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第28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黄兴提议把20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大家一致鼓掌通过。整个会议过程十分热烈。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基本上结束了各革命小团体分散斗争的局面，中国革命运动开始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将推翻帝制的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
民报的出版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旅留日本，奔走檀香山、南洋、澳洲、美洲各地，建立保皇会，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诋毁革命。梁启超还曾佯称愿与孙中山合作，诱骗许多兴中会员（包括孙眉）转入保皇会。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梁启超从美国回日本后，宣布“宗旨顿改，标明保皇，力批革命，且声言当与异己者宣战”。
孙中山曾为梁启超的“合作到底，至死不渝”的发誓所欺骗，想和康梁派合作。但是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月，孙中山到檀香山看到保皇会的严重危害，痛感“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于是相继发表了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两文，揭破保皇派的“爱国”是爱虐民媚外的“大清国”，断然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换位。”第二年夏，孙中山到美国几十个城市访问，在华侨中广泛宣传革命，驳斥保皇派谬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宋教仁、程家柽等在东京创办20世纪之支那杂志，宣传反清革命。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正式成立大会时，由于20世纪之支那杂志社社员有半数加入同盟会，大会根据黄兴提议通过以这个杂志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九月三日，在孙中山监收下，宋教仁、黄兴办完20世纪之支那移交手续，因其第二期载有揭露日本侵华的文章而被全部没收停刊，遂改名为民报，另行出版。
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初定月刊，后为不定期，每期六至八万字。编辑部设在东京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发行所设在东京半多摩郡内藤新宿宇番集町三十四番地宫崎寅藏家中。民报共发行二十六期，附另外一张、天讨增刊一册。先后署名为编辑兼发行人的有张继、章炳麟（太炎）、陶成章、汪精卫等。实际主编人，前五期是胡汉民；第六至二十四期，主要是章太炎（其中几期由汪东、刘师培代编）；最后两期是汪精卫。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出至第二十四期，日本政府受清朝政府请求，下令查禁。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一日，汪精卫任主编再刊，秘密刊行第二十五期，标称法国巴黎濮侣街四号出版，实则仍在日本印刷，出至第二十六期即停刊。民报以刊载政论文章为主，分论说、时评、译丛、纪事、撰录、图画等栏，多数稿件由本社成员撰写或编译。主要撰稿人有章太炎、陈天华、胡汉民、汪精卫、汪东、朱执信、廖仲恺、宋教仁、刘师培、黄侃、汤增壁等。
第301章 清朝（55）（）
民报“以振扬革命理论，阐明三民主义为宗旨。”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鲜明地揭示出了三民主义的旗帜。当时，保皇派的新民丛报等刊物正在风行，对知识分子有相当大的影响。民报的出版，就使得革命派同保皇派的大论战全面展开，推向高潮。民报创刊号发表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民族的国民，点名批判康有为、梁启超的惑众“妖言”和“盛涌夫君主立宪之美”诸种谬论。康、梁立即在新民丛报上作出回答，并把他们文章辑成中国存亡一大问题小册子，加印万份，散发到社会。两报的大规模论战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开始，在民报第三期上刊载的民报之六大主义，“足为是报详确之宣言”，公开了其基本政治主张；并在长篇政论希望满洲立宪者曷听诸中，对新民丛报诸论点以逐条批驳。随后又刊行号外，列举民报和新民丛报根本分歧的十二个问题，表示“自第四期以下，分类辨驳，期与我国民族决此大问题”，论战剧烈展开。