡，你所说的‘民国范’，之所以在主位面社会引起共鸣，就在于此！民国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精神上的蓬勃盛世——大师辈出、精英涌现，一个个都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自由的生活方式和高昂的精神气质，把这些民国时代的节操和风骨归纳起来，就是所谓的‘民国范儿’从清王朝上溯整个炎黄古代的那种士子之气，那股‘以天下为己任’、‘国家兴忙、匹夫有责’的博大胸怀，在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犹有遗风。充满古典炎黄士人的风骨，又结合了近代西方进步思想的，再加上因为各种原因造成后世的信仰真空，因而‘民国范’才被后世借鉴和回味。”周恩i接着说道。
“不过有一点，经是好经，但也不能偏激念歪了！”刘少qi插话道，“虽然‘民国范’读起来顺溜，提起来诱人，但是过于提倡，非国家之福！”
“恩？为什么？刘伯伯，多有些风骨不好吗？”王凡没想到刘少qi会说出这句话，不明白的问道。
“只要你真正思考谋划一乡、一县、一省、一个国家的发展，你就会遇到一些问题，从而明白这个道理。”刘少qi此时没有笑容，很严肃的说道：“我举个例子，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时代精英人物’，如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鲁迅、张爱玲、梁启超……虽然确实都是名声如雷贯耳的大家，令后世高山仰止，肃然起敬，可他们基本上都是搞社会科学的化人，学的和研究的都是教育、学、外语、历史、哲学、艺术之类，却很难找到什么工科和理科的人才。而主位面建国后肩负起国防、科技、工业这些国家脊梁的科学家，如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等等，几乎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
“这有什么不对吗？”王凡不太明白。ao插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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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拾五章 民国范与被代表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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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o说道，“既然教授待遇如此优厚，大学经费也相对充足，为什么就建不起一个科技实验室？难道仅仅是因为实验设备贵吗，王凡啊，现在是1943年，要知道20年前，也就是20~30年代，那时候的科技水平和实验设备并不是贵到我们无法承受！”
“那究竟是为什么？”王凡问道。【番茄小说。fq快速更新本小说章节】
“真正的原因是炎黄民国刚建国那会儿，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炎黄各所大学里，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极度不平衡——学习文法艺术的文科生独占鳌头，占到了学生总数的ao说出了一个让王凡震惊的数字。
“90％！？这怎么可能？”王凡听到如此离谱的比例，不禁吃惊的问道。
“很遗憾，这就是事实。那时候在大学里攻读工科、农科的学生寥寥无几，连商科都没有什么人，同时国内能讲这些课程的教授也很少。只有医科稍微强一点，但也好得有限。主位面后世以“理科第一”而闻名全国的清华大学，其大学老师在20~30年代的教学内容也还是以政法、文学和神学为主，每年的理科毕业生从来都不超过100人！”老mao继续说道。
“国家领导阶层难道就看不出来这样的弊端吗？”王凡觉得他们既然可以登上一个国家的顶峰，就不可能是真傻，他们也许有时候故意装傻，但是绝不可能是真无知，毕竟过去能登上高位的多是精英阶层，他们可以接受最好的教育，享用最好的资源，拥有最开阔的眼界。
“这个我知道。”刘少qi接话道，“我曾经研究过一段时间，发现当初学习理工科面临着内困外焦两重困难，一方面是国内这方面的老师太少，如果你真想学一点实用的先进技术，就只能到国外去留学。而且在学成之后，归国后也很难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谋生。咱们国家的工业底实在是太落后，归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除非是自己办厂创业，否则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尤为重要的一方面，在传统上，炎黄历史上就是一个由文官统治的国度。而所谓的文官，在很多时候就是文化人的另一副面孔。仔细想想在炎黄的古代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文人墨客无论是否出仕，总是与统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在封建科举体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例如“国监”、“太学”之类，其实就是高级官僚的专门培养机构。而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同样也是如此。历史上，众多炎黄文人读的是圣贤书，出言必说仁义道德，号称以天下为己任，其实早已远离社会实际生产很多年了，都喜欢宅在书斋里做学问，极度轻视体力劳动和现实建设。同样的道理，在民国初年，那些北洋军阀之所以对待大学校园里的师生们十分客气，也不全是因为他们自身就思想进步、重视教育，而恰恰相反——在他们的脑里，依然延续着过去封建王朝的旧思维，普遍把北平城的那些大学，看成是“太学”、“国监”之类的高级官僚预备队，自然要待遇优厚，态度客气。ao补充道。
