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者威廉大帝-第1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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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也显示出，诺曼征服战争使英国出现了农奴化的自由租佃农，这也大大不同于英吉利朝时代。
城市有80个，最大城市伦敦，人口一万五千人，第二大城为温切斯特，人口也超过万人，第三大城为约克，人口在六千到八千的城镇有约克、诺里奇、林肯、沃里克等。
调查还显示，1047年英国地租总收入为86000英镑，其中五分之二属于160家诺曼贵族，二分之一归威廉王族，其余的属于五十个高级教士。
原来的盎格鲁萨克森人，平民就不用说了，连原来的贵族，他们的土地也统统被诺曼人夺去，占为己有。
调查也显示了诺曼征服战争对英国的破坏情况，《末日审判书》显示，有八百多个地方成为荒地。
调查也显示出，诺曼征服战争使英国出现了农奴化的自由租佃农，这也大大不同于威塞克斯王朝时代。
仅仅英格兰王国为威廉和诺曼底王室提供的收入就超过了四万五千英镑，再加上诺曼王国的收入，光是从王室领地地租和税收获得的收入就超过了九万英镑的规模。
这还不算威廉从诺曼底财团中抽取的利润，要是加上这些，威廉的收入恐怕要超过二十万英镑。
当然，威廉在决定财政支出的时候，通常会把王室领地的地租和商业收入剔除在外，用来支付军事和行政开支的都来自于封臣所贡献的税金、农业税收、商业税收、关税和罚金等。
这也是威廉所设计的国家财政收入和王室收入互相分离的制度，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需要依靠税收来支撑，而不是依靠君主的私人收入。
威廉手中庞大的资金可以暂时借给王国作为财政支出使用，但需要足够的抵押品，这些抵押品甚至可以包括税收权力。
既然国家都是威廉和诺曼底家族的，为何他要玩这种左手倒右手的戏码呢？
来自于后世的威廉已经见多了王朝被灭的例子，有太多的国王彻底失去了他的王冠，像历史上的诺曼底王朝就仅仅历经了三代君主就被金雀花王朝所取代，他可不认为自己的家族能永远保持对诺曼王国和英格兰王国的统治。
没有不灭的王朝，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威廉留下庞大的资产，用向政府借款的方式控制一个王国的货币、金融和财政，就像美联储那样成为国家背后的国王，这也是他留给后世子孙的一个依靠吧。
第441章 王权高于教权上（）
在威廉下令实施土地清查令，编撰《末日审判书》的时候，却有一伙人强烈抵制了威廉下达的清查土地和资产的命令。
英格兰教会宣布他们的君主是罗马的教皇克雷芒二世，而不是他们在加冕仪式上宣誓效忠的威廉，声称威廉无权对教会发号施令。
威廉和英格兰教会的矛盾由来已久，盖因他一直试图将英格兰教会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而英格兰教会却非常抗拒威廉的控制。
威廉手中把持着主教的叙任权，也就是指定主教继任者的权力更是令他们如鲠在喉。
主教叙任权是指授予主教和修道院长以封地和职权的权力。通常以两种物品作为象征：权戒象征宗教权，权标象征世俗权。
在神圣罗马帝国，11世纪中叶以前，主教由皇帝任命，皇帝授予主教权戒和权标，主教向皇帝效忠并提供赋税和服役。
11世纪中叶以后，教会势力增强，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要求教会摆脱世俗权力的控制，力主主教和修道院长应由教皇任命，从而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之间爆发争夺主教叙任权的斗争。
由于英格兰远离罗马教廷，教皇对英格兰教会的控制力非常薄弱，再加上英格兰的王权强盛，且威廉又是个强势的君主，因此英格兰教会一支都把持在威廉的手中，他们向国王宣誓效忠并提供赋税和服役。
但威廉的清查行动无疑动了主教们的奶酪，如果说在威廉清查之前，主教们每人只需提供寥寥一百多英镑和一两百名民兵的话，那么在土地清查完毕之后，助教们需要提供的赋税和士兵甚至要翻三倍以上。
这次英格兰教会抗拒威廉的清查行为，就是他们联合起来对威廉的一次反击。
