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野心家-第6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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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果，必有因。
新军中的军官在当夜四处串联，他们识字也知大势，对于前景极为悲观。
墨家获胜在他们看来几乎是必然的，放弃江汉他们将失去一切，亲人和土地都将化为乌有，之前的努力也会全部作废。
再者墨家的土地政策和他们的利益并不冲突，他们依靠军功完成了最原始的积累，手中有牛马有军功爵制度下的财富。
楚王的变法本质上是供养一批新的依附王权的新贵，而这批新贵不能够在将来威胁到王权，伴随着铁器和新式作物的传播以及受泗上的影响，这批新贵的土地不多，取而代之的是军功爵的俸禄。
新军中的低阶军官终究是庶民出身，而楚王能够拥有的土地数量本就不多，而且新军一定要在都城附近，所以也不能封到虚远之地。
故而新军中的新贵们，拥有足够的土地和免税权，但是并没有实地封邑，而是用“俸禄几石”的虚爵，这是生产力进步之下楚王能够做到的变革手段，也是为了防止这些新贵族们和旧贵族们同流合污的构想。
如果墨家攻下江汉楚地，对于这些新军中的军官而言并没有什么损失，相反如果墨家能够允许彻底的土地私有制和买卖，实际上他们反而可以很快地转型为大土地拥有者。
因为他们的家族很小，又投入了大量的俸禄经营土地，墨家这一次入楚动的是那些大封君、大夫以及整个分封体系的利益，和他们关系并不太大，反倒可以看作是楚王改革的延续。
不少人对于熊良夫派了一个宠臣的行为相当不满，这种不满又是有些戏剧性的。
其一，楚王的王权并不神圣，集权不成功之下，楚王的神圣性难以保证，而且还是贵族政变上位。
其二，贵族血统制度深入人心，虽然这些年开始质疑，但质疑需要一个过程。
这就导致新军的军官们有种很奇怪的心态：
如果这一次统兵的是真正的大贵族，因为之前的血统制度的传统，他们会接受。
但这一次统领他们的居然是楚王的禁脔宠男，这倒是“贵无恒贵”了，但要军功没有要能力不知，然后楚王的王权还不神圣并不能做到王命即法，反倒是引来了新军军官们的厌恶——要血统没有，大家都是一个样的，那你凭什么能上去？
种种因素之下，夜里这些军官们的串联极为成功，而旧时代下的统兵模式，也使得这种串联几无阻碍。
当夜，混乱不堪的城中便有各种流言，混迹其中的一些墨者也很自然地开始了推波助澜。
有说楚国这一次必败，要焚烧邾城为王公贵族们逃窜争取时间的。
有说墨家是来建设乐土的，之所以和楚国开战是因为王上无道反动政变。
几番流言之下，夜间城中竟不能安静。
第二天一早，几名军官便一起去见了负责守城的楚王新宠。
楚王新宠昨晚忧惊一夜，不知城中情况，待那几名军官抵达后，连声催问是什么情况。
这几名军官暗穿皮甲，配剑而入，先行发问道：“将军可知城中谣言？有说要准备焚城为焦土的，可有此事？”
楚王新宠不答。
军官又问道：“将军，若真有此事，恐为墨家所厌，以致上诛不义令。放火焚城却不疏散民众，此为战争罪，菏泽之盟犹在啊。”
“若真要焚城，何不立刻开城门疏散民众？”
楚王新宠道：“敌军不远，此时开城门疏散，必有大乱。况且人心浮动，如何守城？”
“此事非王命。但为臣者，当为王忧。墨家大军锐不可当，唯有焚城，方能阻碍。堆积柴草，是为忠；焚烧城邑，是为大义。”
“墨家侵入，事已至此，凡为楚臣，皆应死而报君。民不愿为忠君而死，我们便帮他们死。”
“汝等富贵土地，皆为王赐。食君之禄，为君分忧，你们执行便是。”
军官问道：“我们的妻儿父母，可命人去护卫逃离？王上奔走，我们死守于此，焚城之后，墨家围城，我们岂能存活？”
“王公皆走，他们是人，我们的妻儿父母便不是人吗？”
这话顿时让楚王新宠勃然大怒道：“尊卑有别，你们的妻儿父母岂能与王上相比？值此国难之际，不思牺牲报君，却先求利。你们都被墨化了吗？小人求利，天下大乱，就是因为你们这样的人。”
“大战在即，乱我军心，当斩！”
他欲抽剑，不想质问的那名军官先抽出短剑喝道：“报君王？那是你们这些王公贵族的国君，可不是我们的！”
“老子在洞庭苍梧厮杀的时候，你不过靠卖臀苟活，论及武艺，我便让你一只手！”
楚王新宠大惊，喝问道：“你们是想谋逆造反吗？”
