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莫斯科-第5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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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部：158人，轻机枪2挺，摩托17辆，轮式车辆31辆。
侦察营：625人，轻机枪25挺，重机枪8挺，75毫米反坦克炮3门，20毫米防空炮3门，50毫米迫击炮3门，81毫米迫击炮4门，75毫米leig18型轻步兵炮2门，装甲车3辆，摩托45辆，轮式车辆30辆，马车3辆，马213匹。
通信营：474人，轻机枪17挺，摩托32辆，轮式车辆103辆，马车7辆，马52匹。
炮兵团：2500人，轻机枪32挺，105毫米榴弹炮36门，105毫米火炮4门，150毫米榴弹炮8门，摩托40辆，轮式105辆，马车229辆，马2274匹。
反坦克营：550人，轻机枪18挺，75毫米反坦克炮36门，摩托45辆，轮式114辆。
工兵营：843人，轻机枪34挺，反坦克枪9支，火焰喷射器20支，摩托44辆，轮式87辆，马车19辆，马52匹。
师辎重队：2300人，轻机枪30挺，20毫米防空炮8门，摩托88辆，轮式车辆253辆，马车245辆，马735匹。
3个步兵团：各3250人，轻机枪123挺，重机枪36挺，反坦克枪27支，75毫米反坦克炮12门，50迫27门，81毫米迫击炮18门，75毫米leig18型轻步兵炮6门，150毫米sig33型重步兵炮2门，摩托47辆，轮式车辆73辆，马车210辆，马683匹。”
看完德军步兵师的建制，我把本子退回给阿赫罗梅耶夫，问了一句：“那么，德军的一个连有多少人？”
听到我的这个问题，不光是阿赫罗梅耶夫，就连坐在我身边的基里洛夫也奇怪地看了我眼，似乎在为我不了解德军的建制而感到奇怪。阿赫罗梅耶夫站起身来，向我报告说：“德军一个营下辖四个连，每连215人。经过我们对俘虏的审问，由于长时间的战斗，大部分的连队只剩下七八十人，有的甚至只有二三十人。”
我冲着阿赫罗梅耶夫一摆手，不以为然地说：“参谋长同志，千万不要把俘虏提供的数据，作为我们制定作战计划的参考。要知道，如果是普通的士兵，他们所了解的，只是他所在的排或者连的情况；就算是俘虏是尉级军官，他所了解的也不过是他所在的营连的情况。如果我们根据俘虏的供词，就以为德军在战斗中被大大地削弱，并以此来制订作战计划的话，在战斗中就有可能吃大亏。”
两人听完我这番话，都陷入了沉思。过了好一阵，基里洛夫才若有所思地说道：“怪不得我军这几次所实施的反击，最后都以失败告终。看来那些制定作战计划的参谋人员，都是过多地参考了俘虏的供词，以为在我军正面的敌军，都是被大大地削弱了，所以吃亏就在所难免了。”
说完这几句话，他忽然把话题一转，说起了今天我师正面德军的反常表现：“奥夏宁娜同志，今天德军对107。5高地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大有不拿下高地就绝不退兵的架势，可在我师的阵地，却是风平浪静，连敌人的一兵一卒都没看到。您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敌人应该是故意这样做的，出兵猛攻107。5高地，而对我们的阵地不闻不问，也许就是为了麻痹我们，让我们以为阵地不会遭到攻击，然后放心大胆地从马马耶夫岗抽调兵力去增援友军的高地。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用炮火消灭我们离开了坚固工事的部队。”
这几句话说出来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失言了，连忙朝基里洛夫望去，生怕他有什么想法，毕竟白天在炮火中损失的那两个连，就是他擅作主张派出去的。没想到我的担心还真不是多余，基里洛夫的脸上满是羞愧之色。
为了防止基里洛夫的尴尬，我连忙扭头对阿赫罗梅耶夫说道：“参谋长同志，待会儿陪我到二团的坑道去转转，和战士们谈谈心。”说到这里，我故意微笑着对基里洛夫说，“政委同志，今晚就麻烦您留守指挥部了。”
基里洛夫连忙表态：“没问题，指挥部的事情就交给我了，您和参谋长放心地去吧。”
天黑透了以后，我和阿赫罗梅耶夫带着几名警卫员，沿着外面的战壕，往二团的阵地走去。等离开指挥部有一段距离后，阿赫罗梅耶夫回头看了看远远跟着我们的警卫员，随后压低嗓子问我：“师长同志，政委今天出了什么事情吗？我看他的表情好像有点不自然。”
