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强导游-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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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达定次郎人生第一次转机是在他23岁那年，古董店主人山中吉兵卫把自己的长女许配给他，入赘山中家族改姓山中定次郎，随后开始了为山中商会进入欧美市场开疆拓土之路。
随着海外市场对中国艺术品需求的扩大，山中商会把目光转向了拥有悠久历史、古董文物珍藏最丰富、市场交易最活跃的中国，开始在京城建立山中商会分店。该商会收集了大量的中国珍贵的艺术品，致使大量中国文物流失海外。
当时山中定次郎从恭亲王溥伟手中买到来自清宫的大量秘藏，辛亥革命不久，除书画以外，恭王府的古董几乎全部汇总卖给了日本的山中商会。
这次采购虽然具体规模不太清楚，但根据《山中定次郎传》一些记述的描述，例如“数额不同于十万或二十万”，“无论哪个商人，这是一生不会再有的事情”。可知这次大规模的收购肯定是一次巨额的交易，极有可能以百万日元来计量。
其数额无论是与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古董品年输出额相比，还是与民国十三年清朝皇室以古董为抵押借下的最高借款额相比，都毫不逊色。
后来这批文物被迅速运回日本分类整理，并被分为三批出售，一批运往美国拍卖，一批运往英国拍卖，一批留在山中商会设在日本佳子国的古董店中零售。现在美国拍卖图录和英国拍卖清单都已找到，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
1912年恭亲王溥伟为了帮助末代皇帝溥仪进行复辟活动筹集军饷。决定将恭亲王府的收藏全部出售。得到消息的山中定次郎在友人山中六三郎、冈田友次的陪伴下，来到恭亲王府观看恭王府珍藏的珍宝。
恭王府的珍藏分为如意库、书画库、玉器库、青铜器库等几十座宝库。其中不计其数的珍宝落满了灰尘，在玉器库中恭王府管家捧起一堆翡翠饰品向山中定次郎问道：“这些东西你打算出多少钱收？”
山中定次郎暗想这次买卖可做大了，经过权衡，山中商会决定以34万大洋买下了恭王府除了书画以外的青铜器、陶瓷、玉器、翡翠等全部收藏，对于山中商会而言是一次大的赌博，同时也给山中定次郎带来一生最大的辉煌，奠定了山中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中国古董文物交易商的坚实的基础。
这批恭王府旧藏在山中商会购买后的第二年，在美国纽约美国艺术画廊以名为“天上艺术至宝”的专题，印制了烫金的图录进行拍卖，拍卖结果轰动了美国收藏界，被认为是中国艺术品极品收藏，拍卖成交纪录超过了27万美金，在当时是破纪录的天文数字。
第二年1914年，同样在纽约的“美国艺术画廊”山中商会举办了题为“天津中国贵族的个人收藏及山中商会在北京采购的文物”的专题拍卖会。拍卖会成交额近20万美金，再次取得了成功。
山中商会以二次拍卖为契机，取得了生意上的巨大成功。在其后的1916年在纽约举办了11次中国古董美术品拍卖会，由此山中商会成为名副其实世界最大的中国艺术品交易商。
2004年恭王府有关人员找到了1912年日本山中商会买走恭王府大量文物后，分别于1913年2月和3月在美国和英国对其进行拍卖时所留下的图录和目录，由此知道当年恭王府收藏了大量青铜器、玉器、瓷器、牙雕等珍贵艺术品。
然而大多数恭王府流失的文物难以购回，或者下落不明。原恭王府藏有的西汉大文学家陆机的《平复帖》，1937年奕訢的孙子溥儒急需用钱，将《平复帖》以4万银元的价格卖给大收藏家张伯驹。
1956年，张伯驹又将《平复帖》捐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在《平复帖》在故宫里面。唐朝画家韩干的以马为题材的稀世珍品《照夜白》，现藏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这是英国收藏家戴维德在1935年以1万银元的价格从溥心畬手里购得的。
溥伟在1930年以前，以高价将颜真卿《告身帖》典当给日本三菱公司，后来无力赎回，1930年7月日本书画家中村不折以3万日元从三菱公司买下，现在此文物藏于日本书道博物馆。
王羲之《游目帖》现藏地下落不明，义和团事件时从恭王府流出，辛亥革命后到日本，被广岛县安达万藏收藏，1945年被毁于原子弹轰炸，现只有1925年复制本留下。