领头的军官大笑道：“我曾闻，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韩赵魏三家分晋，天子认可；田氏取代姜齐，天子封侯；王子良夫政变为王，你们也都认可。”
“我看这天下，分明是鼓励谋逆造反。正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王公贵族反的，我们便反不得？”
说罢上前，一剑刺中楚王新宠的心口，旁边几名军官也立刻发作，连杀七八名护卫。
帐中剩余人皆服，抛下武器，杀人的军官高喝道：“王公贵族荒淫无耻，谋乱政变，因有此祸。事发之际，却不顾我等性命，不问我等妻儿，此等君王，何以让我们献命以效？”
“墨家大军已在城外，王公贵族惊慌如丧家之犬，今日举大义，一为楚之百姓万民；二为我等自己的功名性命。”
“欲从者，袒右臂，与我夺城！不从者，即为助害天下，皆可杀！”
本身城中楚王的心腹就不多，而且维持城中的多是新军，墨化颇深，这军官一喊，顿时便有许多人袒露右臂，举他为将军，共谋大事。
随后这些人控制了城门，屠戮了任何有潜在可能为敌的楚人，又将城中贵族的头颅斩下挂在城中，派人于街头安民，封锁城门，高树旗帜，上书“楚之义士”四字。
又将城中囤积的粮食、棉布等分与城中劳役之人，人皆喜悦。
隐藏城中军中的墨者也立刻出面，加以联络，亦或是本身参与之中的便有墨者煽动之功。
一旦有了组织，迅速稳定了城中局面，组织城防，派人联络墨家大军。
第一百九十一章 三条路
邾城军官暴动夺城起义之际，鄂邑城中，一场极为重要的会议正在召开，参加的都是这一次前往楚地任职活动的墨者。全本小说网，HTTPS：//。m；
对于天下，重建才是目的，打碎旧的只是手段。
这也正是为什么泗上墨家的军力已经可以完全碾压楚国却拖延了这么久才动手的原因，为的就是打碎之后可以迅速重建新的秩序。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传达泗上一个月前的一场重要会议的决议，也是在讨论鄂地的实际情况。
鄂地为天下要冲，又是江汉大门，这里将是墨家在楚国变革的第一站，也是开门一炮，能不能打好极为重要。
除此之外，泗上有意将鄂邑作为楚地新郡的郡治所在。
一方面鄂地有煤、有大冶山铁矿、有大冶山铜矿、有金矿，又有长江水路，正是整个楚地最适宜发展基础工业的地方，条件极佳，完全可以复刻一下泗上的煤铁行业，使之楚地迅速整体进入铁器时代。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今后出现割据江汉的情况，鄂地此时还不发达，必要大量移民；而其位置又在要冲处几乎是四面受敌所以作为郡治最不容易割据。
至于泗上一个月前的那场关于楚地的会议，是关于今后的路线到底怎么走的重要会议。
七年前适借助无疾而终的逢池会开始清理泗上的非攻立国派之后，逐渐达成了同义，但新的矛盾也已产生。
七年前，墨家的一部分人就开始倒向农家，墨家和农家关于将来天下建设的分歧也越发严重。
墨家批判农家是空想，农家批判墨家是打倒了贵族扶起了作坊主，还指责墨家就是天下第一号的大作坊主和大商人，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泗上的情况很特殊，为了战争的需要，泗上的农村采取的是类似于合作社的村社制度，泗上农村的人既是雇工也是土地拥有者，在这种制度之下既保证了兵员人口的稳定、保证了粮食产量，又使得村社可以组织起资本和劳动力发展一些轻型的工业。
如造纸、木炭、石灰、酿酒、纺织等等行业，再加上货币政策的调整和货币税取代了实物税，以及对周边的吸血政策，使得泗上的发展远高于别处，颇有几分世外桃源的景象。
但泗上周边的情况就不一样。
宋国之变后，宋国这个距离泗上最近的、被泗上影响最深、最受泗上工商业发展影响的、扫清了部分贵族残余的国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各个学派都在宋国进行着理想社会的尝试，除了复古派的儒家之外。
而整个宋国也出现了三种不同模式的发展。
第一种模式，便是距离泗上最近、士和贵族阶层最早完成转型的地方。
他们在宋国之变中选择支持墨家，而他们的发展也和泗上息息相关。
本身他们就有封地，有财富，随着泗上工商业的发展，他们开始经营自己的封地、扩大自己的私田，采取了许多的手段，极力压榨封地上的农夫。
