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书-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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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中国人大都感性的部分太多，缺少理性的东西；盲目的信仰太多，滥好人太多，怀疑、思考太少，信仰没有在怀疑中铸炼。我每次回国来，常常一点点小事就马上使我心里暖起来，马上就乐观起来，因为我还是一颗中国人的心，感情也是中国人的。我觉得如果东方人能保持这种赤子之心，而又尽量学习西方人的理智、科学精神、逻辑性，这就是我爸爸一直孜孜追求着的世界文化的理想。
最强调的是做人晓：请谈谈傅雷先生对您最大最可贵的影响和帮助是什么？
聪：他最强调的是做人。没有这一条就谈不上艺术，谈不上音乐，一切部谈不上。我觉得整个国家也一样，国家要好的话，第一人的素质要好，人的素质用简单化的方法来说明是很危险的，象小孩子看戏那样，这是好人，那是坏人。其实好人坏人的区别并没有那么简单。人类社会不管发展到什么阶段，一定会有矛盾，人也有智力的、品格的种种矛盾。后天能给人的素质以影响的除了感性上的东西，如新中国刚创立时全中国有那样一种气氛，我想那时候全中国的人都好象忽然变得好了很多，那是感性的东西，感性的东西占了很大部分。但单纯靠这感性的东西是不够的，一定要有理性的东西。我爸爸一辈子所追求的就是要把感性的东西融合到理性里去，就是我刚才讲的信仰和怀疑的问题。你问我爸爸对我影响最主要的是什么？可以用一句话说：独立思考。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独立思考，一切都不人云亦云，决不盲从。盲目的信仰已经可怕，更可怕的是自己还要骗自己。我认为我爸爸是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欧洲的近代文明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经过了四个多世纪的沉睡，除了从经济基础分析，经济结构，整个制度从封建走向资本主义的萌芽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是人的觉醒。那时欧洲资本主义还是非常弱的，但人已开始不安于人云亦云，他们不光是追求对宇宙提出问题，也开始考虑人活着为了什么。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考虑这个，爸爸的信从头至尾讲的也就是这些。有了这个基础以后，一切从这个基础上产生的进步才可能巩固，才是真正的进步。我刚才讲过，国外很多生活完全洋化的人，他们的生活其实充满了很多封建的东西。生活上的很多东西好象都现代化了，都有了洋房汽车，这个社会并不见得就是理想的社会，本质的真正改变才是主要的东西。我看中国现在最需要补课的是人文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物质不现代化没什么坏处，可能还有好处。
晓：我想这两者并没有矛盾。科学的发展，增长的不应该光是物质财富。
聪：对我来讲还是纯精神的东西重要，其他都不重要。当然，一定要到一定的水平，可是再多出来就是人给人造出来的多余的奢侈品了。
晓：精神上的东西是很重要的，但我们过去只强调精神作用，不管生产发展，吃了不少苦头，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同时强调两个文明，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聪：问题在于那时强调的精神不是真正的精神理性，而是迷信、盲从，不经过独立思考，口号叫得响的就是好人。这是从表面来区别一个人的好坏。中国人往往做名词的奴隶，几千年讲正名，这很可怕，名正言顺，什么歪理都可以。
中国人灵魂里本来就是莫扎特聪：我在外头常常跟人家争论，欧洲的基督教精神常常有信仰和智慧的争论。我有时跑到信仰这边，有时又跑到智慧这边，争来争去，不可开交，其实两者是不可分的。中国人是个具有最高智慧的民族，到现在为止，也很少有欧洲基督教精神那种信仰。中国人其实是有很高度的怀疑精神的民族，只是不科学，是一种直觉的怀疑精神，凭一股灵性可以达到很高的境界，智慧和知识是两回事，有时一个最大的学究什么智慧也没有，一个普通的农民什么书都没念过却有很高的智慧。我说要看中国文化就看中国的文字，从中国的文字就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智慧。中国的文字完全是莫扎特式的，如“明”吧，一个太阳一个月亮，三岁孩子就知道，看来很天真很稚气，可也是最高的诗意，最富象征性的东西。我所以称它为莫扎特式的，就是最朴素、最天真、最富有想象力、最有诗意的，不过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老早就达到了这种境界，而欧洲艺术史上只有几个高峰才达到，就象莫扎特。
