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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体制迷墙-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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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迷墙》
作者:佚名
第1节:序
体制与人,人与体制
……读熊丙奇《体制迷墙》
陈丹青
熊丙奇先生的这本书,连同他上一本专著《大学有问题》,给我们的大学教育算了一笔清清楚楚的糊涂账。
说它清楚,是因为其中搜罗列举了当今大学几乎所有层面的问题,简直是一部“百科全书”,凡在职在校大学师生日常熟知的种种弊端、恶迹、丑行、怪现象,书中都有翔实的交代与评析。卷首那张妙不可言的《大学利益结构图》,更是当代教育研究的珍贵资料。
说它糊涂,则书中的议论者虽然提呈了大学教育的症状与处方,可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却是无解的、被悬置的……谁造成这一切?谁愿意出面辩护?谁承担责任?最后,谁能够改变局面……然而问题可能真是无解的,只能被悬置:在议论者口口声声的教育“体制”中,确实看不见“人”,即便当议论的内容几乎对准具体的“人”,焦距便会自动模糊、闪开,回向那作为全景观式的教育“体制”。
我并非是在苛求本书的作者,相反,书中有那么一位真名真姓的人,便是熊丙奇。尽管十六位发表意见的人士同样有名有姓,然而要不是熊丙奇在茫茫体制中站出来、找同道、做采访、发议论,又将纷杂的议论煞费苦心作出梳理、分类、注释、评点,便不可能呈现出书中令我们触目惊心的“体制迷墙”。
大家都在议论体制。有待追问的是:人与体制,体制与人,本来应该是什么关系?如今又是什么关系?在我看来,不论这体制被称为是“行政”的、“管理”的、还是“教育”的,总之,它成功地致使“人”在其中处于空前暧昧的位置:作为制定者,“人”被隐去面目,难以指认;作为接受者……也就是千千万万希望被教育体制接纳的人……都明白:必须解读体制,进而占有它、利用它。因此,我们受制于体制的模式大致相似:既受惠,也受困;既受用,也受罪。要之,现存体制是所有教师存活的饭碗(而不见得是志业),也是万千学子追求的饭票(而不见得是教育)。按理说,“人”进入体制原本是为了实现自己,结果人人发现自己被实现为体制。
这是一种可以称之为“非人化”的体制。当我们翘首回顾……不论是试图推诿抑或奋起责问……我们都撞在体制这堵墙面上,找不到一位能够求助或与之说理的“人”。于是我们以不同的心态指着那看不见的墙面叫道:一切都因为“体制”!
而那墙面上密密麻麻的砖块,显然就是我们自己……众所周知,在无微不至无孔不入的体制格局中,人人必须“找人”。你找了人么?你找对了人么?不然,你如何有效对付高考、毕业、留任、评职、晋升、提拔等等等等一连串游戏规则?看来,这非人的体制并非不通人性,以至人性紧紧依赖并牵制着体制……十多年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体制以教育的名义成功劫持了人性,又以这被劫持的人性,成功地劫持了教育……如果我们难以找到为此负责的“人”,岂不意味着人人都有责任?倘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今日大学教育的种种问题,便是“活该”!
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从未面临的奇境。
教育家办教育的时代,也随风而逝。北大校长好几位,我们说来说去还是首倡“学术自由”的蔡孑民蔡先生,他以校长的权位开一代办学新风,这风气虽则早已荡然,毕竟还是遥远的美谈:此亦“人治”也。而西南联大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三位大人物相与办学,实亦“人治”,不然西南联大艰苦卓绝而人才迭出,又何从谈起。至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辉煌与短命,先是王国维、梁启超相继谢世,其后烽火离乱,毕竟还有陈寅恪与吴宓在……