多宝柜等64件家具现藏于北京西山戒台寺，戒台寺是恭亲王奕修身养性的居所，于是留下了当年他使用过的家具。这批家具多以红酸枝木料制作，目前还存有64件，有桌椅、长榻、多宝柜等多种类型。
紫檀王榻等33件家具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批家具大约有33件，包括王榻、王座、平头案、太师椅等，是在民国时期由‘清皇室接受委员会’成员所得，由北京带到上海，最后又从上海进香港，最终辗转到台湾，被台湾东吴大学收藏，最后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购成为藏品。
第113章 监守自盗（）
“紫檀龙纹宝座、纹榻一张、云龙纹大画案、五屏梳背藤椅两对，还有黎龙纹百宝阁大柜……”
许致远看了一遍拍卖目录，十六件紫檀家具都是宫廷御用精品，每一件代表当时工艺的巅峰，难怪能让全世界藏家趋之若鹜。
“事情我知道了，你们佳德开拓香港市场的计划什么时候进行？”
“我已经正式向董事局汇报，一致决定越快越好，其实公司这几年一直在部署，前年已经选好办公地点，老闫和其他高层也通过各种关系联系当地的大藏家，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差打响第一炮。”
“那正好，第一炮就让我打响！”
许致远站起身，沉声道：“佳实德这次明显就是联合小日本来骗钱，利用咱们的爱国情绪，故意放出恭王府这个诱饵，既然如此，我不能让他们得逞！”
“你回去准备，半个月以后致远居第一个香港专场也是家具，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来溜溜！”
胡妍一脸痴迷的看着许致远，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已经完全被这个男人征服，激动的回去汇报工作，临走还叮嘱晚上不见不散。
送走胡妍，许致远进入系统，直接联通溥仪，中国最后一个末代皇帝，也是恭王府文物外流的罪魁祸首。
“你就是溥仪？”
许致远看着一脸病病殃殃的末代皇帝，感叹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乾隆不用说，雍容华贵；咸丰虽然已经日薄西山，但好歹身上也有点帝王的霸气。
再看看眼前的溥仪，一身西服，戴个金丝眼镜，面色苍白，双眼无神，弱不禁风的样子，不说还以为是哪里出来的病书生！
看过他自己后来写的自传，辛亥革命后，紫禁城一分为二。溥仪虽已退位，但按《清室优待条件》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之规定，仍然居住在紫禁城，只不过缩小了他的活动范围。
以太和、保和、中和三大殿为主体的外朝划归民国政府，而南起乾清门、北至神武门的后三宫和东西六宫等内廷范围仍由逊清皇室使用。这样就由两部分部队分别担任紫禁城内外的警卫。神武门外，由原宫廷禁卫军改编的陆军16师第三团组成的内城守备队担任守卫，神武门内则由护军担任守卫。
溥仪他们密谋盗运国宝的关键是如何平安无事运出宫外？成败的焦点是怎样混过由京畿卫戍司令掌管的内城守备队这一关。溥杰等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发现那些吃粮饷而又麻木不仁的兵痞们对他们携带黄包袱出宫门竟是熟视无睹，他们顺利地蒙混过关。
从1922年起，他们就秘密地把宫内所收藏的古版书籍，大部分是宋版和历朝名人的字画，大部分是手卷，分批盗运出宫。这批书籍、字画为数很多，由宫内运出时，也费了相当大的周折。
因为宫内各宫所存的物品，都由各宫太监负责保管，如果溥仪要把某宫的物品赏人，不但在某宫的账本上要记清楚，还要拿到司房载明某种物品赏给某人，然后再开一条子，才能把物品携带出宫。
当时他们想了一个自以为非常巧妙的办法，就是把这大批的古物以赏给溥杰为名，有时也用赏给其他心腹为名，利用他们每天下学出宫的机会，一批一批地带出宫去。
从1922年9月4日正式开始赏赐，他们把盗运的目标首先放在宋元版珍贵善本书上，从此下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善本书与溥杰、溥佳等平时携带的课本表面上大小一致，形式上又都属于课本一类，由于它的体积小，用黄缎包袱裹起来与平日太监们伴同出入紫禁城所携带的物品表面相仿佛，这样就不致引起京畿卫戍司令部所属的内城守备队值勤士兵的怀疑。
溥仪从小就喜欢玉器，见得多了自然也就对玉器有了一定的鉴赏水平。溥仪从北京故宫盗运的珠宝翠玉中以玉饰为最精，价值也很昂贵，其中玻璃翠玉有许多，大小形状不等，都是难得的珍品，还有重几十克的金刚宝石、印尼产猫眼石、红宝石、翡翠等珍宝。
