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崛起-第7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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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给自己订了自修课程表，但执行得并不好，认真读书时间太少，有时间读书心也静不下来。
“我完整的看过曾国藩日记。”华皇对曾纪泽道。
道光二十年六月，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四月份“留馆”之后，他“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他总结自己四十多天内，除了给家里写过几封信，给人作了一首寿文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
因此，他在日记中给自己立了日课，每天都要早起，写大字一百，温习经书，阅读史籍，还要写诗作文。
翻开日记，责备自己“宴起”、“无恒”、“太爱出门”的记载到处都是。
二是为人傲慢，修养不佳。
虽然资质并不特别优异，但曾国藩在湖南乡下朋友里总算出类拔萃，并且少年科第，所以一度顾盼自雄。
在离家到京服官之际，他那位识字不多却深有识人之明的老祖父送给他这样的临别赠言：“尔的才是好的，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若不傲，更好全了。”
老祖父的一句箴言当然不足以扫平他身上的处处锋芒。
在北京的最初几年，“高已卑人”，“凡事见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这最常见的人性缺陷在他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他接人待物，不周到之处甚多。他的几个至交都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的“傲慢”。
他的好朋友陈源兖就告诉他：“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又言我处事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第二个是“自是”，听不进不同意见，“谓看诗文多执己见也”。
因为修养不佳，脾气火爆，曾国藩到北京头几年与朋友打过两次大架。第一次是与同乡、刑部主事郑小珊因一言不合，恶言相向，“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另一次是同年兼同乡金藻因小故口角，“大发忿不可遏，……虽经友人理谕，犹复肆口谩骂，比时绝无忌惮”。这几句描写形象地描绘了曾国藩性格中暴烈冲动的一面。
普通人在社交中最容易犯的错误是言不由衷，语涉虚伪。比如在社交场合常顺情说好话，习惯给人戴高帽子。比如自矜自夸，不懂装懂，显摆自己，夸夸其谈。人性中这些常态在曾国藩身上一样存在，甚至更突出。畏友邵懿辰指出他的第三个缺点就是“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
在曾国藩日记中，他多次反省自己的这个缺点。比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朋友黎吉云来拜访，“示以近作诗。赞叹有不由衷语，谈诗妄作深语”。赞叹之辞并非发自内心。而且聊着聊着，自己就故意显摆高深，夸夸其谈起来。这样的记载数不胜数。
席间，面谀人，有要誉的意思，语多谐谑，便涉轻佻，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也。
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无伤大雅的社交习态，如同喝汤时不小心会出声一样，几乎人人不能避免。但对于圣人之徒来说，却是相当严重的问题。因为儒家认为，修身之本在于“诚”。对自己真诚，对别人真诚，一是一，二是二，一丝不苟，才能使自己纯粹坚定。适当的“善意谎言”是社交不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但当言不由衷成为习惯时，“浮伪”也就随之而生，人的面目也就因此变得庸俗可憎。
三十岁是曾国藩一生最重要的分水岭。
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中人，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他的本领可以增长十倍，见识可以高明十倍，心胸可以扩展十倍，气质可以纯净十倍。愚钝之人，通过自我磨砺，也可以看得透，立得定，说得出，办得来。浮嚣之人，也可以变得清风朗月般从容澄静。偏执之人，亦可以做到心胸开阔，不矜不伐。
