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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体制迷墙-第4部分

小说: 体制迷墙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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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4月。)
熊丙奇管教使学生失去了孩子的天性,只知道呆头呆脑地记呀,背呀,而且,也变得不合群了。
陈丹青这样的孩子给弄得既不像人,也不像畜生。畜生有的是活动空间,你看麻雀都知道成群地飞,知道要合群。
熊丙奇现在我们国家很多教育方式不是让学生健康地去成长。有一则报道:25年前,中国一个教育代表团到美国去,发现那里的孩子都在玩,课堂乱七八糟的,一点纪律也没有,于是他们认为25年后中国教育肯定超过美国;与此同时,美国一个教育代表团来中国,发现中国孩子都在拼命读书,上课十分讲纪律,手一直背在身后,于是他们得出结论,25年后中国将不得了,将超过美国。25年过去了,今天的情况怎样呢?
作者补记“把手背在身后,身体坐得笔直”,这是延续了几十年的管理小学生课堂的做法。它让孩子们一进学校就感受到教育的神圣与威严,一进课堂就产生对知识的崇拜和敬仰,一看见老师就得听话和顺从。这种做法,在知识更新速度慢、缺乏竞争的封闭世界,也许还有它明显的效果。但是,在今天,在信息时代和全球化背景下,这种做法对么?它压抑和束缚了多少人的创造力?
陈丹青两个代表团看见两种表象,得出一种结论。但美国代表团还有反省意识,危机意识,中国代表是一厢情愿,是亢奋。
熊丙奇是不是我们的教育思想出了问题?
陈丹青我看不出我们的教育政策中有什么真正的“教育思想”、“教育观点”,它只是一系列“政策”、一系列“硬性规定”,那不是思想,不是观点。
熊丙奇我们现在的很多做法,其实根本与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沾不上边。如果是真正的教育家,就不可能有这种行为,就不可能做出离谱的事,有一些老师的教育手段,根本上是反教育的,是真正的教育所不容的。
陈丹青是的。
熊丙奇谈到人才教育,你曾说,我们是“一格一格降人才”,我觉得非常形象,比如说,对学生论文的评价,除了要一个总分外,还要评价它创新点得多少分,文字表达得多少分,等等。“表格文化”正在教育界蔓延,一切评价均有走向表格化的趋势。在一些学校领导看来,表格管理,是管理的一种进步。
第10节:把教育搞坏
陈丹青“创新”、“原创性”,这些说法本身就大有问题。我不敢说别的学科领域,至少在人文艺术领域,这种说法早就过时了。整个后现代知识语境早就不提这些意思了。“创新”是个伪问题。我倒是觉得我们的教育政策非常有“创意”,“新”极了。连课间十分钟都被剥夺了,多新鲜啊!
熊丙奇但是,现在从上到下似乎都在谈创新。
陈丹青学问的深度,学问的境界,可以衡量,可以比较。“创新”怎么比较?标准在哪里?谁掌握标准?在艺术创作领域,能有一点点“个人”面貌,就不得了了;在科学领域,我相信能在前人某个小命题上略微推进一步,印证一点,也不得了。牛顿、爱因斯坦,那叫做“创新”。天下有几个爱因斯坦?百年不遇。你去看诺贝尔奖评语,很审慎地用词,哪里会随便提什么“创新”?
许多教育文件通篇都是一本正经的错误词语。由这种错误词语构成的教育,就是出了问题都不知道那是问题。
熊丙奇如果要改变我们的教育,是不是首先要从改变这些错误的教育词汇开始?
陈丹青切起于词语。我在许多问题上不肯谈下去,因为我不愿跟着那种词语走,你绕进去,原本是对的,你也会错。但是不可能改变词语,那是一个庞大的文本系统。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改变,都不足以改变整体,事实是,假如抛弃我们用惯的这些词语,我们已经不会说话。
熊丙奇这是我们难以走出的怪圈。今天的学生接触这样的教育,明天他们会成为老师、家长,也会不自觉地把自己接受的教育传递下去,根本没有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判断。
陈丹青我相信制定这些文本的人,很可能真心想把教育搞好,相信这些词语正在解释什么是教育……这就是可怕的地方。我们小时候学毛主席语录,有一句话是战争年代说的,他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一个没有文化的教育机制,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可以说:一个没有文化的教育机制,就是一个愚蠢的机制。单是愚蠢,没关系,问题是它非常奏效,非常有活力,它聪明极了,它想出千奇百怪的试题考学生!
