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2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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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仁多瀚最好的选择，就是公开站在梁乙埋的对立面，以博取所有梁氏的敌人、夏主的同情者与支持者的同情。他以一种孤臣的姿态，引宋军进入西夏，让宋军与梁乙埋父子去肉搏。而他却可以保持一个微妙的地位，倘若宋军得胜，他就是引宋军入夏的功臣，宋朝绝对不会吝啬对他爵赏，甚至于宋朝在胜利后，还可能要借助他的力量来统治西夏地区——在西夏的内部，他也可以有自己的解释，到时候他只要装模作样的和宋朝“据理力争”一番，就可以交待过去，那是宋朝无耻的欺骗了他，利用了他，胜利者本来就不受指责，何况他还是“情有可原”；而即便是西夏打赢了这场战争，他也不用担心，因为他并没有公开降宋，他的目的是如此冠冕堂皇，他是拯救被幽禁的皇帝而失败的英雄！“英雄”的实力不会有损伤，甚至可能会有加强——石越敢肯定，一但宋军失败，最先反戈一击的一定是仁多瀚；而梁乙埋的力量却会在与宋军的战争中削弱。得到各部落首领同情的仁多瀚，在那时候，甚至还有机会与梁乙埋父子形成新的平衡，共同分割统治西夏的大权。
以仁多瀚的算计，在这一局宋夏博弈的棋局中，他仁多族竟是绝对的胜利者。
但石越却看透了这一点：虽然仁多瀚引宋兵入境，但是在“纲常人伦”大义的掩护下，仁多瀚却并没有将自己绑上宋军的战车，而巧妙的将自己处于一种“局内中立”的位置，实在称得上是玩弄权术的高手。
仁多瀚的这份机心，实实在在地骗过了许多人。
石越接过丰稷递过来的仁多瀚写给皇帝的奏章，放到帅案上，目光不断的在仁多保忠三人身上移来移去。他在心里盘算着到底可以多大程度将仁多瀚绑到宋军的战车上来。“不出力气就想占尽便宜，这世上岂有这么便宜的事情？”石越在心中暗骂道，“你便是狐狸，我也要给你榨出油来。”
一面想着，石越一面问道：“仁多统领忠心可嘉，乱臣贼子，的确人人得而诛之。然而自古以来，便没有空手乞别家出兵的。”
仁多保忠说了半天，石越脸上虽然感动，但张口一句话，便又回到了赤裸裸的利益上面来了。他在心里暗骂了一声，口里却谦恭地说道：“下邦国王曾言，若大宋能出兵平梁氏之乱，愿以河南之地敬献朝廷。此事乃是文将军亲耳所闻。”
“打白条么？”石越在心里头冷笑起来，“那地方我若能夺到，你‘敬献’不‘敬献’有何关系？我若夺不到，难道我还真指望着你‘敬献’不成？只是也不能将仁多瀚这老狐狸逼得太急，眼下即是他有求于我，实际也是我有求于他。但想这般便宜，你仁多瀚却趁早别做这美梦。”
但石越尚未说话，这“文将军”三字，已经惹恼了一堆人。环庆行营监军都虞侯刘过便已忍耐不住，在旁边冷冷地说道：“背祖忘宗的人说的话也信得过么？”
陕西安抚司监察虞侯任广也立即附和道：“就是，这等小人的话，可没人信得过。”
文焕听到这话，脸顿时涨得通红，在西夏被人讽刺，他早已习惯，但是被自己的国人、同袍讽刺，对于文焕而言，却是更为难受的体验。但他毕竟已不是当年的武状元，他望了望仁多保忠，又望了望石越，终于将眼帘垂下，依旧保持沉默。
见文焕这般，“唾面自干，无耻……”低声的讽刺又不知道从何处传来。但文焕心中此时反而变得坦然。只是默默听仁多保忠去交涉。“你们不会知道为了促成仁多瀚主动派人来长安交涉，我用了多少心机……”文焕用自己的骄傲暗暗地维护着自己的尊严。
“若朝廷有疑惑，末将愿作主，立下盟誓。”仁多保忠坦然得几乎象个君子的宣言，适时地替文焕解了围，也堵住了众人的嘴。所有的人都将目光投向石越。
“盟约自然要订。”石越淡淡说道，目光扫过众人，在掠过文焕脸上之上，不易觉察地安慰性的停留了一瞬。“但这点东西，华而不实。”
“河南之土地虽小，虽有数千里；河南之人民虽少，亦有上百万……”
“这些本帅知道。”石越打断了仁多保忠的话，尖锐地说道：“然则这些土地人民，毕竟要我禁军将军用血去换。本帅只想知道，仁多统领愿意做点什么？”
“我家统领愿为王师前驱。然只恐寡不敌众……”
