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我为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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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老管事带着李瑾一众囚犯，走到了一个丁字路口，只见其间有三百来平方的空地，不过上面还有一些残垣断壁，还有乌漆墨黑的烧焦痕迹，此地处于集市中间，偏偏又只有这么一家酒楼被烧毁，只怕那管营公子得到此地的手段不怎么光明正大。李瑾一眼看出了此中的门道，心中暗自冷笑。
都说是破家县令，灭门刺史，此言非虚。但凡心中贪婪，手中又有点权力，哪个不是想尽一切办法巧取豪夺。
老管事将和李瑾一般被指为头目的五六个人聚集在一起，指着那一片废墟说道：“就是这里了，你们手脚快些，先将杂物清理干净，将能用的砖石材料留下来，再去那头将材料搬过来，这就是今天的任务了。”几人点头。
接下来就是按照吩咐开始劳作了，李瑾自然不会亲自动手了，先带着自己那十个人上前，随便说了一句，就让众人动手。李瑾则趁着那管事和其他人不注意，偷偷溜了。
李瑾当然不会是逃狱，要是想逃，出东京的时候他就逃了，还用等到今天？只是李瑾实在受够了牢城营里一成不变的日子，找机会给自己放放风。
已经见惯了后世城市的繁华景象，穿越之后更是在东京这个繁华到了极点的城市生活了好几年，快活林的热闹自然不会让李瑾有什么眼界大开的感觉，但李瑾还是为这些商人的智慧所折服。不能不说这些商人的目光毒辣，选了这么一个通衢之地开展集市。从人流量判断，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集市，每天的银钱流通至少在五千贯以上，能在此地有一家店铺的人只怕也不会只是什么小客商。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历史上，有宋一代，可以说是最为开放的时代，这不仅体现在政治环境的宽松，更为明显的一点则是民间百姓的市井生活。人们常说强唐弱宋，从军事上来说，这一点无可辩驳，可一个国家不能只看它的军事实力，更重要的评判还是普通百姓的生活。宋朝，不管是与它之前的王朝相比，还是与它之后的王朝相较，百姓的生活都是最为幸福的一个朝代。不说五代十国这样的战乱时代，即便是与唐朝这样的强盛王朝相比也好得不是一点半点。
人口户数是衡量国家富强的一个重要方面。苏东坡曾说：“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南宋文学家朱弁在《曲洧旧闻》中说：“汉文帝时，户口繁多，而隋开皇过之，元祐间（宋哲宗时期）又过于开皇。予亲见前辈言此事，古所不逮也。本朝地土狭于汉、隋，而户口如此，岂不为太平之极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欧阳修、宋祁等人《新唐书》中都明确的说，唐朝最盛时人口数还不如汉朝盛时，由此得出结论唐朝之治不如汉朝。“唐之治不能过两汉”唐朝的还不如汉朝，那怎么和宋朝比呢？
宋真宗赵恒末年（1021），户数是867万户，1993万口（丁男）。宋仁宗赵祯末年（1063），增加到1246万户，2642万口（丁男）。宋仁宗统治国家人口增长了三百七十九万户，六百四十九万口男丁。而相比唐太宗、唐玄宗交出的答卷就是相对寒酸了。仁宗这增长的三百七十九万户就相当于唐太宗贞观时期的总户数。仁宗之盛可以想见。
贞观之治时期人口只有三百多万户，开元盛世最高也只有不足八百万（开元二十年全国民户数为780万户）。而“仁宗盛世”一千多万，包拯得出的结论“自三代以降，跨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越汉，未有若今（仁宗盛世）之盛者”相当客观。所以宋人自豪的宣称宋朝“太平之极也！”是有道理的。大文学家曾巩自豪地说：“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那是千真万确的！