民报所载的和新民丛报论战的文章，集中在第三期到第十七期这十几期上。以革命派的民报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同时有广州、上海、天津、香港以及新加坡、曼谷、仰光、檀香山、旧金山、温哥华等国外各地，双方的二十多种报刊参加论战，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新民丛报停刊，保皇派“气为所摄”、“口为所钳”。这场大论战实际内容主要是三个问题：一、要不要以暴力革命推翻“洋奴”清朝政府；二、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建立共和政权；三、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解决土地问题。民报驳斥了保皇、“开明专制”、反对平均地权、向清政府请愿等主张；传播了反对清朝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平均地权，武装起义等革命主张。但在论战中，把革命限于“排满”，害怕“自发暴动”会招致“内乱”、“瓜分”，不去触动西方列强在华特权。民报还积极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俄国革命等。民报出版后，风行国内外。创刊号重印七版，发刊达六千册；其余各期也多次重版，销数达四、五万册以上。民报扩大了革命影响，为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做了进一步的舆论准备。
萍浏醴起义
光绪三十年（1904年）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后，哥老会首领马福益于次年被杀。他的牺牲，大大地加深了会党对清政府的仇恨。会党群众“誓复仇，益倾向革命，继续图大举”。其旧部肖克昌、李金奇在安源煤矿联络矿工数千人。哥老会另一首领龚春台在浏阳、醴陵、一带继续发动会员，准备再次起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同盟会本部派刘道一、蔡绍南从日本回国返湘，运动军队、联络会党，为起义作准备。刘道一回长沙不久，便约集蒋翊武、龚春台、刘重、刘崧衡等三十多位志士，在长沙水陆洲附近的一条船上秘密集会，讨论起义的策略方针、发动起义的步骤，并就联络会党、运动军队等事项作了具体分工，议定于阴历十二月夜在清朝官署封印时举行起义。会后，刘道一留长沙全盘负责筹备工作，并和同盟会东京本部联系。蔡绍南回萍乡上栗市，同原先一起在那里从事会党工作的魏宗铨会合，同时加紧进行活动。
为了把各派力量联合起来，纳入同盟会的领导下，蔡绍南与龚春台、魏宗铨商量，邀约萍浏醴一带的会党首领共几百人，在萍乡蕉园集会，以延请道士替亡故的友人作冥寿为借口，举行开山堂大教典，以原来于湘、鄂、赣、闽各地的洪江会为基础，将哥老会其他支部和武教师会等并入，歃血为盟，统称“六龙山洪江会”，推举龚春台为“大哥”，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下分文案、钱库、总管、训练、执法、交通、武库、巡查、为“内八堂”，各司其职。又设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路码头官，为“外八堂”。再次则设红旗、跑风等职，号召同志入会。统一后的会党组织，“称奉孙中山先生命，组织机关，以备驱策”。其誓词云：“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人神共殛。”接着开始大力宣传革命。
这年七月，蔡绍南、龚春台等召集各路码头官在萍乡慧历寺商议武装起义的具体问题，决定分头筹集资金，购买军械火药，派人联络哥老会另一大头目冯乃古和洪福会首领姜守旦并邀请他们共同举义。蔡绍南、魏宗铨去上海、广州、香港联络各处革命党人响应，同时去日本向孙中山报告工作，要求接济军械，请示举义日期。
萍浏醴地区会党的反清活动，引起了地主豪绅的警觉与恐慌，他们相继请求官府派兵镇压。十月七日，萍浏醴三县官厅调派兵勇突袭麻石的“洪江会”总机关，李金奇、肖克昌等会党领袖牺牲，总机关也被查封。龚春台急电已到上海的蔡绍南返湘，共同研究对策。
清政府的屠杀政策，大大地激怒了会党群众。萍乡的矿工、浏阳、醴陵的会党纷纷要求提前起义。鉴于此，龚春台、蔡绍南召集各路会党首领在萍乡高家台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发难日期及其办法。会上，蔡绍南、龚春台、魏宗铨等人“以军械不足主稍缓以待后援”。而各路码头官则出于义愤，主张“乘清军尚未准备之时，急速发动”。双方久持不下。洪江会头目廖叔保不耐再拖延下去于十二月三日独自在麻石集众二、三千人，高举“大汉”白旗，率先发难。事已至此，蔡、龚、魏等人只好改变旧议。第二天，通知各路码头官立即率众起义。