道光二十年入京为官，不仅是曾国藩仕途上的起步，也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
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聚集了当时最顶级的人才，而翰林院更是精英之渊薮。
一入翰苑，曾国藩见到的多是气质不俗之士，往来揖让，每每领略到清风逸气。
曾国藩发现，这些人的精神气质与以前的朋友们大有不同。他们都是理学信徒，有着清教徒般的道德热情。他们自我要求严厉峻烈，对待他人真诚严肃，面对滚滚红尘内心坚定。
三十岁前的曾国藩人生目标只是功名富贵、光宗耀祖。结识了这些良友之后，检讨自己，不觉自惭形秽，毅然立志。
正是在三十年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学作圣人”之志。
“圣人”是儒学信徒的最高生命目标。
人类最基本的一种心理倾向就是使自己变得完美。
中国儒、释、道三家，对生命目标的设计都是极其超绝完美的。
道家以为，人通过修炼，可以不食五谷，吸风饮露，逍遥无恃，长生久视，与天地同，成为“至人”、“真人”、“神人”。
超自然的夸张固然过于虚幻，不过，除去这些飘渺的因素，儒家的“圣人”理论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可操作性的人格理想，其中有着符合人类基本心理经验的合理内核。
“怎么样？还算是全面吧？”华皇问道。
曾纪泽点头道：“很全面了，很多都是连我也没有看过的。”
“嗯，我让人搜罗的。你还可以再补充一下。”萌总裁笑道：“专门让人去找了祖父历任师爷，本来还想弄个传记，但是我想传记就不要了。”
曾纪泽点点头，明白华皇的意思，陛下是欣赏父亲的做人，律己，这些方面，但是对父亲整个人生，尤其是后半段在清廷的发迹经历，还是有所保留的。
不过，华皇能这么推崇父亲，已经让曾纪泽很感动了。
“在想不通该怎么做事的时候，看看。”华皇笑着对曾纪泽道，“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记住，对德国人，或者说对所有的列强，我们都没有必要放低姿态！”
曾纪泽点点头，眼睛一亮，陛下终于说到让他去德国出访的事情了。
“你到了德国之后，多和各方面接触，不急于和俾斯麦接触，到时候，我会亲自和他谈。当然，如果他主动召见你，你可以和他谈一谈。德国，奥匈帝国，这些在海洋上的后起之秀，都是我们可以优先选择的盟友，因为暂时和我们没有多少利益冲突。”萌总裁直接指示道。
“好的，陛下！”曾纪泽暗道，这些事情我都知道的，只是怕德奥对我们不重视，根本不理睬我们，怎么办？不过，曾纪泽没有将这个疑问问出来，作为外交大臣，这种问题也要问陛下的话，还要他做什么？
曾纪泽欲言又止，华皇也是同样，曾纪泽比李鸿章年轻的多，而且和自己的关系近的多，在原本的历史中，曾纪泽因为生病，年纪轻轻就死了，现在是华国时代了，华国的医疗水平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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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4 曾国藩的自律】
以现在华国的医疗水平，还有保障体系，整个华国的老百姓，平均寿命至少延长二十年！
华皇的医疗保障体系是全民的，只要拿身份证到医院去，就能够享受百分之八十的免费医疗，不分官员和平民，所有人，一律平等。
庞大的医保，社保和养老保险的压力，也是阻碍华国‘跑起来’的一项巨大障碍，甚至是目前的最主要障碍了。
但是华皇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国策，整个华国有别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地方就在这里，虽然经济水平上，华国仍然是初级阶段的水平，但是在政治体系上，华国从一开始建立，就已经突破了三个时代，甚至是四个时代，是按照国家垄断的形式在要求华国的体系的，这也保证了华国政治上始终平稳。
华皇认为人的本质需求，其实概括起来很简单，就四个词：温饱，小康，朋友，名利！
首先要温饱，要吃饱穿暖，女人也包含在温饱这一块，吃饱穿暖，又有女人，就是一个寻常男人的生活了。
在这个基础上，能过的比寻常人富足一些，没事能出门旅游，到处玩一玩，就是小康生活了。
生活富足，衣食无忧之后，便需要朋友，达不到这个基础，不会想要和朋友交往，这是人之常情。
有了朋友，每天瞎玩，一段时间之后，便会开始追求更高的，精神层面的生活，和更高层面的物资面的生活，这便是名利！
至少，华皇是这么认为的。
人的巨大潜力往往是人类所不自知的。
所谓庸人，就是昏睡了一生的人，因为欲望缠绕，意志软弱，智慧不明，普通人一生只能动用上天赋予的很少一部分潜能。