熊丙奇教育今天出了这么多的问题,难道管教育的就一点没有意识,还认为自己很成功?近年来,在谈到教育发展时,教育主管与高校,往往都说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次要的,是发展中的问题。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我们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可以拿出很多证明“教育繁荣”的数据和事例。比如说高校的合并,很多学校原来是条块分割、各自为政,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现象严重,现在经过调整、合并、合作、共建,“管理体制已经理顺”,“规模效应已经显现”。包括你现在所在的清华大学,就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和清华一起合并的结果。还比如说,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达到2000万在校生规模,毛入学率近20%,这为多少学生创造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可能有很多人并不赞同教育现状一塌糊涂的评价。
陈丹青我们都在说一切问题来自体制,但在现实中,体制变成每所学校、每个人身上的体制。我们的每一举动,直接体现为体制。每次我填表,我就想,此刻我就是体制!
体制最大的问题,就是当它出了问题,它自己恐怕也拿它没有办法。两个月来,教育当局没有人出来辩护或解释教育政策,没有人出来批评我的意见,指出其中的错误。我愿意相信,管理大学的领导层都知道发生了问题。徐友渔点出了根本:他所见识的学校领导,都对教育界的种种弊端了如指掌,私下批评起来,“鞭辟入里”。
其实,看到了,或者没看到,都没关系,就怕不愿意看到,不愿意承认他所看到的。
我相信在当政的位置上,也着急的,怎么把教育搞好?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的底线是不愿怀疑当局对教育所做的努力,因为我不相信会有任何一个高层领导存心要把教育搞坏。
熊丙奇我曾经问一位小学校长,我们的小学生现在为什么学得这么难?这么累?为什么要做那些稀奇古怪的怪题、难题?他说,只有让孩子见惯了各种题型,才可能确保考出好的成绩。他说,我们也知道这不对,可是这种情况至少在几年时间内不可能有任何改变,上级部门考核我们的是什么,社会考核我们的是什么?是升入好学校的比例,是参加统一测试的成绩,我们只能用这种方法来考核老师。老师的本事,就是教出高分来,否则你就不是好老师。
作者补记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在《看陈丹青愤怒拷问中国研究生招生体制》一文中说,陈丹青痛切指出的弊病并不是要有多高明的洞察力才能发现,要有多大的胆量才能说出的,他的同事在私下里同意他的意见,不过,每当他在会议上发言完毕,周围便一片沉默,或者话题随即转换。没有一位领导对他的直言予以制止和批评,个别领导还会鼓励他把想法讲出来。但显而易见,可能不会有领导和他站在一起,为改变现存的不合理状况而斗争。这实在是我们面临的悲剧,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事业最大、最深远的悲剧。(《看陈丹青愤怒拷问中国研究生招生体制》,徐有渔,《新京报》,2005年3月25日。)
第11节:一级行政机构
熊丙奇高校合并本就是行政管理的结果,合并也自然成为一种政绩。大学其实成了一级政府,学校也就是官场。
陈丹青是的,但我不怀疑这代领导人改善教育的迫切愿望,想把教育搞好。在经济领域,在外交领域,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成功的措施。但是办教育是另外一回事。
原因4:大学,一级行政机构
行政规律代替了学术规律。从校长到处长、科长,到院长、系主任,一级管一级,行政权力占主导地位,取代了学术权力。大学教授没有治学权,没有治校权。这难以造就教育家,只能造就政治家、行政长官。
一年多来,李教授一直气不顺。作为海归,他第一次去见校长,就让他等了两个多小时,校长约见他的时间一再被推后,要他耐心等待。事后,他知道,校长正在接待一个上级部门的科级干部,商谈一些重要事情。
他怎么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是这种地位,事先约好的事会被硬生生地推后。对方不就是一个科长么!
今年,他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他也理解了校长大人的苦衷。原因是,他举办了一次成果鉴定会,邀请各方诸侯参加。在没有见到领导之前,唯一的沟通途径,就是领导的秘书。李教授才知道,别小看那些个科级领导,尤其是领导的秘书们,他会为你在更大的领导面前定调,决定你能不能获得更多的资源。
在今天的资源配置体制中,谁有资源配置权,谁能与资源配置权沾边,谁就是红人。校长把政府官员当红人,而校长以及校长身边的人,就是教授、院长的红人。上面要讨好红人,下面要做好红人,校长们自然忙碌万分。
对话观点:
大学校长是上级机关任命的,因此,他必须向上负责,听上面的话,要向上面跑。
长期以来,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学校成为一个行政组织,官本位思想、等级观念、长官意志根深蒂固,学校必须跟着政府走,跟着权力走。
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是很多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源”。现在查“乱收费”查得很凶,为什么不查政府的投入足不足,到不到位呢?