起义军很快占领了麻石、高家头、金刚头、高家台等处。进据上栗市后起义军进行了整编，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由龚春台任都督，蔡绍南为左卫都统兼文案司，魏宗铨为右卫都统兼钱库督粮司，廖叔保为前营统带，沈益古为后营统带。随即发布了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檄文列举了清政府的“十大罪状”，宣称要“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得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檄文还强调，起义军“毫无帝王思想存于其间，非中国历来之草昧英雄以国家为一已之私产者所比”，因而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各地会党纷纷响应，数日间起义军增至三万多人，安源矿工成为战斗的主力。起义军分三路进军：一路据浏、醴进攻长沙；一路以安源矿工为主，以安源路矿为根据地；一路由江西宜春、万载东出瑞昌，攻南昌以进取江西。起义军陆续攻占浏阳、文家市、上栗市、桐木、宜春等地，威震长江流域。
起义军的浩大声势，震动了长江中游各省，严重地威胁着清朝的统治。湘赣两省地方官乱作一团，兵勇倾剿而出，清廷更是忧心如焚，连下“上谕”，急命两江总督张之洞、湖广总督端方、湖南巡抚岑春蓂速派精锐军队，“飞驰会剿”。相继调遣湖北、湖南、江西、江苏四省军队，加上地方驻军及“团勇”等五万人，狼奔豕突，集于萍浏醴一带围攻起义军。
起义军在清军的四面夹击下接战二十余次，苦战数月。十二月八日、十一日龚春台部两次进攻浏阳县城，均未得胜。十日，清军攻到上栗，留守的起义军与敌军鏖战半日，终因力量不敌，致使上栗市失陷。十二月，清军猛攻浏阳境内的起义军。龚春台、蔡绍南战败后，往投普迹市冯乃古处。中途蔡被捕、旋遇害，龚在普迹得知冯乃古已被杀害，只好潜往长沙。十四日后，姜守旦的洪福会起义，起义军与清军交战数次，均失利，之后姜逃往江西义宁县境。至此，清政府又颁布清乡章程，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清乡活动。萍浏醴及其附近各县惨遭杀害的不下万人。十二月下旬，刘道一在长沙被捕，三十一日英勇就义于浏阳门外。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七日，魏宗铨也遭惨杀。
当萍、浏、醴起义消息传到日本，同盟会员纷纷请求回国参加。孙中山、黄兴先后派宁调元、胡瑛、朱子龙等回国到各省策应，但他们回国后，起义已经失败，清政府正到处搜捕起义人员。结果，宁调元在岳州被捕，胡瑛、朱子龙、刘静庵、张难先等也先后在汉阳被捕。
收回利权运动
十九世纪末，西方各国通过资本输出，争相在中国投资设厂、筑路、开矿，从而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和政治命脉。单以修筑铁路来说，西方各国不仅可以夺得修建铁路的借款权、营造权、代理经营权，而且可以获得开采沿线矿产、森林、架设电线的权利或其他通商的优惠条件，甚至还可以攫取设置路警、驻兵运兵和减免税课，进而干预沿线行政、司法等权益。而筑路开矿的权利一经被他们夺得，就被视为禁地，即使几年不开工或转让他国从中牟利，也不许中国人染指。这种危机的状况，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路矿利权的得失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同时，随着二十世纪初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一些地主和商人也纷纷向路矿投资，这就促使中国人民提出废除旧约，收回路矿利权，由中国人自办的要求和主张。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美国华美合兴公司与清政府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夺得了粤汉铁路的修筑权，两年后又订立续约。但是几年过去了，美国公司不仅迟迟未动工，反将股票转卖给比利时。这种公然违反合同，无视中国主权的行径，引起湘、鄂、粤三省各界的强烈反对。光绪三十年（1904年）湖南绅商联名上书，首先提出废约，把铁路收回自办。鄂、粤人士也纷纷揭露美国违约的事实，要求废约。留学日本的鄂、湘、粤学生组成了“鄂湘粤铁路联合会”，声援国内。同时，上海的东方杂志等报刊，也陆续发表消息和评论，为收回路权作舆论声援。在这种形势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美国不得不同意废约，但提出清政府必须为此付出赎金。这样，中国以675万美元的代价将粤汉铁路赎回自办。
同年江浙要求收回苏枋甬铁路主权。最初这条铁路的建筑权被英国获得，但英国始终没有进行勘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浙江绅商要求自办全省铁路，发出废止路约的呼吁，还成立了浙江铁路公司，江苏绅商也随之响应。英国得到浙江要自办该路浙段的消息后，于次年三月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使事情拖延下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月，清政府提出路由中国造、钱向英国借的办法，并同英国订立借款合同，答应借款150万英镑，聘用英国工程师，将苏杭甬铁路改为沪杭甬铁路。清政府的这一作法，使正在施工的江浙建路人民非常震惊，有人为此而呕血或绝食而死以示抗议。于是杭州、苏州、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