我轻轻地哼了一声，随后苦笑着说：“今天德军猛攻第39团的阵地时，政委同志抽调了三团的两个连，打算通过开阔地，迂回到敌人的侧面去狠狠地打一下。结果我们的指战员刚进入了开阔地，敌人的远程炮火就铺天盖地地打了过来。几分钟，仅仅几分钟，我们的两个连就全完了。”
我们俩正走着，阿赫罗梅耶夫忽然停住了脚步，用手向前面一指，说：“师长，这里就是二团的一个坑道，进去看看吗？”
见我点头，他连忙上前，掀开了坑道口的门帘。门上厚厚避光门帘猛地被掀开，伴着刺眼的亮光，一名端着枪的战士窜了出来，同时大声地喝问：“什么人？口令！”
看到一只手掀着帘子，胸口被顶了一支步枪的阿赫罗梅耶夫，表情复杂地站在那里没动弹，我强忍着笑意，走到他的身边，冲着端枪的战士说道：“战士同志，我是师长奥夏宁娜上校，这位是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上尉。”
那名战士连忙把枪收了起来，抬手还向我们两人敬了个礼：“对不起，师长、参谋长，我还以为是敌人摸上来了呢。”
阿赫罗梅耶夫和我走进坑道后，随手放下了帘子，没好气地说道：“战士同志，要是敌人真的摸到了这里，你们就等着被一锅端吧。”
我抬手制止了发牢骚的阿赫罗梅耶夫后，问那名战士：“战士同志，你们的团长在哪里？”
战士先是一愣，接着回答说；“报告师长，团长没有在这个坑道里。”
“那谁在这里？”我问道。
“一营长霍鲁绍夫上尉和政治指导员萨夫琴科同志在。不过他们都没在。”
“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阿赫罗梅耶夫问道。
“查哨去了，您也知道我们这里的防御面积大，部队到处都有……”
我见这个战士是属于比较能说的那种，深怕他说起来没个完，便及时地制止了他，并吩咐他说：“行了，战士同志，带我们去你们的营指挥所，我在那里等他们。”
战士答应一声，又叫过在不远处坐着的一名战士过来帮他站岗，才带着我们往坑道的深处走去。
坑道两边的墙壁上，每隔四五米就有一个凹进去的凹槽，上面摆放着一盏汽灯，难怪得这里的光线这么足。
我们跟在战士的身后，从坑道里或坐或躺的战士中间穿过，来到了最里面的一个小屋子前。战士上前一步，撩起门口的布帘，礼貌地对我们说：“师长、参谋长，这就是营指挥所，你们先进去休息一下吧，等营长回来，我会马上通知他的。”
“谢谢你，战士同志。”我客套地向战士道了谢以后，和阿赫罗梅耶夫一起走进了指挥所，走到土桌旁边坐下，耐心地等待着霍鲁绍夫的归来。
我们坐了没多久，门帘忽然被掀开了，从外面走进一名没戴帽子的战士，他的两只手上各端着一个茶缸。把茶缸放在我们面前的桌上后，说了一句：“师长、参谋长，请喝茶。”
我抬头冲面前的战士微微一笑，说了句：“谢谢你，战士同志。”
本来我以为这名战士会转身离开，没想到他却像脚底生根似的，站在原地发呆，还不错眼地上下打量着我。
看到这名战士近乎没有礼貌的行为，我心里有些不悦，正打算开口说他两句。可他却抢先开了口，他结结巴巴地问道：“请问，师，师长同志，您，您是丽达吗？”
听到他叫我的小名，我不禁诧异地望着他，自打来到斯大林格勒以后，除了朱可夫以外，好像还没有人这么叫过我。我缓缓地站起身，试探地问：“请问您是？？？”
战士见我没有责备他，连忙语气激动地说道：“师长同志，难道您不认识我了吗？我是谢尔盖。奥西波维奇啊。”
我打量着面前的这位战士，只见他约莫四十来岁，长着一个大脑袋，原本该是一个大胖子的体型，却又骨瘦如柴，军装穿在他的身上，就像挂在架子上一样空荡荡的。我的脑子里努力地搜寻着这个名字，但很可惜，在我的记忆深处，还真没有叫这个名字的熟人。于是我摇摇头，歉意地说：“对不起，战士同志，我还真想不起您是谁。”
战士见我没认出他是谁，脸上虽然露出了沮丧的表情，但依旧不放弃地提示我：“您再想想，我们很多年前曾经见过面。”
几年前，听他这么一说，我不禁暗自苦笑，心说几年前我还没到这个世界呢，怎么可能认识你。想到这里，我就抬起了手，想把这个战士哄出去。
战士见我依旧没想起，忍不住叹了口气，继续说道：“想不到您真的把我忘记了，要知道我们几年前曾经在婚姻登记处见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天正好是我值班，有一名军官跑了进来，说他叫奥夏宁，想和一个心爱的姑娘结婚。……”
谢尔盖的话刚说到这里，我立即想起了他，准确地说是猜到了他是谁了。他就是为奥夏宁与丽达办理结婚等级的那名工作人员，因为丽达当时的年龄不够，他还劝说奥夏宁去找城防司令出面，两人才顺利地保留了结婚手续。
搞清楚了谢尔盖的身份，我连忙把抬起的手向他伸了出去，同时友好地说：“原来是您啊，谢尔盖同志，请原谅我没有及时地认出您。”