他们拥有资产，可以购买耕牛马匹、购买铁器农具，扩大种植面积，将粮食、棉花等源源不断地售卖到泗上。
而他们财富的来源，主要还是封地上的农夫。
一方面农夫选择了逃亡到泗上，补充了泗上工商业发展急需的廉价劳动人口；另一方面经过这种残余着旧制度的封地体系受益，这些贵族也完成了转型，成为了大型土地的经营者，为泗上源源不断地提供原材料和粮食。
宋国政变之后，这些人的利益没动，底层不愿意忍受的一批人早逃亡到了泗上，而剩下的逐渐开始适应这种雇工生活。
第二种模式，则是距离泗上略微远一些的地方，将土地按照人口分配之后，允许买卖，彻底打碎了原本的土地。
数年时间，剧烈的贫富分化便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因素之下，富裕者越富、贫穷着越穷，无为而治顺其自然，
富者开始养育马匹耕牛，堆积肥料，能够种植各种作物配合泗上的工商业发展；贫者经营不善，稍微出现点意外就难以维持，最终卖掉了自己的土地。
一部分富者拥有数百亩的土地，开始雇佣农工劳作。
贫者要么成为雇工，要么逃亡泗上。短短七八年时间，虽然不至于过于严重，但是痕迹已经非常明显。
这两种模式，都是泗上默许的，甚至是支持的。
一方面不用担心不稳定因素，泗上的执政能力和财政能力，哪怕工商业没有发展，也足以消化掉这些人口开垦新的土地。
另一方面，泗上工商业的急速发展需要原材料、需要粮食、需要人口做工。
尤其是伴随着这七年的扩军备战，工商业发展更为迅速。棉布纺织、木料加工、造船、油料、漆皮等和扩军备战息息相关的行业发展极为迅速，利润极大，到处都缺人。
然而泗上的村社作为稳定的兵员，政策是不允许出现宋国的这种情况的，泗上人口三十年不算迁徙逃亡而来的，自然增长也远超从前，可仍旧难以弥补这么大的用工缺口。
再加上政策倾斜保护泗上村社的稳定，更不可能从本地获取大量的廉价人口。
经过七年前的同义会之后，也确定了“乐土”的阶段性发展的道义，使得这两种模式都算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尝试。
这种尝试对泗上有利，但是对于那些失去土地逃亡的贫苦农夫而言，自然无利。
春秋时代的村社传统和井田制思想残余，在一些失地者那里颇有些回流反动的意思。
譬如村社土地不能买卖、人死之后重新授田、村社自治之类的思潮，也开始有所流传。
于是便出现了第三种模式，和泗上的村社制度有点像但又完全不一样的模式。
这种模式算是农家空想的一种尝试，和墨家推动工商业发展和启蒙萌芽的道路完全是相悖的。
一方面农家不重视手工业，认为应该做到市贾不二价，贤者与民并耕，他们的出发点不是为了集中资本发展工商业打下基础，而是一种空想之下的反动回溯。
另一方面农家控制的地方工商业不发达，始终处在一种被泗上倾销的地位，他们却又不集中力量当然也没有力量发展工商业。
若是在偏远地区或者远离泗上这个工商业极为发展的地区，这种小国寡民村社自治市贾不二价贤者并耕的空想也是可以实现的。但偏偏距离泗上太近了，巨大的冲击之下，出现了太多的问题。
本身这就是一种托古的平均空想，农家的那一套属于是对社会变革的恐惧。一方面要忍受贵族封建制的剥削、一方面又要承受工商业者的利润，再加上距离泗上太近，不出问题就鬼了。
泗上的村社模式投入太大，需要的识字人口太多，需要一个工商业发展的周边环境，可以说维持一些泗上就已经是墨家的极限了，不可能拓展到整个天下。
于是在楚国即将被攻破、形式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必须要作出一个选择，今后天下的模式是什么样？
既不能完全按照泗上的模式，因为各地情况不同，不可能同一视之；二则是泗上的发展模式其实就是经济殖民扩张，吸着四周和天下九州的血养一州，若是将天下视作一个整体，那么这种模式就不行了。
对楚开战之初确定的原则，就是走第二条道路，放弃第一条道路和第三条道路。
也就是放弃“贵族利用封地封建劳役特权，通过工商业的发展和对农夫的压榨而转型”的这条必然会保留大量封建残余的路。
也放弃了“复古”的井田制村社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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