要说英格兰的主教们没有受到罗马教廷和教皇克雷芒二世的支持，威廉是绝对不相信的，没有教皇的支持，他们不可能有勇气反抗他和诺曼人。
威廉将教会的反击视为一种对他权威的挑衅行为，于是他向各总铎区、堂区和修道院的主教们下达命令，要求他们前来温切斯特觐见，接受威廉对他们违背自己效忠誓言的惩罚。
另一方面，威廉也做好了使用武力的准备，若是他们再次抗拒他的命令，他就会率领他麾下的军团攻打主教们的领地。
在英格兰王国，当地主教们拥有大量的领地，不但拥有伍斯特郡和达勒姆郡作为总铎区，在每个郡中都拥有大片领地，这些主教们拥有的领地加起来甚至达到了威廉王室直领的一半。
威廉对领地有一种极度渴求的欲望，对英格兰教会占有的大量土地垂涎已久，同时威廉又是一个控制欲望极为强大的君主，他不能容许他的领地中有任何不受他控制的不稳定因素。
在他看来，英格兰教会就是最大不稳定因素，他们不受威廉的控制，随时可能获得教皇和罗马教廷的帮助对抗他们的君主，这不就相当于21世纪的分裂势力和外国干涉吗，这种受到外国支持的分裂势力即便在天朝也是不能容忍的。
中世纪时期，西欧世俗政权与教会是并存的两大政治力量，二者时而勾结、合作，时而冲突。
封建制度确立之初，教会依附并支持世俗政权， 10 世纪开始，教会的实力不断增强，借政治混乱的有利时机，教皇开始与世俗君主展开了争夺西欧最高统治权的斗争。
各国君主为了实现中央集权，仍想把教会视为统治工具“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间，因此展开了长期的政治冲突，这场斗争贯穿了封建社会的始终。
在英格兰，教权和世俗权力的斗争也由来已久，封建君主和教会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既有合作，又时常发生冲突和对抗。
中世纪前期的英国封建王权，脱胎于带有日耳曼部落原始军事民主制遗风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蛮族”王权，随着基督教的传播与社会封建化的拓展而逐渐形成。英国封建王权自 9……10世纪开始孕育，最终确立于1066年的“诺曼征服”，并在12世纪进一步强化。
在基督教的神权政治文化传统中，蕴含着浓厚的“王权神授”的神权政治理念。基督教的王权神授理念，在中世纪初期的西欧社会开始得以广泛而深入地传播。
其时，王国间的兼并战争与民族、部族间的冲突此起彼伏，阶级的分化与对抗日益加深。在剧烈动荡的社会环境中，“蛮族”王权与教会为求得生存发展，密切配合，相互为援，竭力构建“神命”王权支配的统治秩序，由此而鼓吹提倡王权神授的说教。
随着基督教神权政治文化传统的不断积淀，由王权与教会策划的国王涂油加冕典礼应运而生。自基督教6世纪末传入后，英格兰也逐渐受到其神权政治文化传统的浸染，国王涂油加冕典礼随之产生并流行开来。
教会的神权政治文化传统，有力地促使原始孱弱的“蛮族”王权向神圣的“基督教王权”转化。
这一中世纪初期西欧政治史上的重大历史变革，在当时的英格兰最为显著，由此而为英国封建王权的兴起开辟了道路。
随着教会王权神授理念的传播与国王涂油加冕典礼的实施，英格兰王权孱弱的局面渐趋消失。
通过该典礼，国王成为“承蒙上帝恩典”来统治国家的“神命之王”，任何人都须服从他，反对国王就是反对上帝，就要受到神的严惩。
随着国王的神化，英国王权自9世纪开始强化。国王的公共政治权威逐步树立，并得到了法律的确认与保护。
王国的重大法权亦归王掌握，其具有普遍公法效力的有关“王之和平”的规定，将损害王国安定之罪行收归王家法庭审理，国家的地方行政制度分郡制，也相继建立。
此外，国王还组建了包括封建臣属服役部队、地方民团和雇佣军在内的王国武装力量。
可以说，正是借助于教会神权政治文化传统的推动，英格兰的“蛮族”国王才得以不断突破日耳曼原始军事民主制习惯的桎梏，初步树立起君主的神圣权威与尊严，创建了雏形的国家体制。
这样，就为“诺曼征服”后英国封建王权的确立，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历史上的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对英格兰发动的“诺曼征服”，威廉获得一国之君和封建宗主的双重政治身份与地位，构建起强大的封建王权。
随后教会的神权政治文化传统在英国封建王权的巩固和发展上，同样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第442章 王权高于教权下（）
