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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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自嵩谖骱叩亩〖疑剑业淖娣氐厣稀！墩哦ゴ纷髡咦笥窈铀担橇叫值芎芸赡芫兔挥兴娓盖谆乇狈饺嗡橇粼诤贾荻潦椋人�12岁的哥哥张尔田担负起了教育弟弟的责任。他的旧学根基就是少年时代打下的。1952年他在自我检讨稿中说：“我从小即读中国旧书。孔孟之道、中庸主义在我身上有深厚的根基，养成一种气质，总以为清高最好。自命不凡，爱好名誉，有时自以为倔犟就是有气节。”在1946年出版的《思想与社会》序论中，他说，16岁就对哲学发生兴趣，读到一些佛教书籍，不禁手舞足蹈。
（晚清思想史上大放光华的人大多与佛学产生过强烈的共鸣，章太炎、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无不如此，佛学成为那个过渡时代的显学。不过他们信仰的佛学是入世的、积极的，而非出世的、消极的。）1904年，他获得官费留学日本资格，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学哲学。他在留学时期就显示出“救世”的志趣，1906年与蓝公武等同学在东京发起“爱智会”，当年10月创办《教育》杂志，只出了2期。卢梭的《民约论》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喜欢西方哲学，尤其喜欢自由主义，并与中国传统中固有的个人主义相结合，形成了“极端的个人自由主义”，“喜欢自由散漫、独往独来，爱自己随便作主张”。1911年他学成归国，曾在太和殿参加洋殿试，面见尚不懂事的宣统小皇帝，被授予格致科进士。
1911年5月，他在《东方杂志》发表第一篇政论『性』质的文字：《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辛亥革命后，他在新生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做过秘书，孙中山辞职，袁世凯接任临时总统，许多人北上参加袁『政府』工作，他不愿去。“我本身虽始终是一个独立思想者，但却有一点特别的地方，就是从来不愿在行为方面无故与人立异。”在同时代的人中他很早就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那就是走办报办刊、书生议政的道路。
1912年4月起，他任上海《大共和日报》编辑，同年11月梁启超创办的《庸言》在天津问世，他成为重要撰稿人，对国会、总统、宪法、教育、财政、道德、行政权和行政裁判等当时最热门的问题几乎都发表了看法。他赞同章士钊等人倡议的“毁党造党”说，提出“在野主义”，认为政党初创，正在“养气时代”，当务之急是养成国民的政治常识和道德，而不是急于掌握政权、进入议会。同盟会与其他几个党派合组国民党，把南京临时『政府』任职过的人一律作为党员，他的名字也在其中，但他从未承认过。梁启超组织进步党，他的朋友很多都是该党重要成员，但他没有入党，也向来不参与他们的党的活动。他在思想上倾向于立宪派，这一点是没有可疑的。多年后，他在《理『性』与民主》的序论中说：“革命派外表上新而内里旧，立宪派外表旧而内里新，两者都是为当时的情势所支配，只是为时代所产而不能产生时代。但是时代的轮子走得却比他们快”。
1914年1月，他和谷钟秀在上海创办《正谊》杂志，以促进政治改良、培育社会道德为宗旨，一共出了9期，到1915年6月停刊。1914年4月，他与丁佛言在北京办《中华杂志》，到1915年1月停刊，共出了13期。这个时期，他主张“多数政治”、“以议代政”、“社会与政治分离”，反对人治，建设“法治国”。他进一步发挥梁启超首先提出的“对抗论”，阐述“对抗论”的价值，实际上就是认同西方的两党制，对抗的两势力应该互相对峙、互相监督，在宪法之下和平竞争、轮流执政，而不得诉诸武力。这是他理想的现代政治模式。1914年春，章士钊提出为政之本在于“有容”（即“不好同恶异”）的“政本”论，与他的“对抗论”相辅相成，他十分赞赏这一观点，撰文呼应。他认为中国命运的改变，靠的不是万能的『政府』，而是健全自由的社会，这样的社会靠的是国民的人格。当年有一种说法“深度要算丁佛言，激烈当数张东荪”。其实他的言论很温和，只是不容于当权者罢了。
第23章 “应笑书生不自量”： （2）（）
当古德诺关于中国适合君主制的文章出笼时，他就发表了《对于古博士国体论之质疑》。此前，他和梁启超一样，对袁世凯有过幻想，“迫之使入正轨”，也就是幻想把强悍的袁氏带上宪政的轨道。一度他被袁『政府』通缉，避居租界。所以，他自称“在反袁一幕中对得起自己的良心”。1915年10月，他与李剑农、杨端六等在上海创办《新中华》杂志，以“圣心”的笔名发表了《联邦立国论》等一系列有关联邦制的文章，认为联邦制的精神就是自治与分权，他还计划就具体的省制、中央政制、中央与各省权限的分配等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因为反袁护国战争的爆发而中断。