谢尔盖双手握住我的手，使劲地摇晃着说：“师长同志，要不是您和奥夏宁上尉的婚礼，是由城防司令亲自主持的话，我也不会对您有这么深的影响。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就过了好几年，没想到您现在都当上校了。对了，奥夏宁上尉现在好吗？”
听谢尔盖问到奥夏宁，我顿时一脸尴尬地说道：“他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负了重伤，被送往后方的医院。从那以后，我们就彻底失去了联系。”看到面前骨瘦如柴的前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我好奇地反问道：“对了，谢尔盖同志，您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以前可是个大胖子。”
谢尔盖松开我的手，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唉，一言难尽啊。”
“快请坐吧，毕竟我们都是老熟人了。”我招呼着他坐下，并宽慰他说：“反正我们现在也没什么事情，你就给我们说说你的经历吧。”
谢尔盖坐下后，接过我递过去的茶缸，道了声谢以后，开始讲述起他的个人经历：“战争爆发的第二周，我也参军入伍。不过在七月的战斗中，我所在的部队被德军合围，我们便成为了战俘。后来我和两万多名被俘的战友，被德国人送往了白俄罗斯的维捷布斯克苏军战俘集中营。”
“在战俘营里发生了什么，把您搞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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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四十四章 五团的新任务（上）
听到我嘴里说出的战俘营这个单词，谢尔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似乎这个词代表他不堪回首的痛苦回忆。
“说说吧，谢尔盖同志。”阿赫罗梅耶夫友好地对他说：“把您在德军战俘营里的经历，给大家都说说，让我们所有的指战员都知道法西斯匪徒的残暴，这样才能激起大家的同仇敌忾，打败该死的德国侵略者。”
听完阿赫罗梅耶夫的这番话，谢尔盖点点头，表情木然地说道：“好吧，师长、参谋长同志，既然你们想知道德军战俘营的情况，那我就详详细细地告诉你们。
我们是第一排被送往维捷布斯克的战俘，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是伤员。我们三千多人被赶上了一列货车，车厢内的拥挤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伤员们身上流着血，肮脏的伤疤到处可见。在长达三天的行程里，每个车厢内都有许多人失血过多而死亡，还造成了血液感染。到处充斥着垂死的人的呻吟声、咒骂声、叹息声，打摆子时的痛苦声。因饥饿、水和空气缺乏，不光是伤员，就连身体健康的战俘也大量死亡。除了因伤死亡外，还有其他损失，每次列车停下补水时，德国人会让每个车厢里派人去打水或者倒便桶。他们离开车厢的时间都很短，假如在听到德军的哨声后，没有及时地返回车厢，就会被德国人毫不犹豫地开枪射杀。
我们到了战俘营以后，就被德国人露天安置，到了秋天，没有任何防护，白天黑夜都受风吹雨淋。德军甚至没有为我们准备一处简易窝棚，战俘们尽量寻找能遮风蔽雨的东西，为了有个栖身之地，我们甚至在地上挖洞，最后有不少人就死在了自己亲手挖掘的洞里，绝大部分战俘患上了因饥饿造成的浮肿病、坏血病、无休止的腹泻、结核病。饿得无法忍受，整日在寻找任何能吃的东西：草、树根、昆虫、食堂里的残渣剩饭等。
每天都有最可怕的事情发生，每天都有人病死，饿死，尸体到处都是，个个瘦得皮包骨头。战俘们吃能找到的任何东西，包括草和有毒的蘑菇。……”
听他说到这里，我抬手打断了他，关切地问道：“谢尔盖同志，您就是因为待在战俘营里，吃不饱穿不暖，才会变成现在这么骨瘦如柴吗？”
没想到谢尔盖居然摇摇头，回答说：“不是，丽达同志，我只在战俘营里待了两个多月，就成功地逃了出来。”
“怎么逃出来的？”一直在旁边充当着听众的阿赫罗梅耶夫突然问道。
谢尔盖端起桌上的茶缸喝了一口后，继续往下说：“战俘营的守卫并不多，除了少数的德军外，剩下都是那些东方营的士兵。而且战俘营也没有围墙，只有两道铁丝网。一名被俘的少尉，偷偷地组织了两百多名战俘，在一个下暴雨的夜晚，趁看守们放松了警惕，他率领我们用棉被搭在铁丝网上，顺利地逃了出来。”
听说谢尔盖他们是有组织地逃出了战俘营，阿赫罗梅耶夫忍不住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