其实溥仪和溥杰有计划地盗运国宝之前，就已打起了宫中宝物的主意。因为溥仪不仅维持了旧有的御膳房，而且还增添了做西餐的“番菜膳房”。两处膳房每月的花销就高达1300多元。1921年以前，内务府公布的“交进”和“奉旨”支出的“恩赏”等款项，每年就要87万多两白银。据说每年小朝廷的总开支都不少于360万两。
钱不够用，民国政府又时常拖欠，怎么办？溥仪他们首先想到的办法就是借。于是溥仪命人向商号、银行借钱，但是大笔的钱，溥仪他们根本就还不起。于是就拿宫中的宝贝做抵押。逊清皇室就用这种方式向各大商号、银行共借款超过100万元。
溥仪秘密潜往天津后，开始了他长达七年的“寓公”生活。在天津时期，溥仪为了达到“复辟祖业”的政治目的，拉拢、收买各类军阀，使大量的古玩珍宝散佚，为了满足他那挥霍无度、浩繁无边的开支，溥仪又把手中的国宝变卖，换为金钱。
后来溥仪究竟卖了多少件书法字画？基本无案可查，很难摸清底数。但有资料较为翔实地记载了“三希堂”中的“二希”，即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两件墨迹便是溥仪在天津时卖出的。
第114章 史上最大文物外流（）
为了实现复辟的迷梦，溥仪就如同“病急乱投医”一样，不论是军阀，还是解甲的军人，或是穷途政客，溥仪和他们交往的亲疏，决定于他们对复辟的态度，对于他们也不再过分端皇帝的架子。此时溥仪对他所做的复辟梦，不但是朝思暮想，而且是近乎神经质，只要有人口头上对他表示支持，愿意为他效劳，他的心里就会得到满足，就会答应对方所提的任何要求。
只要是拿着拥护复辟这张门票，便可走进张园。一批批的光杆司令和失意政客涌进了租界。他们的眼睛不是来看这位无权无势的“逊位皇帝”的，而是盯在溥仪手中的文物珍宝、金钱古玩。
一个叫刘凤池的失意小军阀，小有计谋，人称之为“小诸葛”，有人向溥仪吹其为“现代的诸葛亮，得此一人，胜于卧龙凤雏，复辟大业，已有九成把握”。刘凤池见了溥仪，在吹嘘了自己的通天眼之后，建议溥仪拿出些古玩字画和金表、玉器给他。他可以拿这些东西出去给溥仪联络军界人物，以便使他们共同“赞襄复辟大业”，这样的“香饵”溥仪怎能不吞？
于是慷慨解囊，叫他一批一批拿去那些最值钱的东西。后来刘凤池竟指名要这要那。有一次他说去活动张作霖的部下邹作化，竟公然提出“小物品不能动其心也，应送其珍珠、好宝石或钻石，按万元左右贵重物予之，当有几十倍大利在也”。
为了拉拢奉系的荣臻、马占山、张作相，刘凤池指明要各送十颗朝珠；为了拉拢一个姓穆的军阀，他指明要珠顶冠上的那颗珠子。这些人从来没有拿出什么实际成绩给溥仪，只是无止境地伸手，既要东西又要钱，溥仪抱着少有的耐心，对他们寄予深深的期望。
溥仪住进天津张园后，开支很大，急需款项，经人介绍，把从故宫里带出来的东西卖到天津的锅店街万昌古玩店，卖价一万多元。这些国宝都是罕见的珍品，天津古玩业闻听此事，非常眼红。
当时面粉售价是每袋二元，一万多元的价钱在民间是非常可观的数字，但溥仪不久就挥霍一空。溥仪就又拿出几件珠宝让人售卖，并叮嘱售卖人多到几家古玩店估价，然后再卖，以防上当受骗。
经办人先到恒利金店估价六万元，又到天宝、物华金店和东马路、锅店街一带的古玩店，都估价在五万元到六万元之间，最后仍卖给了锅店街万昌古玩店，以六万多一点的价格成交。
为什么各家古玩店和金店估计的价格如此接近呢？这里面就涉及新中国成立前天津古玩行的生意经“伙货”起到了作用。当时天津许多古玩店在遇到珍贵珠宝古玩时，相互间就要抬价竞争，结果会大伤元气。
为了避免这种经济损失，遇到有珍贵珠宝古玩出卖时，几家古玩店、金店临时组织起来，出资合作，约定将价位压到一定的价钱以内，以后不论哪家收到货物，所得利润平分。
当这批国宝在恒利金店以六万元的价格没有成交时，现场在座的有一位北京客人肖麻子，对古玩珠宝非常在行。据他鉴定这是一批稀有国宝，能够赚到大钱，就提议这批珠宝为“伙货”。当时他就给十家较大的金店、古玩店报信，见到这批货物的估价不超过六万元，不论哪家成交，都作为“伙货”，所得利润大家平分，结果万昌古玩店顺利成交。
事后肖麻子得到了这十家古玩店、金店的报酬共计3000元。怕上当的溥仪还是上了当。溥仪对这两次的卖价都不满意，后来他又拿出一批古玩、珠宝卖给了法国古玩商人罗森泰，售价总计60余万元。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9日中午时分，神情沮丧的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等人来到伪满皇宫向“皇帝陛下”通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