袁氏亡后，出于对地方军阀割据的忧虑，他对联邦制的研究没有继续下去。那个时候他希望孙中山、梁启超合作，到晚年写诗还认为“孙梁应携手，舆论可一新”。1916年初，他发表《国本》一文首倡“贤人政治”，1917年11月，他在《东方杂志》发表3万多字的长文《贤人政治》，这是他思考10年的思想产物，此文标志着他第一次书生议政时代的结束。
从1917年初接任上海《时事新报》主笔，到1924年辞职，他一干就是8年，期间他亲自主持时评、论说栏目，点亮了副刊“学灯”，将《时事新报》办成了“议论最真实，消息最灵通，材料最丰富，为人人必读”的大报之一，与北京《晨报》、《国民公报》南北呼应。
1920年，梁启超让他出任中国公学教务长、代理校长（1922年春由张君劢接替）。1924年，他再次到中国公学出任学长，主持大学部，有心办成一流的“社会科学大学”。俞颂华说，他办中国公学有两大特『色』：一是毫无党派成见，专门聘请好的教授，二是积极充实图书设备，提倡自由研究的学风。
1927年，国民党势力抵达上海，张东荪的名字出现在通缉的“学阀”名单上。“报纸完全变为他人的喉舌不能说自己的话了”，他从此彻底脱离报界，转向哲学研究，先在东南大学、光华大学任教，1930年秋应司徒雷登邀请前往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崇尚自由研究的学风，教授在教学上不受任何拘束，可以放言高论，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俞颂华说他处于当年中国最优越的讲学环境。他在大学讲坛上介绍西方哲学，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著述相继问世。当然，我们不能忘记他说的这句话：“我主张哲学就是政治思想。”
他在《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书中说，“我自知本人是有一个缺点，即往往欢喜超前来说话。在国民党北伐成功后的时代我即反对一党训政制度。顾当时自英美民主国留学回来的留学生，习于民主气氛，而对此竟不重视。”正是他的这个“缺点”，“九一八”事变不久，受民族危机的刺激，1931年10月，他才会和张君劢发起政治团体“再生社”。1932年初，由他执笔起草《我们所要说的话》及98条政纲，公开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倡导“混合经济”，试图折衷、调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也就是将他心目中苏联式的经济平等和英美式的政治民主、思想自由融于一炉。此后，他就是沿着这一思路走下去的。
接着，他们又创办《再生》月刊，并正式成立“中国国家社会党”。这是他第一次直接参与组织民主党派。对此，他的解释是，这完全是“为了国民党的‘党外无党’一句话而激成”，他们俩相约：“他日如国民党有一天放弃了一党专政，我们的党便自动宣言解散。”他说，“我对于这个誓言是始终留在心上。”还有一个意图他没有明说，他们想在国、共之外再造一个新势力，即第三种力量。
1935年11月，他和梁实秋、冰心等人另办独立的《自由评论》，批评国民党当局的专制、腐败，及其内外政策，主张抗日。在创刊号上他发表《结束训政与开放党禁》一文：
所谓取消党治就是取消一党专政。取消一党专政就是同时允许他党存在。这亦就是取消“党外无党”与“党高于一切”的标语。同时亦就是取消“党国”二字。因为党国是“国为党所有”的意思。
他的政治是业余政治，以公民资格问政，他的职业还是哲学教授。到抗战前夕，随着民族危机的迫近，他参与组织了“北方救国会”，对『共产』党的看法也发生重大变化，1936年，他在《自由评论》第10期发表的《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说：
一个向来主张除私产的党，现在居然说保护财产和营业的自由了。以一个向来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现在居然说实行民主自由了。以一个向来主张完全世界革命的党，现在居然说为国家独立与祖国生命而战了。以一个向来受命于第三国际的党，现在居然说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了。以一个向来主张用阶级斗争为推动力对于一切不妥协的党，现在居然说愿意与各党派不问以往仇怨都合作起来。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
他表示：“我们历来不反对国民党与『共产』党，而只反对一党专政，以为一切罪恶皆由此而生。现在『共产』党提议合作是显然放弃了专政，这真是一件最可庆幸的事了。”（转引自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244—245、246页）