“也可以这么理解，炎黄古代也好，民国时期也罢，掌握话语权的学者和底层民众是生活在两个不同世界的，王国维评论所谓历史，不过是帝王将相家谱，可谓一语中的。套用你所在的后世话说，底层民众在民国时期‘被代表了’！”周恩lai又说道。
“所以民国实际上是割裂的，在动荡岁月之中，一方面有着遍地的文盲和失学儿童，整片空白的民族工业，另一方面，许多充满了“民国范儿”的大师们，心安理得地挥霍着仅有的一点儿教育经费，然自得地研究着历史、哲学、书画艺术之类缺乏实际意义的“传统国学”，或者翻译一些西方文学名著，却对落后愚昧的民国百姓视而不见，还自诩为国家柱石、社会脊梁。但非常可悲的是，一旦国家安定，生活水平提高，百姓自然有提升文学、教育等素质教养的内在追求，那时候接受书本信息的，又恰恰多是这些‘大师’翻译过来的，几乎可以预见的，敬佩、憧憬、羡慕等等就都来了，至于在这些之前的温饱、生活等基本需求，都被当作国家社会理所应当提供的了。不过提供这些生产生活物资的基层生产者如农民、工人、科学家等等，则又被忽视到历史的尘埃中了！”老mao总结道。
“陈果夫你知道吧，1932年他任职秃头党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当年5月份他提出《改革教育方案》，试图扭转这种文科生过剩而理科生匮乏的荒诞局面，但是却因此闹得教育界一片哗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修改了几次才勉强通过。并且虽然通过了，但是直到抗战前夕，国难当头时，全炎黄还是有70％的大学生在读文科。而剩下的30％大学生当中，大部分读的又是医科或商科。真正在现代战争中最能够发挥用途，指导工人搞兵工厂、维修厂和建设战备公路的专业工程师，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几个，而搬迁到“西南联大”的大师们，最多也只能在报刊上发表几篇支持抗战的“精神补给”。总之，在民国大学先生的圈里，缺乏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技术人才，像后世袁隆平那样可以让人吃饱饭的农科专家就更不要提了！”周恩lai接话道。
“你带来的资料，我们有时间就翻看，很有意思也很受启发。”刘少qi继续说道：“建国后，主位面的炎黄之所以要号召全世界炎黄儿女回来建设祖国，其实是因为当时炎黄民族最优秀的理科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散落在国外。而在国内的大学里，却只能找到一群学文科的国学大师，真正的工程技术专家寥寥无几。那些资料里，有一份1930年的统计，在河北清苑县11个村2000多户人家上万口人之中，总共只有自行车7辆、手电筒6个、热水瓶2个，而收音机则是一台都没有。等到了1949年我们建国时，炎黄仍然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全国钢铁产量只有15万吨，，因此乡下的普通人家里很少见到钢铁制品，农具往往只在最关键部位包上一层铁，独轮车的车轮是木头的，富人的马车才有包铁轮。家里的水桶是木头的，水瓢就是一个大葫芦一剖两半。买一把菜刀就能让一户农民掏空一年时间节省下来的积蓄。如果没有王凡你的出现，我们哪怕打下了天下，需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这点上我们非常感谢你，谢谢！！”
“确实，真心感谢你，王凡！”老mao接着说道。
“谢谢！”周总也说道。
“别，别，我也是纯靠运气而已。对了，民国年间上海怎么样？听说很繁华？”王凡有些不好意思，赶紧转移话题。
“上海啊，只能说很怪！你不是问上海纺织女工一个月能挣30多块大洋的收入吗？呵呵，这个我们不好直接否定。但是我猜测那个女工应该是高级技工，即教授其他新女工的师傅，这种岗位一般只聘用3个月时间，属于干不长的短工。第二种可能就是发放的是金圆券，那个贬值的速度你也知道。据我们的情报系统得知，在上海，刚刚招募进厂的纺纱女工，每日薪水是三毛钱，一个月也才9块大洋。而技术很熟练的老工人，大概也就是14个银元的月薪。毕竟鲁迅家的女佣在包吃包住之余，月薪才3块大洋！”刘少qi接话道：“而且明面上规定的工资，实际上往往只有很少一部分能落到工人手中，因为中间扒皮的黑帮恶棍极多，而且个个凶狠异常。二十年代初，上海飞星人力车公司实行定额薪水，每位车夫每日四角钱，月薪12元。但车夫每天真正到手的只有一角五分，连喝稀饭都不够，剩下一大半都被有帮派背景的工头克扣了。”
“除了工钱，底层百姓住的条件很差也不说了，单说一说上海那些小资的生活成本，我给你举个抗战前的例：生活在上海的一对小资夫妻，男的政法大学毕业，在上海某秃头党机关做小职员；女的北京女师范大学毕业，专职做家庭主妇，生了4个孩。在那时的上海，一般公司职员的月薪大约是20银元左右，而这位当丈夫的却有60元月薪，很不错了。
但是，由于上海的物价高昂，房价更是北京的数倍，虽然这位男士已经很能挣钱，但是他们夫妻的日依然很窘迫——租不起一整间公寓，一家六口人只得住在半间公寓里，中间用木板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