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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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边的桃花固然令徐志摩心喜，桂花、梅花，乃至红叶、芦花也都是他爱的。他的家乡海宁硖石离西湖那么近，在短短的一生中，他一次次地来饱餐西湖风『色』，并多次与喜欢的老大哥胡适相约在西湖，1923年9月那次，他还留下了一本名为《西湖记》的日记。当时胡适正在烟霞洞养病。中秋节，他们本来相约一起在烟霞洞赏月，因为他从海宁到杭州太晚了，没有去成。徐志摩在日记中说：
那晚在湖上也玩得很畅，虽则月儿只是若隐若现的。我们在路上的时候，满天堆紧了乌云，密层层的，不见中秋的些微消息。我那时很动了感兴——我想起了去年印度洋上的中秋！一年的差别！我的心酸得比哭更难过。一天的乌云，是的，什么光明的消息都莫有！
我们在清华开了房间以后，立即坐车到楼外楼去，吃得很饱，喝得很畅。……到九点模样，她到底从云阵里奋战了出来，满身挂着胜利霞彩，我在楼窗上靠出去望见湖光渐渐的由黑转青，青中透白，东南角上已经开朗，喜得我大叫起来。我的喜欢不仅为是月出，最得我痛快的，是在于这失望中的满意。……
我们站在白堤上看月望湖，月有三大圈的彩晕，大概这就算是月华的了。
然而，月亮不久又被乌云吞没了。不死心的徐志摩买了许多好吃的东西，雇了船，往湖心而去。“三潭印月上岸买栗子吃，买莲子吃；坐在九曲桥上谈天，讲起湖上的对联，骂了康圣人一顿。”回头听到桥上有一个老翁“涩重的语音听来很熟”，定眼一看正是他老师的老师康有为。一个又一个的“很”字，将他的『性』格、面容、心情仿佛全都勾了出来。
次日，徐志摩动身去烟霞洞，路上先逛了雷峰塔，感叹其“神秘的庄严的美”，不过他已发现塔里面四根大砖柱已被拆成“倒置圆锥体形”，“看着危险极了”。塔下，“有七八个鹄形鸠面的丐僧”，张开破袈裟，念佛要钱，他却认为颇有诗意。也许那就是我们今天习见的假和尚，也说不定，诗意是没有了。还有人拿着蛇，说是白娘子神话中的“小青蛇”，叫着放生，让游人出钱。随后，他用杭白作诗一首，由多情的妖魔白娘娘被压在雷峰塔底，感慨在南屏晚钟声里，只剩下残败、凄凉的古塔。
等徐志摩到了烟霞洞，胡适和商务印书馆的元老高梦旦他们却游花坞去了，他喝了一碗茶，捡了几片大红叶，匆匆下山，以香蕉、月饼代饭。
9月底，徐志摩约了任鸿隽、陈衡哲伉俪，胡适和他的曹表妹，还有汪精卫、马君武、陶行知（那时还叫陶知行）等名流，到他的故乡看一年一度的钱塘『潮』。10月1日，他又被胡适他们拉到了杭州。在“楼外楼”吃蟹，他发现“美男子”汪精卫是个大外行。“湖心亭畔『荡』舟看月。三潭印月闻桂花香。”大约补了中秋夜的遗憾。
10月20日，他又一次和胡适、朱经农等相约在西湖“寻快活”，他们下榻在新新饭店，夜深，二更时分，他和胡适远眺湖、堤和倒影在湖中的堤影，“清绝秀绝美绝，真是理想的美人，随她怎样的姿态，也比拟不得的绝『色』”。一时动了心，想出去“拿舟玩月”，最后还是辜负了湖光、月『色』，不曾去偷尝“西子”的梦情。
第二天，他们先是游湖，上了湖心亭，“湖心亭看晚霞看湖光是湖上少人注意的一个精品——看初秋的芦荻，楼外楼吃蟹，曹女士贪看柳梢头的月，我们把桌子移到窗口，这才是持螯看月了！夕阳里的湖心亭，妙；月光下的湖心亭，更妙。晚霞里的芦雪是金『色』；月下的芦雪是银『色』”。胡适和他讨论起莫泊桑对月光的描绘，曹表妹唱起了“婉曼得狠”的《秋香》歌。他说在三潭印月，他不爱九曲、三潭之类，而爱在月光下看雷峰塔静极了的影子——“我见那个，便不要『性』命。”还有晚上雾霭苍茫中的阮公墩。他用一个“嫩”字来形容中秋的西湖。
那几天，他们还到过西溪、花坞，花坞的竹林、西溪的芦荻，他说是“数大”之美。对于花坞的竹子和那一带的风『色』，他无不叫绝。但他说与其白天去西溪看芦花，不如月夜泛舟湖心亭看芦花，近便又经济。有一天晚上，他们还爬葛岭，上初阳台。而今物是人非，虽然我常爬宝石山，上初阳台，逛西湖，可是再也找不到胡适之、徐志摩当年的踪迹，更不用说他们当年的感觉了。
1924年4月14日，徐志摩陪同印度诗人泰戈尔在西湖游玩了两天，1925年他似乎没来西湖，却接连写了《再不见雷峰》《烟霞洞看桂》等多首诗。1926年2月中旬，一个有风有雪的雪天，他来到杭州，也不忘去灵峰探梅，坐在轿子里，“脚冻如冰，手指也直了”，《梅雪争春》诗所写的就是他的亲历。当天，他和胡适一起去肺病医院看望了郁达夫。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折一枝梅花，寄一封“没字的梅花信”给爱得死去活来的陆小曼。