“本帅要仁多统领接受朝廷敕封！”石越冷酷的声音，穿透大厅。一双闪烁着精光的眼睛，紧紧盯着仁多保忠的眸子。
仁多保忠不自然地避开了石越的逼视，他没有料到石越如此咄咄逼人。但是自居小臣的人，去拒绝朝廷的敕封，一时却又无法开口。他沉吟了一阵，方才回道：“朝廷恩德，是我家统领的福分。但如今我主君有难，而臣子却受朝廷敕封，传扬出去，世人必说我家统领不义。愿暂辞封赏，待奸臣被诛，我主复辟，再领恩典。”
“仁多统领忠义无双，又忠于朝廷，朝廷敕封，有何不可？便是贵国国王，亦是受朝廷敕封。名正而言顺，将军又何必推辞？”
“虽是如此。然实是关系大义名节……”
“朝廷的封敕，便是大义，便是名节。”石越毫无退步之意。
“此事还盼石帅许末将等合计，异日再为答复。还望石帅能体谅我家统领的苦衷……”仁多保忠眼见着石越咄咄逼人，干脆祭起缓兵之计。反正他也没指望一次面谈，便能达成协议。
“也罢。”石越也知道仁多保忠不可能立即答应，便许了他，又充满暗示的说道：“仁多统领德才兼备，朝廷都是知晓的。亦请将军三思之，朝廷之恩典，绝非寻常。”石越说的也是实话，以仁多瀚的身份，果真公开降宋，至少也是三品武官，位列公侯。
“是。”仁多保忠谦恭的答应道，又指着文焕与慕泽，向石越说道：“此行另有一事，便是带文将军与慕将军，向石帅请罪。”
提到这两人，在场之人，脸色又变得生硬起来。
“两位将军得罪朝廷与石帅非浅，朝廷若加诛戮，绝不敢辞。然而末将此行，亦得益于两位将军从中周全，亦是其有功于朝廷之处。且……”
“且夏国军中，得罪朝廷之人车载斗量，不可胜计。本帅若怪罪此二人，不免使夏国人心生疑忌。若释二人之罪，则有汉高封雍齿、燕昭市马骨之效。是么？”石越打断了仁多保忠的话，悠悠说道。
“石帅明鉴，末将要说的，正是此意。”
“朝廷能容天下之士，此事不必多言。以将军之见，本帅是胸心狭窄之人么？”
“石帅有宰相之量，天下皆知。”仁多保忠顺着石越的意思拍了下马屁。
石越哈哈大笑，指着文焕、慕泽说道：“他二人果真欲重新归顺朝廷，本帅又岂会计较些些旧嫌？本帅当亲自向朝廷举荐两位将军，料朝廷亦当不吝爵赏。”
石越说出这番话来，刘过、任广脸色当时便变了，二人正要说话，却被丰稷、张守约用眼色止住。只得气鼓鼓地生生忍住。
仁多保忠与文焕、慕泽一同欠身谢道：“多谢石帅。”
与仁多保忠的会谈持续了两个多时辰之后，在卫尉寺部队的严密看护下，将仁多保忠等人秘密送到了驿馆安歇。本来这些事情理应当由职方司负责，但是诸司都是草创，机构设置并不完全。职方司陕西房只有少量直属部队，还要专门负责保护要害部门，因此便只能向卫尉寺借调部队来使用。前卫尉寺卿章惇的才干由此可见一斑，虽然闹出许多事情来，但是实际上是他一手草创的卫尉寺，却是新兴机构中，最先变得较为完善的机构之一。
仁多保忠等离开后，丰稷等人也陆续告辞离去。这些人前脚刚走，李丁文与陈良便走了进来。李丁文屁股也没有坐稳，便笑着问道：“方才刘过一面走嘴里一面骂什么‘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究竟是何事惹着这刘大炮？”
陈良也笑道：“卫尉寺的人，学士终要留几分情面才好。”
石越一面将就着吃着刚刚送上来的果子充饥，一面苦笑着摇摇头，将方才之事捡着说了一遍。仁多保忠等人来长安，是极机密的事情，李丁文与陈良刚刚也只看到丰稷等人，却没能看见仁多保忠三人，本来还在担心卫尉寺大张旗鼓来帅府做什么，这时听石越说了，才明白事情的原委。
石越说完，解嘲似地笑道：“也须得保密，否则，若是让人知道文焕竟然来了长安，只怕激起兵变也未可知。”
李丁文和陈良本不知道文焕的底细，陈良不禁击掌叹道：“也亏得这文焕、慕泽竟有胆量来长安。”
李丁文却笑道：“这不过是仁多瀚两粒棋子罢。他仁多瀚自己不怕投降后没个好结果，可他的部将却不能不怕。一旦有了文焕、慕泽这两个活例子，万一真要公开投降，他要说服自己的部将便容易多了。纵然我们小器，杀了文、慕二人，对他仁多瀚又能有多大损害？”
“潜光兄说得不错。”石越笑道，“所以我要容他们。文焕是叛国之臣，慕泽几乎害了我性命。这两人都能容得下，那些夏军将领便再无什么可顾忌了。只是文焕的事却棘手，军中民间，都恨他入骨……”
“文焕可以免罪，让他以白衣戴罪立功；慕泽可以复原官，若立功勋，则厚加封赏。如此可内外皆安。”李丁文轻描淡写便解决了这桩麻烦，“反正现在这两人能得朝廷敕免，已是万幸。”