政治强人的人治,或是历史与国情的不得不然;教育精英的人治,则是国家民族的大幸。最近《南方周末》公布当今学子评选百年杰出大学校长的名单,前数名便是以上几位早已作古的民国教育家,还加上20世纪40年代短期出掌北大的胡适之。参与评选的年轻人谁曾亲身蒙受以上校长的恩德?况且昔年的大学实行哪种“体制”,我们未必清楚、未必记得……然而教育史清清楚楚记得那几位卓越的“人”。
现在呢,现在的教育局面弄成这般繁荣而荒凉,倘若以上教育家活转来,谅必也是一筹莫展,便是再强的强人怕也无计可施。历史的进退,诚哉此一时也彼一时:在健全制度的过程中,“人”的效能被刻意消解,我们又走到历史的另一极端……平心而论,“人治”的独断早经抑制,然而我们也不再拥有卓越的“人”。“人”的集体平庸、被迫平庸,是现行体制的前提与后果,可是体制总得假手于“人”,怎么办呢,妙得很:它将昔日独断分明的“人治”拆卸为无数隐形的“人”,又将“人”的性能一概设置为体制的零部件,尔后冠之以体制之名,治理大学。这治理的统一模式,便是有权利而没担当,有政策而没主张,有计划而没理想。其过程,是人性持续地被磨损、被扭曲、被抵消,教育的主体及其主事者终于全盘“体制化”,至此,体制不再体现为教育,而是教育体现为体制。
第2节:体制与人
在熊先生与十六位受访者剀切痛陈的“大学问题”中,纠缠交错着人与体制、体制与人的复杂关系和深刻矛盾。它的能量以失控与纵容兼而有之的方式,渗透到大学教育的每一层面、每一环节,以至触及人的问题,便归结为体制的弊病;触及体制的弊病,便发现终究是人的问题……在人治与精英的时代,“人”的作用能够左右、塑造,以至颠覆体制,使之改道易辙;在体制主宰一切的今天,则体制有效地把持、控制、及至百般支配“人”,使之就范而合作。今日教育告别了人治的是非与独断,换来精英的缺席与真空,其代价,其效应,是面对庞大的体制,人人怨责,而人人无能为力……除非是那些利用体制、舞弄权谋并堂堂隐匿的人。在这本书中,众多议论者虽然怀揣种种好办法,但我发现,正因为众人明知没办法,即便有办法,也明知谁也没办法实施那些好办法,于是嘤嘤求友,徒托空论。
我们愿意默认这大尴尬么?在被议论一方,情状恐怕尴尬尤甚:在本书后记中,熊先生说他特意约请了六位国内著名大学的校长参与议论,结果无一例外被婉拒……这一层,我不同情熊先生,而宁愿同情校长们:他们又忙又累,哪里顾得上谈教育?要知道,不是他们在办教育,而是教育体制在“办”他们;他们虽则是执行体制的人,其实每走一步无非被体制所“执行”。或曰:今日校长的权力不是很大么?不,那是受制于行政机器的小权利,不是教育的大权力,不然,为什么贵为校长,都不便为教育本职说几句真心话?
夏初,我在香山宾馆“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研讨会”中斗胆描述:“今日中国高等教育,有大学,没有大师;有教育官员,没有教育家;有教育政策,没有教育思想;有教学大纲,没有教育的灵魂;有教育的地位,没有教育的尊严。”言过其实么?我但愿自己大错特错:假如大学校长们愿意出面为体制作辩护,我们洗耳恭听。
而体制恢恢,仍竟有零零星星不甘于无能为力“人”。眼下这本书明目张胆戳穿大学教育这张纸,而且将要付印了。我不敢说这是教育的希望,仅止审慎地看作“人”的希望:半年来,我因辞呈而被渲染的媒体闹剧并非全然虚空,不少有名有姓的“人”迅速给予清晰的回应,如徐友渔、杨东平、顾海兵……还有一位深圳市高级中学科研处的刘伟特意跑来北京对我说:大学还算好啊,有人敢说话,中小学乃至幼儿园的教育其实更糟糕、更畸形、更可怕。书中的议论者多半无权无势,即或曾经有权,今也身退,退为发议论的人。他们个个耿介认真,显然无法根除人性深处的倔强和愚蠢……请恕我使用“愚蠢”这个词……其中尤为倔强者,便是本书作者熊丙奇。
我至今不曾见过熊先生。今年4月间,他打来电话,自报名姓,随即寄来他所写成的《大学有问题》,详细读过:原来大学这笔烂账早就有人在算,算得很到家。不久收到他的新书稿,并嘱作序,我不禁感奋而惭愧:我之议论教育,最是资格浅;我之提出辞呈,其实是自私;我之所以仍在议论仍在写,盖因写作的快感与深深的沮丧。熊丙奇多年来不依不饶地追究大学教育无数令人沮丧的事:瞧这架势,他心里从来不沮丧。
教育需要批评,批评不需要如我这般沮丧而退却的人。本书指证的渊深“黑洞”或足令人更沮丧,而这书之能够编成功,我承认,适足令我们有理由免于无谓的沮丧,并隐然闪烁着顽强的希望……这希望,不在书中的议论,而在抬头议论的“人”。这些议论处处宣泄着对教育体制的失望,同时宣告,有那么一小撮人不肯对教育失去希望。
是的,我们毕竟难以弃绝对教育的希望。教育的希望,终究在人。倘若对“人”不再抱有希望,我们还剩什么希望?