而英雄伟人则是醒过来的人，他们天性刚强，头脑有力，可以把自身潜能发挥得比较充分。
而“圣人”，或者说达到“自我实现”状态的人，则是通过刻苦努力，穿透重重欲望缠绕，战胜种种困难，将自身潜能调动发挥到近乎极致。
儒家说，一个人修炼到了圣人状态，就会“无物，无我”，“与天地相感通”。
就会“光明澄澈”，“从容中道”，达到一种极为自信、极为愉快的情感状态。
人在这时最有信心，最能把握自己、支配世界，最能发挥全部智能。
在高峰体验中主客体合一，这是人的存在的最高、最完美、最和谐的状态。
应该说，儒家的圣人理想远比马斯洛的“自我实现”高远和超越。
从曾国藩身上，华皇可以悟出自我完善的必经途径。
华皇认为，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著名的人物，伟大的人物，格外推从才华并不出众的曾国藩的最大原因，曾国藩是一个有毅力的人，即便没有才华，也能取得成功。
首先是立坚定不拔之志。
立志对一个人人格发展的意义是决定性的。
人的巨大潜力往往是人类所不自知的。
人的能力发挥多少，与对自己的要求是密切相关的。
或者说，精神力量直接决定着身体潜能的发挥程度。
因此，“立志”或者说确立一个终身的奋斗目标，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是至关重要的。
曾国藩对这一点体认极深。
曾国藩曾说过，立志譬如打地基。“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址甚固，结构甚牢。”只有基础广阔，结实，才能在上面盖起宏伟壮大的生命之殿。
曾国藩人生第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立了最高远的志向。
有了志向，接下来需要的就是实行力。
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立志自新之日起，曾国藩开始了对自己全方位的改造。
他的办法是“日课”。他每天从起床到睡觉，吃喝拉撒睡，都进行自我监督。以圣人标准要求自己，时时刻刻监督检查自己的一举一动。
他每天都要用工楷认真书写日记，细细回忆检索自己这一天的一切言行，发现其中哪一点不符合圣人要求，就要甄别出来，记载下来，深刻反省。
既然自我完善，首先当然就要抓紧时间，不能再“闲游荒业”，“闲谈荒功”，“溺情于奕”。
从十月二日起，曾国藩给自己规定了以下基本学习日程：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
这是必须完成的课程下限，除此之外，他还每日读《易》，练习作文，整个学习的效率大为提高。
及至十一月初九日，他上午到陈岱云处给陈母拜寿。饭后本打算回家学习，结果在朋友的劝说下一起到何子贞家去玩，在那里和人下了一局围棋，接着又旁观了一局。
在看别人下棋时，他内心进行着激烈的“天人交战”。
一方面是想放纵自己一次，痛痛快快玩一天算了，另一方面却是不断想起自己对自己许下的种种诺言。
终于，一盘观战未了，他战胜了自己，“急抽身回家，仍读兑卦”。
和大多数初入社会的青年一样，刚到北京的曾国藩待人天真，一片直拙。
一旦成为朋友，就掏心输肝，同时也要求对方对他毫无保留，缺乏人我相交必需的距离感和分寸感。
曾国藩既然以“圣人”自期，也不自觉地以圣人标准要求朋友，经常说话过于直接，不留余地，不分你我，因此很容易与朋友发生冲突。
这个缺点，他的一些朋友知之甚深。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日记：“岱云……言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
曾国藩认为，磨练自己要有如鸡孵蛋般的耐心和韧性。
他的一生，就是不断自我攻伐、自我砥砺的一生。
因此也是不断脱胎换骨、变化气质、增长本领的一生。
曾国藩以“求阙”命名自己的书房，从青年到老年，曾国藩都生活在不停的自责中，不断寻求、针砭自己的缺点。
比如对无恒这一缺点，他就终生攻伐不懈。
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在日记中曾写道：余病根在无恒，今日立条，明日仍散慢，无常规可循，将来莅众必不能信，作事必不成，戒之！
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四十六岁的他写信给弟弟说：我平生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即水军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当以为鉴戒。
曾国藩从生到死，都生活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之中。
同治八年（逝世前三年）八月二十日：念平生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