冯：傅雷先生讲莫扎特的那篇文章是写得很精彩的。
聪：那篇文章里有两句话我觉得非常精辟。“假如贝多芬给我们的是战斗的勇气，那末莫扎特给我们是无限的信心”。为什么说这句话呢？这一段可以单独拿出来大书特书：“在这样悲惨的生活中，莫扎特还是终生不断地创作。贫穷、疾病、妒忌、倾轧，日常生活中一切琐琐碎碎的困扰都不能使他消沉；乐天的心情一丝一毫都没受到损害。所以他的作品从来不透露他痛苦的消息，非但没有愤怒与反抗的呼号，连挣扎的气息都找不到。”最后这句我不完全同意，他有的地方还是有这种气息的，但他总是竭力保持平衡，他那大慈大悲的心理，即使反抗，也永远带着那种irony，这词很难翻，就是哭里带笑，笑里带哭的状态。“他的心灵多么明智，多么高贵，多么纯洁。音乐史家说莫扎特的作品反映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他的灵魂。是的，他从来不把艺术作为受难的证人，而只借来表现他的忍耐与天使般的温柔。他自己得不到抚慰，却永远在抚慰别人，但最可欣慰的是他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幸福，他能在精神上创造出来，甚至可以说他先天就获得了这幸福，所以他反复不已地传达给我们。精神的健康，理智与感情的平衡，不是幸福的先决条件吗？不是每个时代的人都渴望的吗？以不断的创造征服不断的苦难，以永远乐观的心情应付残酷的现实，不就是以光明消灭黑暗的具体实践吗？”这太精彩了！“有了视患难如无物，超临于一切考验之上的积极的人生观，就有希望把艺术中美好的天地变为美好的现实。”然后就是上面那两句话：“假如贝多芬给我们的是战斗的勇气，那末莫扎特给我们是无限的信心”。我觉得中国人传统文化最多的就是这个，不过我们也需要贝多芬。但中国人在灵魂里头本来就是莫扎特。我为什么这样爱莫扎特，我之所以回来遇到每一件小事都会使我马上乐观起来，因为我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这样，我的心也是这样。所以我总是要强调精神作用，对物质现代化不感兴趣，因为我住在现代化的社会里，实在感到很多现代化的东西很有问题。欧洲社会有很多精神苦闷，所以有许多嬉皮士运动啊，天体运动啊，就是对于这种物质上现代化的一种反抗。
晓：作为一个人来讲，单有物质上的东西，没有精神上的支柱是不行的。
聪：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还没有真正解决。假如我们能从解决这个问题入手，使每一个人都变成自觉的，能独立思考的，不断进取的，有很坚定的正确认识的人，这样一个文明的人类社会，再不忘老子的智慧，那么我相信，我们就能不断地前进。
出发点对的话，音乐就会容易些晓：傅聪先生，我们还想请您谈谈音乐教育的问题。读傅雷先生的信，他是把艺术、教育、道德和人生哲学全都融合在一起的。
聪：这都是一整个有机体，它们绝对不能分开。我觉得音乐教育的最基本问题是要弄清为什么要学音乐。他有再大的才能，再高的天分，再好的先生和再优越不过的条件，假如出发点没有弄清楚，那一切都是白费的。说实在的，我从来没有梦想过成为音乐家、钢琴家。我小时开始学钢琴最主要的原因是感到在这方面还可能有一定的园地，我小时候的音乐感受力特别强，爸爸觉得可能有点东西在那里，也许在这方面有所发展，所以让我学了两三年。后来生活上有些变动，少年时代又有相当一段浪子生涯，在昆明老有给学校开除、逃学等等莫名其妙的事发生。以后我决定回上海，重新专心学音乐。我真的从来没想到过将来做个国际上的钢琴家，我主要的出发点，主要的原因是我爱音乐。我觉得没有音乐的话，我的生命就缺少意义。这并不是理论上的东西，完全是感情上的。常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写东西？我不写，因为我觉得必须心里头有东西，一定想写才能写，而不能因为我是搞音乐的，一定要写点什么。我自己觉得我不是这块料子。我感受能力相当强，我的才能是在再创作方面，我需要去理解别人，有时也可以发挥，发挥出更多的东西来。主要就是说出发点是我在内心有股力量，使我走上了这条道路。国内音乐界现在有一股风，不少人都在拉协奏曲，弹协奏曲，不少是炫耀技巧的、唬人的东西。室内音乐不搞，奏鸣曲也很少搞。这反映了一种功利主义倾向，一些人主要是想成名，成明星，他们不是为音乐服务，而是音乐为他们服务，音乐为成名服务。因为假如是献身音乐的话，就不能不搞室内音乐，室内音乐是音乐里最美丽、最丰富的音乐。也不能不搞奏鸣曲，我是说提琴和钢琴的奏鸣曲。我假如开音乐会，不开独奏会，而开两个人的奏鸣曲的音乐会，我是最高兴的，我觉得这里有无穷的乐趣。就是弹伴奏吧，这里也有无穷的乐趣，舒伯特的乐曲，伴奏也是最美的音乐。这里就是有个出发点的问题。