那一刻，他确实为『共产』党《八一宣言》的联合抗日主张打动了。细究其中的原因，或许与他对苏联经济成就的肯定也不无关系。
早在1919年9月1日，他在《解放与改造》创刊号发表《第三种文明》一文，将人类文明分为三种，一是习惯与『迷』信的文明（宗教文明），二是自由与竞争的文明（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文明），三是互助与协同的文明（社会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文明），他主张从第三种文明下工夫。这是他首次公开赞成社会主义。当年12月，他发表《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的长文，不过他信仰的社会主义，不主张从破坏现有制度入手，而是从精神上传播新思想、新道德、新人生观、新生活法入手。与陈独秀、李大钊他们的主张不一致。1920年，陈独秀筹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及筹备建党的秘密会议都曾邀请他，不过商谈了几次，观点不同，他就退出了。当年下半年他们之间爆发一场当时影响很大的“社会主义论战”，一方是他和梁启超、蓝公武、蒋百里等人，一方是李达、陈望道、邵力子、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人，论战持续一年多。
他从来不讲唯心、唯物，但1931年以来，因他公开批评“辩证法的唯物论”而引发了一场“唯物辩证法论战”，论战对手包括叶青、艾思奇、邓拓等人。光是论战双方的文章编辑成书的就有几大本。在这次论战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五种形态”、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问题都提出了尖锐的质疑、非难和批评。
卢沟桥事变后，他于1938年8月毅然返回沦陷的北平，借燕京大学这个“孤岛”，为抗日尽心尽力，给『共产』党根据地输送大学生，购买珍贵无比的『药』品和其他物资，提供情报，利用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斡旋一些事情。1941年12月8日，“孤岛”沦陷，包括他和许多教授、司徒雷登在内都被日军以“抗日”嫌疑逮捕。狱中他4次『自杀』未遂，曾与日本看守厮打。1942年6月9日，他被保释出狱。1943年，他以一介书生，派叶笃义为私人代表到山西太行山的十八集团军总部，与副总司令彭德怀签定“七七抗日协定”，那是何等的书生意气。内容共三条，1。在抗日战争中，十八集团军方面努力向日军进攻。2。在抗日战争中，张东荪方面努力做好瓦解伪军、伪组织的工作；3。在抗战胜利后，双方合作争取和平民主建国。他曾让叶笃义带话给重庆的张君劢：“不要向国民党靠拢，不要向国民党一边倒，要走中间路线。”实际上，他走的是罗斯福所说的“居中而偏左”的路子。从“五四”时代他赞成社会主义、主张“第三种文明”，我们不难找到某种内在的线索。
抗战胜利后，他赞同“联合『政府』”，倾向与『共产』党合作。1946年10月，“国民大会”召开前夕，他到南京劝蒋介石缓开“国大”，原本说好个人会谈，结果变成了茶会。蒋虽到场与他握话，并劝他不必回北平，但因人多，不方便交换重要意见。他非常失望，次日即悄然回北平，拒绝出席“国大”，为此不惜与相识40年的老朋友、老搭档张君劢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对于蒋的电催，他以“燕京课忙，不克分身”予以回绝。
1946年12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之后，董必武仍留下在南京，张东荪觉得和平还留有一线机会，他说：“我们便要利用这个机会，先做调人再想办法，以堂堂正正的姿态，不偏于一方，不开罪两边的立场，促进协商团结。作这个斡旋和平的工作，关系国家整个前途，不是闹着玩的事，要完全保持着‘调人的资格’。”（陈尉《革命学者张东荪》，原载1947年6月出版的《现代新闻》第五期）他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当事人叶笃义回忆：“张东荪在1947年1月初到上海参加民盟一届二中全会。会后他到南京去见蒋介石，我陪他一道去南京的。
……张东荪见蒋介石，蒋说将要改组『政府』，希望张能参加。张东荪说那样一来，他就失去参加和谈的身份了。张东荪劝蒋先不忙改组『政府』，而是恢复和谈。蒋介石对这一点不同意。”“张东荪见蒋之后，司徒雷登约张吃午饭。我同他一道前往。……他劝司徒雷登也对蒋介石做同样劝告。司徒雷登不置可否，说现时劝蒋先不改组『政府』而恢复和谈，恐不大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