2005年7月29日
目录
第一章权力至上,一种官僚化的教育机制
我们正面临一种缺乏人文气息、机械化、官本位和急功近利的教育机制
教育问题,并不重要
国情的塑造力
没有文化的教育机制
大学,一级行政机构
一切行动听“命令”
建一流大学的热情
“大楼”路线
躲不开的历史
第二章行政导向,一个等级森严的学术环境
在一个行政化、等级化、权力至上的生存环境里,只适用丛林法则。政绩思维抹杀学术思维,所谓自由和兼容的学术精神被扼杀
特权的民主逻辑
滥用的学术标准
教授,被行政等级化
指标学术
评估经济
第三章利益驱动,一场挑战道德底线的诚信危机
第3节:权力至上
所谓丛林法则的最高和唯一的道德标准是生存。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我们甚至无法要求大学教授们去坚持“做人”、“做学问”的底线
多栖教授
做好分内事也难
遭遇严重的诚信危机
课堂,学不到东西
说谎的教育者
“杀鸡给猴看”的管理模式
永远不败的研究
学术成为赚钱的绝妙载体
第四章工具理性,一种断送所有层面教育的思维方式
教学环境如此不堪,以至于“教育”二字己沦为教师与学生的谋生和竞争的工具。以标准化考试为重要表征的“非人”教育方式正在破坏我们所有层面的教育。更严重的是,这种方式将永久割断一个民族人文关怀的传递
教育,成为生存竞争的工具
上大学,人生的唯一出路
考试断送教育
补不回来的人文情怀
浪费精力的教育要求
教育是“出口”
学费如谜
拔高的就业期望
第五章形式主义,一次叶公好龙的病态改革
大学必须进行改革和自救!但是这种改革必须是实质性的、触到痛处的改革。换句话说,改革的实质应该是教育机制的创新而不是教育形式的翻新
怕出乱子
讲究排场
排名的“利好”
方案这样出笼
洋人的权威判断
谁向自己“开刀”
第一章
权力至上,一种官僚化的教育机制
我们正面临一种缺乏人文气息、机械化、官本位和急功近利的教育机制。体制迷墙第一章权力至上,一个官僚化的教育机制
原因1:教育问题,并不重要
中国问题太多了,教育问题、文化问题、艺术问题,其实都是很次要的问题,没有人顾得过来,出问题就出问题吧。
这几年的教育界,新闻不断。就是圈外人,提起大学,也不由想起好多“事件”:被公安部列为A级通缉犯全国大追捕的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人事件(专题:马加爵杀人案追踪,搜狐新闻;百度搜索“马加爵”相关网页308000篇。);笔试总分在法理学考生中列第一,却在复试中被淘汰的甘德怀北大考博风波(透视甘德怀北大考博事件,新浪教育;百度搜索“甘德怀”相关网页12800篇。)和奥运冠军刘翔免试硕博连读(《特殊人才特殊对待?透视刘翔“硕博连读”事件》,张嫣,《外滩画报》,2004年11月6日。)交织在一起形成的大学招生公平事件;广西考生被索要10万元换北航录取通知书,以及与之呼应的兰州理工大学、西安财经学院、西安科技大学等高校的招生丑闻事件(北航广西高考招生丑闻,新浪网;百度搜索“北航招生丑闻”相关网页36500篇。);南京师范大学学生陪舞事件(《南京师大女生停课陪舞事件调查》,《新周报》,2004年10月26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嫖娼事件”(《复旦大学教授知名经济学家陆德明嫖娼事件始末》,《外滩画报》,2004年11月8日。);年复一年的高考作弊事件;国家四六级考试“枪手”事件……
每当一个事件被媒体曝光,都会引起全国网民们的积极参与,讨论今日大学之种种弊端,指点今日社会之种种龌龊。这也成了一种习惯:先是某家媒体报道,接着是一批媒体加入,然后是专家、学者、大众讨论,最后,时间成了平息问题的最好武器,只剩下网上留着的成千上万条帖子还提醒大家这件事曾经发生过。过一段时间,又一个具有“炒作”意义的事件又被某媒体发现……如果留心一下,大家会发现,对于不同的“事件”,讨论的语气、内容,几乎就是拷贝,2005、2004、2003、2002,只是换了时间,换了地点,换了主角,主题却是一样的,这也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2005年3月,著名画家陈丹青先生请辞清华大学教授一事被《中国青年报》报道(《教授自白……我不想在清华呆下去了》,包丽敏,《中国青年报》,2005年3月23日。),这又成为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教育新闻事件。而用陈丹青先生的话说,这其实不是新闻事件,而是教育问题。
对话观点:
媒体成功地使教育问题变成新闻事件,然后被新闻蒸发掉。可是如果没有媒体,就发不出声音,教育问题就闷在学校里。
二十年来,一种看不见的势力构成今天这种状况: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教育的所有弊端,所有问题,显得那么“活泼健康”,它照常运行,不受社会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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