石越微微颔首，道：“也只能这般。”又问道：“潜光兄与子柔来此，想必还有事情？”
李丁文跷起二郎腿，吃了个果子，不紧不慢地说道：“这当儿正是人仰马翻的时候，若没有事情，也没空来见公子。”他是唯一一个懒得改口，一直叫石越“公子”的人。
陈良一面抓紧时间吃着茶和果子，一面插口道：“现在不将事情弄妥当，果真打起来，些许小事不周到，便可能酿成大错。我是与学士说马政的事情的……虽说这事急抱佛脚，已经干不了打仗多大事，但若是处置不当，难免不拖后腿。且这也是朝廷的百年计，轻率不得。”他整个人都已经削瘦得不成样子。
李丁文半取笑半规劝地说道：“我知道你陈子柔忙的百年大计，没人敢轻率了你。只怕你太拼命，把这条小命给送了。你死了不打紧，公子许多琐碎事，我却担心没个中意的人打理。”
“纵累死我也愿意。且还累不死呢。”陈良笑道。“你要没要紧事，我便先说我的马政了。”
“你说罢，我乐得歇会。”李丁文说罢，果真身子一仰，闭了眼睛假寐起来。
第十二节
宋朝马政之腐败低效，在熙宁年间的宋朝官场上，也是罕见的。每个牧马监，每年数以十万贯计的国帑投入进去，空占着成千上万顷的草地，供给军队的战马却少得可怜。说宋朝不重视军队建设，绝对是冤枉的，被讥为“重文轻武”的宋朝，军费开支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是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所有文官政府中最高的，几乎可以肯定的说，它的这个纪录，不仅仅是空前，而且必然绝后——然而，宋朝的问题是，大量的军费，便如这马政一样，被贪污、浪费，却收不到应有的成效。
石越几乎是自入陕之日起，便决心要改革马政。但是马政是国之大事，牵涉的范围，从中央到地方，从军队到民政。其中更有一大批既得利益阶层——石越本来想从沙苑监私卖马匹给蓝家的弊案打开一个口子，来改革马政，但是查了几年，都不得要领。这中间层层庇护，利益纠缠，石越纵是个木瓜，也可以知道一二了。何况他竟是个天生的能臣，这几年处理庶务的才干，连李丁文、陈良、刘庠这些人都很是赞赏的。
本来马政的事情，因为这座冰山实在深不见底，石越也不免投鼠忌器。他的政治资本并非不雄厚：有皇帝的宠信，有士大夫中的威信，有民间的支持；在党派上，不仅得到许多庆历老臣的支持，旧党中有支持他的，新党中也有亲附他的，而且隐隐还有自己的派系；在政务上，他守杭抚陕，在中央主持改革，其推行的政策可以说影响到大宋的每一个角落，若论到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力，连王安石都得自叹不如。在军事上，倡导军制改革，对西夏接连取得两场大捷——自古以来，都是军功最重，以文臣而有如此军功，皇帝纵心有疑忌，但亦忍不住要倚为干城，而在朝廷中，他说话的份量无形中也提高了许多。
但是，纵是有如此资本，面对着沙苑监弊案后隐藏的黑幕，也不禁要迟疑，要权衡。牵涉的文臣过多，难免会激化党争；而牵涉的武将过多，则甚至有可能激起兵变。石越在暗地里也咬牙切齿了好几回，但政治是现实的。不顾一切的蛮干，既便是在你的力量足以压倒一切之时，也并非最佳之选择。因为对手是绝不会坐以待毙，激烈的冲突下，必然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
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就是要懂得权衡这一切。在石越看来，其实政治与商业并无本质的区别，无非是“成本、收益、风险”六字真言，只不过政治买卖的对象无所不包，远比商业的对象要广泛。而能否在这六字真言中找到一个最佳的点维持平衡，便是判断一个政治家素养的唯一标准。
石越并不希望过早的激化各个利益阶层之间的矛盾。这并非是他认为收益比不上成本，而是认为风险过大，这种程度的收益还不足以让他去冒如此巨大的风险。
而大多数时候，他也不喜欢蛮干。
如果这条路走不通，那么就换一条路好了。
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