对话人:杨德广
熊丙奇你担任过多年的大学校长,也出了不少教育专著和论文,你觉得怎样才能做好一名大学校长?
杨德广他必须把80%以上的精力投入到搞教育管理中去,在其位谋其政,搞自己业务的时间不能超过20%。
熊丙奇校长们能做到这一点吗?
杨德广我国绝大多数校长工作责任心、事业心很强,一年到头非常繁忙,非常辛苦,疲于奔命,废寝忘食。但是,我估计相当一部分校长能把50%的精力投入到学校管理就已经不错了,其他精力一部分用在搞业务上,一部分花在出差开会、社交活动中。
熊丙奇我们的校长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会议、社交活动?
杨德广校长是应该有社交活动,这是加强联络,沟通关系,争取项目、经费不可缺少的。但是有些校长,会议太多,出差太多,向上跑关系太多。
熊丙奇为什么会如此?
杨德广这与我们校长的任命和学校的拨款机制有关系。大学校长是上级机关任命的,因此,他必须向上负责,听上面的话,要向上面跑。重点学科的审批、博士点的审批、科研项目的审批、新专业的审批等实权都在上级机关手中,因此校长(书记)必须多跑、多汇报。另外,大学的经费是靠政府拨的,就目前情况看,这种拨款体系还不规范、不科学,人为因素还比较多。有的校长与政府部门关系好,人头熟,就可能多获得一些拨款。为了获得更多拨款,学校领导就要走上层路线,也因此而投入了很多精力。
作者补记在“985”工程中,争取进入“985”行列,在高等教育界被认为是最大的公关活动,成为学校利益、地方利益、政府利益的一种博弈,是不少学校校长任期中的“头号政绩工程”。邓伟志教授告诉我:“我亲眼看见好多大学的领导人,在教育部的财务处长、司局长面前,有时在一个科长面前,也是毕恭毕敬的。我被邀请去一所大学参加校庆,这所大学的校长是我的朋友,参加完校庆后,他跟我打了一个电话,说第二天不能陪我了,要去陪教育部的财务处长。他觉得这个处长对学校有很大的作用,所以他就往那儿去了。”
熊丙奇我们的校长是任命的。政府换一届,相应地,校长也要换一届。对于任期制,是值得讨论的,因为任期制,每个人都想在任期里干出一点业绩,所以就会采取一些急功近利的办法。事实上,三四年的任期很难做出什么成绩,再有才能的人也很难很好地实现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但没有任期,目前也不好办。有任期到时间了他下来,校长不会有太多意见,会心安理得的,如果超过任期多干几年,他会很高兴的。但是,如果没有任期,被学校解聘了,他会受不了,因为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氛围。另外,官本位对大学的影响比较大。
第12节:拨给大学经费
作者补记自从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结束以来,哈佛大学只产生过7位校长,他们通常在35~56岁左右出任哈佛校长。哈佛校长平均任期22年,任期最长的达40年,任期最短的也有10年。(《中美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之比较》,蓝劲松,《二十一世纪》,2004年8月。)2002年5月14日,现任哈佛校长萨默斯(LawrenceH。Summers)在北京大学的讲话中提到:“我坚信,哈佛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原因之一就是校长长期任期制。”而从1978年到2004年的二十多年间,我国的北京大学出了6位校长,清华大学出了5位校长。他们出任校长时的平均年龄为57岁,不计算目前在任的校长,平均任期为7年。
杨德广大学必须建立现代教育制度。学校应该是学术性组织。但长期以来,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学校成为一个行政组织,官本位思想、等级观念、长官意志根深蒂固,学校必须跟着政府走,跟着权力走。尤其是大学,长期处在政治化的大环境中,行政化的小环境中,导致不同程度地缺乏学术批判和学术精神,缺乏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缺乏办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把学术机构变成了等级制的行政机构,把学校、校长分成等级,强化了大学成为行政机构的依附性,大学必须附属和服从于政府。学校内部管理制度也是采取行政管理办法,大学校长、书记实际上是官员,并直接掌握经济大权,层层下拨经费。行政规律代替了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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