晓：你认为音乐界的状况如何？
聪：我还看得不够多，有些看法我已在音乐学院学报中说了。这里的先生教学生是世界上态度最好的，可是他们自己也是十几年与外界隔绝，比较闭塞；另外教育上也有个东西不太好，似乎学生好功劳是先生的，学生不好也是先生的责任，功利主义厉害了一点。
敏：应该是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聪：对了，先生要尽一切力教学生，但以后成绩怎样，就得靠学生的努力。不要没有成绩觉得脸上无光，也不要有了点成绩就沾沾自喜。加上搞比赛，拿名次，拿了奖就不得了，老师可以评上教授，学生马上成了“家”了。这是笑话，得了奖就成“家”了？国外很无情，就是得了奖，还要在舞台上考验，能够站得住的很不容易，没有铁饭碗。但这里有的人几十年就弹一个曲子，这怎么办？不要说音乐为他服务，是一个协奏曲为他服务。
晓：现在音乐学院的学生修养是否全面？
聪：不，拉提琴的就管拉提琴，弹钢琴的就管弹钢琴。这次我跟他们合奏，从教课中我发现距离是相当远的，就有点担心。那些小孩却说你别担心，这太容易、太容易。什么，太容易，试试看。第一次练习，三个钟头练下来，一个乐章都过不去。完了后，那些学生说，唉呀，太费劲，没想到这么费劲。他们简直不知道这音乐里有多少学问，他们就知道表面的东西。可是我很高兴的是，第二次第三次练下来，这些孩子进步很快，他们的进步不完全是靠努力而来，而是发现了个新天地。第三次练习时他们简直手舞足蹈，说唉呀这音乐怎么这么美啊！每个人都陶醉在里面了。对他们来说，似乎从来不知道音乐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样出发点就对了。这种欢乐就是创作的欢乐。这不是暴君式的输入，而是一种感染，他们高兴、开心。音乐这东西又难又容易，出发点对的话，音乐就会容易些，容易很多。真有才能有音乐感的人很容易理解这一点，让你的赤子之心，纯粹的敏感，同音乐里头内在的东西自然而然的接触，反应就会很快。外国有句话叫“让音乐自己说出来”。每个搞音乐的人都要知道，我们都应该做音乐的通音管子，让音乐从这里流出来，它原来是怎么样，就自然而然地流出来。当然这里有主观的成分，没有人的成分就没有任何艺术，但宾主地位要放对。说来说去还是个出发点问题。
晓：这些年音乐学院学生的素质还是不错的，文革后涌现了相当多的音乐人才。
聪：是是是，有有！技术水平、音乐天赋都有。中国人的音乐感比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强。有音乐感只不过是初步的感性，真要做学问的话，必须要提高到理性上来，然后再回到感性，又再回到理性，不知道经过多少回复、复归，才有一天可能成为音乐家。中国人搞音乐到做学问的水平还没有，其实音乐是一门最玄妙的学问。
编钟提出的大问号晓：对于中国音乐的发展您有什么看法？
聪：我觉得那些基本问题解决了，音乐就会发展。中国最弱的是创作，即使不是人为的外界的清规戒律，几十年下来自己心里头习惯的框框也很多。我们一方面有闭关自守，同时另方面又相当虚无主义。我上次回来在汽车里听到司机听的地方戏，非常欣赏。中国的地方戏太丰富了，可是有些同行却很看不起地方戏，这不对。我觉得中国的音乐创作要发展，一方面要谦虚地，不带一点成见地学习西方所有的各种音乐派别；另方面还必须非常深地去挖掘中国自己的遗产，千万不能急功近利，不能企求马上见效。在欧洲，象匈牙利，过去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一直受德国统治，可是匈牙利民族的根是蒙古族，跟其他民族的不同。一直到近代，巴托克、柯达伊这两个大师做了很多很多工作，才真正创造了他们匈牙利的民族音乐。可是，在巴托克、柯达伊以前他们早就有很悠久的历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酝酿才出现巴托克、柯达伊。当然巴托克、柯达伊是很大的天才，但天才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总得有个底子，有很长的一个酝酿阶段。中国音乐的发展我想也不会有任何其他途径的。
晓：您认为中国音乐的基础怎么样？
聪：很弱。但中国音乐的雏型到底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从发现编钟以后，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大的疑问：中国音乐以前到底是怎样的？我觉得中国音乐那时候假如有这么宏大的完整的乐器，它包括七音，可以转调，还有和声，并且有工具，这一定是为什么音乐服务的，一定有音乐语言。这个音乐语言我们完全不知道，这整个是个空白的大问号。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