再说税收，北宋末理学家叶水心在《应诏条奏财总论》说：“祖宗盛时，收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一再倍就是四倍。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国初至绍熙天下税收数”中记载道：“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真宗年号）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嘉佑（仁宗年号）间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宋太宗时期一年国家税收货币岁入数已是唐朝最多货币岁入时的两倍了，到宋仁宗时已是的四倍以上了。
其实唐朝极盛时玄宗时最高的货币岁入只有二百万缗，而宋仁宗庆历年间最高时的货币收入达到四千四百万缗。两者相差多少倍呢？“仁宗盛治”时最高的商税是两千二百万缗。“仁宗盛治”只是的商税货币收入就是“开元盛世”的全部货币收入10倍以上。唐朝前期每年货币岁入之所以如此低，主要是商业不发达，没什么收入。大部分税收来自农业，以实物税赋为主。
以货币加实物粟、绢、绵、布等总数计：玄宗时天宝八年，唐政府把租、庸、调、地税、户税所有收入，数额加起来共五千二百三十万（贯、石、屯、疋等计量单位）。而这样一个数额《通典》作者唐朝的杜佑已经指明：“其时钱谷之司，唯务割剥，回残賸利，名目万端，府藏虽丰，闾阎困矣。”这个数字是不正常情况下“唯务割剥”取得的高额数字，这也是整个唐朝税收的最高数额。可以肯定“开元盛世”之时的税收远远小于五千二百三十万这个数目。而且这个数字不止是税，很大部分来自于庸、调。唐朝赋税真正的重头是庸调。所以这个数字水分太大。即使这样和“仁宗盛治”正常的税收数额货币加实物比也相差两倍，所以曾巩说：“宋兴，承五代之敝，六圣相继，与民休息，故生齿既庶，而财用有余。皇祐（仁宗年号）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天下岁入，皇祐、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自古国家之富，未有及此也。”而“贞观之治”时期无论是税收还是户数等具体实际指标都是很少的，不值一提。可以断定无论怎么比“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时国家税收数额加起来也不如“仁宗盛治”。
北宋时期实行的是“藏富于州县，培护本根”的政策。宋仁宗统治过于宽仁，造成许多地方上供朝廷的钱财、粮食等物亏欠太多，这是当时的弊病。所以后来进行改革，按照五条原则考核地方官员，即户口的增减，田地荒芜程度和垦辟情况，茶盐酒税是否比原来的数目有所增加，上供、和粜（tiao，音同跳，意为卖粮食）、和买是否与历年数目一致；呈报朝廷的文件必须齐备等。
北宋朝尤其是仁宗统治期间税是相当轻的。时人崔伯易在《感山赋》中曾说：“以皇祐（仁宗）之版书，较景德（真宗）之图录，虽增田三十四万馀顷，反减赋七十一万馀斛。”就是说宋仁宗时期的田地开垦程度较宋真宗时期比大大增加了，而田税收的却减少了。北宋尤其是仁宗统治时期，隐田漏税的现象十分严重与普遍。
宋仁宗时期庞大的国家财富来自于商税，除农村、农业、农民外，更来自于城市、商业、商人。宋太宗时宋朝一年的商税收入约四百万贯。真宗景德年间，商税也不过四百五十万贯，而仁宗庆历时，商税增加竟猛增到两千二百多万贯。可见仁宗统治期间商业的巨大发展与繁荣程度。正是在仁宗以后，宋朝已经摆脱农业社会进入商业社会。所以美国学者们费正清、赖肖尔、克瑞格在《东亚：传统与变迁》中感慨：“事实上从宋朝开始，农业的经济价值已日益变得无足轻重。”
虽然政治环境的宽松造就了不少贪官污吏，但这是历朝历代都不能避免的事。加上此时在位的徽宗皇帝做起皇帝来很不着调，一味贪图享乐，又在南方征收花石纲，造成了后来的方腊起义，但还是得承认，相较于前代，普罗大众的生活水平是上升了不止一个档次的。
就以快活林这样一个小小的集镇来说，它的繁华程度已经不下于后世的乡镇，甚至可以说是犹有过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自然与统治阶级的领导有很大的关系。
宋以前，隋唐的都城都是划分了坊市的，其它的城镇也不例外，夜晚还要实行宵禁，这样一来固然便于统治和管理。但是却绝不利于民间的商业发展，普通百姓只能种地刨食，而商户的地位又极其低下，国家的收入来自于劳苦大众的赋税。但是自仁宗以后，宋代的国家收入，很大一部分则是来自于商税，也就是这一时期开始，社会开始由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变。
像快活林这样的商业集市，整个大宋不知凡几，即便是在都城东京，城外也有相当多的商户。