这年夏天，徐志摩再到西湖，那正是与陆小曼发生婚外恋，难分难舍又遭遇阻力时，他盼望着情人的到来，焦虑，不安，心里升起了许多的凄凉。在“楼外楼”微醉时他尝到了凄凉味，他到满觉陇寻访桂花，村姑告诉他，几天的连绵风雨，早桂都完了。触景生情，他的诗中就有了花也憔悴、人也憔悴的意味。在烟霞洞和朋友闲谈，一句“红蓼红蕉都死了，紫薇也叫虫咬了”，竟也使他“怅触”，写了难得的一首旧体诗，其中有“秋雨横斜秋风紧”“有人独立怅空溟”等句子。
他独自去灵隐，直挺挺地躺在石头凳上寻梦，脸上有意盖了陆小曼送他的小红绢，妄想着他们在那里相会。
即使对西湖，他也有满腹的牢『骚』，雷峰塔倒掉已有两年，“楼外楼”翻新了，原来一楼一底斜对着湖心亭的旧房子已翻新为带屋顶、洋式门面、新漆光亮的三楼，老酒、鱼虾、盐水花生，还有滑齐齐的莼菜依旧，然而再难觅三年前吃蟹的旧踪，和胡适等满座高朋谈天游玩的乐趣。对于揩抹得发白光的旧桌子换成新桌子，他不满；对于能随便聊聊湖上风光、鱼虾行市的老堂倌换成穿着西崽长袍的新人，他不满。他要移一张餐桌搬到楼下马路边，在湖边的水光『荡』漾中喝酒，竟觉得连小菜都变了。8月9日他在《晨报副刊》发表《丑西湖》一文，西湖的“俗化”令他伤心。他写诗哀悼倒掉的雷峰塔是“一座大荒冢”，他诅咒这塔是“镇压”，是“掩埋”，他感叹“再没有雷峰，雷峰从此掩埋在人的记忆中”。三年前，他来西湖，最喜欢的正是“雷峰塔影”，他的诗《月下雷峰影片》柔和而美丽。风景有时确实就是心境。
等到1927年春天，徐志摩偕陆小曼同到西湖，心境又完全不同。无论是到三潭印月，走九曲桥，吃藕粉，月下游湖，登峰看日出，还是吊雷峰遗迹，白云庵拜月老求签，上烟霞洞吃素餐，抑或龙井、九溪，在他眼里西湖处处都变得可人起来了，即便是在孤山后面发现一个水潭，在他笔下也是——“浮红涨绿，俨然织锦，阳光自林隙来，附丽其上，益增娟媚。”在九溪，“尤可爱者则满山杜鹃花，鲜红照眼，如火如荼”，陆小蔓不禁狂喜，急呼“采、采”，爬上山坡，连跌倒也不顾，采了一大束，“『插』戴满头”。1928年，他和陆小曼又两次来游西湖。
在后人眼中，徐志摩常常只是一个浪漫的诗人，而在熟悉他的朋友看来，比他的诗更重要的是他的散文，比他的散文更重要的，却正是他的那种『性』格、热情，他的生活方式，在生活的层面，我们或许可以说他是最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一个人。有些人不喜欢他，认为他“肉麻”，鲁迅甚至骂他是“流氓”。但和他接触过的许多人喜欢他喜欢得不得了。叶公超认为“胡适之跟徐志摩完全是两种人。适之自然淳厚、冷静幽默，志摩却是风趣爽快，全然追求‘美与爱与自由’的『性』格。
”胡适的《追悼志摩》一文引用叶公超评价徐志摩的另一些话，说徐志摩真正领略到了人生的趣味，短暂的一生都“在这永不能达到理想的追求中”，“是爱一切生活的人”，“他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他那本『性』的纯真似乎总不容他去追究人家的罪恶。”这确是知人之论，如果不是徐志摩的热心奔走，整天呼朋唤友，还不知道“新月社”会不会聚起那么多欧美留学回来的年轻知识分子，闻一多、余上沅、叶公超等都是一回国就参加了“新月社”。新月书店的诞生，也是他奔走最力。叶公超说过：“组织新月社，编辑《晨报副刊》，筹办新月书店都是他最热心最起劲的事。为团体的事，志摩，他是不辞劳苦的。大家都不愿干的事，总是推到他头上去，而他也独有勇气去接受，去敲上锣鼓再说。”所以梁实秋有一句话：“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徐志摩的『性』格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鲁迅他们办《语丝》，他不识好歹就去投稿，当然登不出来，还被鲁迅在文章里嘲讽了一番。1925年，《晨报》主笔陈博生邀他接编《晨报副刊》，特意设宴，邀请一些知识分子发表改良副刊的办法，张奚若开口便说：“这并不是个改良的问题，这只是个停办的问题。”随后，还写了一篇短文《副刊殃》给《晨报副刊》，其中说鉴于当今思想界的堕落，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拯救副刊，而是应该一把火把它们烧掉。徐志摩一样照登不误，而且配了一段长长的编者按，说张奚若“是个‘硬’人”，“他是一块岩石，还是一块长满着苍苔的”，其身体、品行、意志、说话都是硬的，“直挺挺的几段，直挺挺的几句，有时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那味道。”
第21章 寄一袋西湖边的桃花给徐志摩 （2）（）