在“诺曼征服”过程中，为在英国建立神圣的王权，威廉在忏悔者爱德华时候迫不及待地在1045年圣诞节让约克大主教埃尔德雷德在西敏寺为他按旧制涂油加冕。
涂油加冕典礼将威廉从一个外来军事征服首领和尚有封臣身份的诺曼国王和威塞克斯公爵，转化成神圣合法的英格兰王国君主。
从此，威廉就以神命的英王威廉一世的身份君临王国。
此后，经过王权与教会的精心设计，国王的涂油加冕典礼渐趋完善，成为英王国的一项隆重的宗教……政治礼仪制度。同时也正是因为这种仪式才使贵族们的离心因素得以减轻。
涂油加冕仪式以特有的神权政治的象征意义展示，国王是神命的一国之君，任何人都须服从其权威，否则就要受到国王从而也是上帝的惩罚。
通过这一典礼，国王的封建宗主形象大为淡化，并可借托神意突破封建习惯的限制，进一步拓展其作为国家最高公共政治权威的君权，遏止封建离心因素的滋长。
可以说，在教会神权政治文化传统的长期熏陶下，威廉的后继者们，英王作为神命的最高公共政治权威的形象，逐步在王国中牢固地树立起来，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同与广泛崇拜。
就教会而言，为获得庇荫，它致力于神化和辅佐王权。
但教会毕竟是一个以教皇为神权领袖、具有特定神权机构与制度的国际性宗教组织，它的神权政治的理想目标，乃是要建立一个既能庇荫教会、又不干预教务的神命王权。
因此，它既支持王权又欲限制王权，意在摆脱王权对教权的束缚。
罗马教廷神权的膨胀及其对英国政治的不断干预，成为此时英国教、俗权力矛盾的催化剂。
此前的教皇虽然已是西欧公认的宗教领袖，但实际上各国教会多由本国王权控制。
教皇克雷芒二世就利用克吕尼改革运动来强化神权权威。
在这一过程中，罗马教廷的神学家竭力阐发神权政治文化传统中教、俗权对立的固有内涵，提出了有别于传统的新神权主义的政治学说，否定王权直接源于上帝的“神授”原则，并依据“灵魂”统治权高于“肉体”统治权的信条，鼓吹教皇权为上帝所授，王权为教皇所授，教皇有权废黜君主。
当威廉初闻这条由罗马教廷的神学家所提出的政治学说之时，威廉就对罗马教皇和教会提高了警惕。
也真是因为威廉心怀芥蒂，他才会对英格兰的主教们联合反抗自己的命令如此敏感，反应异常激烈。
他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教会的意图，他们的反抗是否意味着教会想要夺取英格兰王国的最高权力，意图将他变成教会的傀儡。
使用武力消灭英格兰教会是最后也是最愚蠢的手段，盖因威廉一旦出兵将教会的领地和资产彻底收为己有，他将受到国内外势力的敌视。
到时候对抗威廉的可不只有英格兰教会的主教们，还有罗马教廷和教皇克雷芒二世，以及对英格兰王国虎视眈眈的挪威和丹麦王国，对威廉极度敌视的法兰西等国家。
因此，是否采取武力手段直接消灭对方，威廉定要慎重考虑，慎之又慎。
当然，武力消灭英格兰教会这样的过激手段固然不可取，但杀鸡儆猴还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
威廉已经将伍斯特主教当做了他首先开刀的目标，因为他手中已经掌握了伍斯特主教勾结埃德里克和格鲁菲兹叛军，以及康沃尔伯爵等叛逆的确凿证据。
此外，威廉的目标不只是教会的土地和资产，还有教职任命、授予权、司法权以及什一税这四点上。
威廉不满足于指定主教继承人的叙任权，他试图直接掌控对英格兰教会各主教、祭司神父的教职任命和授予权。
中世纪司法权与封建权益密不可分，在教职任命、授予权的争夺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司法权之争。
此前，英格兰王国的教会既无司法权独立的观念，也未建立独立的教会法庭，但主教拥有司法审判的权力，他们在郡和百户区的法庭审判犯罪的教士和他们认定的异端。
威廉继位英王后，他立即颁布教、俗案件分审的政令，让主教另设宗教法庭来审理涉及“灵魂”（信仰与教务）的案件。
这一举措旨在清除主教干预地方司法的隐患，而非让其享有独立的司法权。
相反，拥有一国之君和封建宗主之双重政治身份与地位的威廉，在操持教职选任、授予权的同时，也从两条渠道掌握了对教士的司法权。
其一，将任何刑事大案视为破坏“王之和平”及特权的案件，划归为“王座之诉”的案列，罪犯无论属俗属教，一律收归王廷审理。
其二，将任何教、俗封臣的民事诉讼和反叛案件，按封建法原则也收归兼作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