李瑾不禁为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时代感到由衷的赞叹。但越是这样，他就更为这个国家的未来担忧，也对此时的统治阶层感到极度的不满。
第十一章 金眼彪施恩（）
李瑾找了一家成衣店，换了一身衣服，在市集上逛着，一来是自从自己来到这个时代，一直没有出过东京，虽然因为受到陷害出了东京，一路穿州过府来到孟州，但却一直没有认真感受过这些地方的生活和人民风物；二来，既然与林冲、鲁智深这样的好汉子相交莫逆，以后免不了要上梁山，做出一番事业出来，那时就不可能是小打小闹。一句话说得好，“丈夫生不当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现在自然要多听多看，以后才能有准备。
正在逛着呢，忽然听到前方传来打砸声，间或夹杂着两声怒骂或是哀求。李瑾快步走到事发地，见到几个使枪耍棒的卖药人被打翻在地，又有几个杂耍艺人被赶到一旁，行头被甩了一地，那些人看到自己的吃饭家伙被毁坏，自然是怒不可遏，想要上前理论，却被一二十个拿着哨棒的人看住了，但凡想上前的，劈头盖脑就是一阵乱打，不由痛呼出声。
边上一个富家公子打扮的人被三四十个人簇拥着，正笑意盈盈的看着，显然这都是一伙人。等到那些家伙事儿都被砸的差不多了，那些人才停了手，走到那富家公子的身边。
李瑾仔细一看，面露古怪，除了那一个富家公子，这一伙人面上都有两行金印，显然是范了重罪的囚徒。李瑾仔细打量那个富家公子，只见他五尺五六身材，二十二三年纪，白净面皮，三柳髭须，额头上缚着青色手帕，身上穿着一领青纱上盖，把一条白绢搭膊（一种长方形的布袋，中间开口，两端可盛钱物，系在衣外作腰巾，亦可肩负或手提）络着手。
正看着呢，那五六十个囚徒中有人开口了，他大声说道：“尔等听好了，这位乃是我家管营公子。”说着对那富家公子拱了拱手，又接着说道，“今后，但凡是要到这快活林来讨吃食的，不管你是耍枪卖药的，还是耍弄猴戏的，又或是行院计女，都要先来拜会我家小管营，得了我家小管营许可，才可在此地作营生，不然，后果你们自然会知道。若有不服的自可来试试某家的手段。”
这就是明显的横行霸道，收取好处的手段了。占着快活林这样的宝地，手上有五六十个亡命之徒，外来的又是冲州撞府，好似无根之萍的手艺人，哪个敢不听他的，这样一来，一个月只怕收保护费也能有五六百两银子。
这所谓的管营公子只怕就是金眼彪施恩了。
谚云：“虎生三子，必有一彪。”彪最犷恶，能食虎子也。予闻猎人云，凡虎将三子渡水，虑先往则子为彪所食，则必先负彪以往彼岸；既而挈一子次至，则复挈彪还；还则又挈一子往焉。最后始挈以去。盖极意关防，惟恐食其子也。
大意就是说彪的性格很彪悍，会吃自己的同胞。老虎带着三个孩子过河，必定先把彪背到对岸，然后带第二个过去，同时在把彪提回去，然后带第三个老虎到对岸，最后才把彪带过去。
能混到金眼彪这样的诨号，施恩的为人也就可见一斑了。
事实上这样仗势欺人，欺行霸市的人并不少，就李瑾所知，水浒中所谓的一百单八条好汉，除了施恩，那揭阳镇的没遮拦穆弘，小遮拦穆春兄弟俩也是这样的货色。
再说那老管营，原本轨迹中，武松被刺配到此，父子二人想让武松帮自己将酒店从蒋门神手中夺回来，却对武松说什么做这买卖不是因为贪财好利，实是壮观孟州，增添豪杰气象。
父子二人这般做派实在是令人发笑。想来武松武二郎也是因为受了父子二人的恩惠，才答应这一桩事，好还二人的人情。
那群外来人哪里敢有二话，一个个忙不迭的答应了。李瑾看得无趣，转身走了。现在施恩来了，自然要到自家酒店去看看，李瑾也就不再逛了，找了个僻静地方，换上自己的囚服，回到那工地，不着痕迹的混入了劳作的人群中。
果然，不一会儿，施恩就带着那五六十个亡命囚徒来了，一行人拿枪带棒，好不威风。那老管事赶紧迎上去，对着施恩说道：“小管营怎么来了？这里自有小的料理。”
“我就是顺便来看看，你将头目招来，我有事交代。”施恩说道。
那管事自然没有异议，将与李瑾一般的六个头目招呼到施恩身前，说道：“请小管营吩咐。”
施恩能招揽这么多亡命之徒自然不仅仅是因为有一个管营父亲，虽然这一点很重要，他这人从小耳濡目染，在牢城营这样的地方长大，自然知道怎样笼络人心，好让牢城营中的罪囚都能心甘情愿地为他所用。
“众位既然是为我施恩做事，定然不会亏待诸位，各位回去对手下的兄弟说，请大家尽心些，早日将我这酒楼建起来，以后在营中有什么事，大可找我来解决，力所能及之处，施恩必不推辞。”说罢，还拱了拱手。
自己的小命都在人家手上握着，这几个头目哪敢拿捏，赶紧躬身拱手说全听小管营吩咐，一定尽心竭力云云。也就是李瑾，只是对着施恩拱了拱手，没说什么奉承话。
施恩看着身材长大，丰神如玉，腰板挺直的李瑾到是来了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