这是徐志摩的本『色』，他身上有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的气质，可以说他是英美教育结出的果子。他于1897年生在浙江海宁，从1918年起，徐志摩就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之后他又先后进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剑桥就是他诗中美丽绝伦的“康桥”。剑桥岁月对诗人徐志摩一生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在留下《再别康桥》一诗后，他于1922年8月起程回国。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外情，从离婚到结婚乃至婚后，都曾闹得沸沸扬扬，颇遭舆论厚非，也为一些亲友所不理解。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本来想请胡适做证婚人，胡太太气得不得了，当着叶公超的面就骂胡适。再加上胡适7月份就要出国，所以他出面再三请求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做证婚人。为了徐志摩与陆小曼的事，胡太太一天到晚骂胡适。有一次叶公超在胡适家里，她又当面骂胡适，骂《新月》的这些人，用很粗的话骂，骂得他们都不说话。她说：“你们都会写文章，我不会写文章，有一天我要把你们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写出来，你们都是两个面目的人。”胡适好几次和叶公超谈起陆小曼的事，“觉得徐志摩不应该这样放任自己的去追求陆小曼。”
了解徐志摩的人都知道，“其实志摩的生活是浪漫而不颓废，在几年之内他发表了许多的著作，有诗、有散文、有小说、有戏剧、有翻译，在语言文字上更独树风格，是一般人难望其项背的。”（叶公超语）这一点，我们哪怕读一则当年他在《晨报副刊》为青年沈从文作品写的“编者按”就够了：
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缣缣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就是最不放松最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
1928年3月10日，《新月》创刊号问世，发刊词出自徐志摩的手笔，那时（1928、1929年之际）“新月派”的那批朋友云集上海，几乎每星期都有一次饭局，每次两桌，经常参加的有胡适、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叶公超、潘光旦、刘英士、罗隆基、闻一多、饶子离、张禹九、张滋辏А⒁豆獯笤季褪恰缎略隆返幕菊笥！懊看沃灸σ坏剑团么蠹一断膊恢茫硬惶肝难В傅亩际浅浴⒋⑼贩ⅰ⑼妗保熘灸Π窳模咸煜碌亓摹Ｒ豆堑茫�1927年之后，徐志摩在光华大学外文系任教，他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见面的机会很多。有一次志摩竟和他聊了个通宵，“从轮盘赌的神秘说到人生的运命，买卖金子的亏赢：贩卖钢版皮口袋和头发网子人的面貌，说到这里窗外布谷的声音又使他想起印度种种的歌鸟，泰戈尔欢喜的花鸟，爱尔兰人叶慈给泰戈尔的一封信，与他只有两面因缘的曼殊斐儿，曼殊斐儿的眼睛，哈代说话的音调，每早光华道上的的鸟声，桌上那书皮的颜『色』，《新月》月刊的封面……”1923年10月13日的徐志摩日记中记着他和胡适的聊天，也是无所不谈，“谈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谈人生、谈此谈彼：不觉夜之渐短”。
《新月》从创刊号到第2卷1期，由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三人编辑，从2卷1期到5期，编辑是梁实秋、潘光旦、叶公超、饶孟侃、徐志摩5个人。此后，很长一段时期《新月》曾由学政治学出身的罗隆基主编，发表了许多批评时政、倡导人权的文章，与国民党当局面对面交锋，大致上以这个时期为多。徐志摩和不少朋友对此都有微词，好长时间不给《新月》写稿，罗隆基几次写信向胡适抱怨。但是我们不能忘记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正是这位“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的诗人，也曾为《晨报诗镌》的“纪念三一八”专号写下《梅雪争春》：
南方新年里有一天下大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