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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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英国女王最终批准了向中国宣战。根据1840年4月16日的《航运公报》的报道，4月4日，维多利亚女王在向海军上将明托伯爵、海军中将查尔斯·亚当爵士、海军少将威廉·帕克尔爵士、海军上校爱德华爵士、海军上校萨缪尔爵士、海军上将办公室委员达尔默尼勋爵等人致辞时说：
鉴于我们已经考虑到中国皇帝的某些官员们最近对我们的某些官员和国民进行的伤害，鉴于我们已经发出要从清朝『政府』那里索取相应的补偿与赔款的命令，鉴于这是以获得这种补偿与赔款为目的的权宜之计，隶属于中国皇帝及其国民的船只与货物应该被扣押，如果这种补偿与赔款被清朝『政府』拒绝，被扣押的船只与货物以及未来被扣押的其他船货将被没收并出售，所得款项今后将由我们任意支配。
因此，枢密院（privycouncil，代表王权的最高行政机关）的建议已经被通过，我们很高兴地下令，我们的战舰司令官们要切实地将所有属于中国皇帝及其国民或者居住在中国的领土上的其他人的船只及货物扣押在港口。如果这种补偿或赔款的要求如前所述已经被清朝『政府』拒绝……我们特此授权并命令你们——我们的上述专员们，或你们中的任何三个或更多人——现在暂且主管并且指挥我们的英国最高海事法院（highcourtofadmiralty），以及上述法院的官员及法官，以及他们的代理或代理人们，以及我们领土上的几个海事法院——它们应该被适时委任并且接受管理和命令——去依法受理所有以及各种战利品、查封品、捕获物，并且报复所有已被查封和扣押的船只与货物，并根据英国的海事法或其他法律，受理并且审判属于中国，或者隶属于中国皇帝，或者属于其他居住在中国的任何地域的船只或者货物。
英国人对这次战争有着很高的期待。在孟买，甚至有人建议，这场战争要打到让大不列颠统治中国，即便不在北京安置一个总督，也要安置一个常驻代表。《伦敦早报》则颇有远见地提到，这场战争带来的短期影响将是中国向英国企业开放，长远影响将是王朝的败亡以及一场革命。这份报纸的评论文章写道，善良、自由的英国人一点也不关心抽象的权利和正义，“虽然英国商人可能一开始就错了，但是，在一个流行的体制——比如我们的体制——之下，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抵挡得住我们国内的商人和制造商们的压力”。
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帕默斯顿爵士曾向议院提交一份厚厚的文件，证明英国商人犯了错，并且不仅是一开始就犯错，而且还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刻。但是，正如《伦敦早报》所评论的，这个国家作出的决策，并没有让犯错的商人失去走私贸易的利润，而是让整个国家卷入一场昂贵的战争，“如果说我们的商人和制造商口袋里装了一先令的走私所得，那么，这场非正义的战争将耗费这个国家上千英镑”。
1840年6月，伦敦《每月纪事》杂志则除了抨击这场战争是“可耻的”、“不道德的”，更说它是在野的保守党（thetory）对辉格党（thewhig）『政府』——斗争的结果：
在整件事中，保守党的行为是最『露』骨、最纯粹的党派斗争的完美标本。在詹姆士·格雷厄姆爵士（保守党成员）提交议案之前，对中国人的同情以及对不公正的鸦片贸易的愤慨受到所有保守派报刊的嘲笑和奚落。这些报刊都赞成战争，它们激烈地抨击『政府』没有派出哪怕是一艘战舰去炮轰广州，以报复侮辱过英国国旗、掠夺了英国人财产的那些傲慢的野蛮人。突然之间，『政府』的态度改变了。印度传来的消息表明，大臣们并没有在他们的岗位上沉睡，他们一直在为远征中国作着可怕的准备。3月19日，约翰·拉塞尔勋爵（下议院中的辉格党领袖）在下议院宣布，为了商人团体、东印度以及公众的利益，这些战争准备的目标是要求清朝『政府』对英国国民造成的伤害进行纠正，使我们与那个国家之间的未来的商业往来建立在一个安全和体面的基础上。
为了塑造对中国战争的正义『性』，不少英国本土以及英国人在殖民地创办的媒体，不遗余力地进行了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宣传。用1840年3月28日的《观众》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的话来说，“『政府』作家们正在不遗余力地为这场对中国的战争涂抹上可敬的『色』彩。他们正在将黑人洗白”。
比如，《伦敦早报》将这场战争称为“光荣的、正义的、必要的战争”。《检查者报》（theexaminer）嘲讽那些反对这场战争的人只是“片面的人『性』化”。最有意思的是《环球报》（theglobe），它将“鸦片十字军”（theopiumcrusade）塑造成汉族的拯救者，因为这场战争会“将汉族从外族征服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1840年7月11日，鸦片战争开始不久，马来西亚的《槟城公报》——英国殖民者创办的报纸——刊登了一篇文章，将中英之间爆发战争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没有妥善处理两国之间的贸易冲突。
这篇文章写道，一国有权对另一国说，我们不允许你们将鸦片或其他商品带入我们的市场，但是，终结这种商品贸易的方式却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命令进口商将鸦片或其他禁止进口的商品从这个国家拿走，或者动用武力查封这些商品，或者发出通知，如果拒绝放弃这些商品，将对进口商诉诸武力。“但是，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允许英国人交易这种商品，因此，停止这种交易而不允许进口国将禁止交易的商品拿走必定被认为是违反各国的法律。”文章作者列出了三个原因：
其一，鸦片不是中国人的财产，而是英国商人的财产；
其二，没必要通过武力镇压鸦片贸易，而应该通知英国人将鸦片拿走，并且不要再将鸦片卖入中国；
其三，没收商品比鸦片贸易本身更不道德。
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求中国人赔偿，而不是由英国赔偿，并且这项要求是正当的。”
对于这些掩耳盗铃的报道，《观众》杂志刊登的一篇题为《对华战争》的文章中的一段话或许给出了最为客观的评价：
他们在尽一切可能掩盖真相，但“鸦片战争”（theopiumwar）这个名词会在历史上流传下去……每一个宣传伎俩（直接的或间接的）都是为了刺激“约翰牛”（johnbull，指英国）的斗志。
在1842年2月出版的《战争与和平》一书中，美国法理学家、废奴主义者威廉·杰将英国正在对中国发起的这场战争称为“玷污了英国历史的最可耻、最可恨的战争”。并说，“很难在历史上找到一场战争比英国的鸦片战争更为直接地针对很多人的健康、道德和幸福，或者说更出自一个卑鄙龌龊目的”。
第17章 清国没有秘密！（）
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在这场战争中，双方的军事实力颇为悬殊，这当然是英国获胜的重要原因，而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是封闭的中国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与之前历朝历代相比，清朝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得不应对强大的“外夷”，而且，诸“外夷”对自己还知之甚深。对虎视眈眈、摩拳擦掌的“外夷”来说，大1840年9月19日，澳大利亚《悉尼公报》转载的一篇最早刊登在英国《观众》杂志上的文章足以说明英国人对中国统治者的了解到了何种程度。这篇文章的作者在谈到林则徐时说：“如果中国皇帝发现林则徐对英国采取的严重不正当的行为背叛了国家利益，他将会剥夺这位有过失的公仆的双眼花翎（peacocktailwithtwoeyes）。”
这位作者的预测与道光帝的反应大致不差。
根据《清实录》的记载，道光二十年九月三日，即公元1840年9月28日，道光帝在给内阁的上谕中说：
前因鸦片烟流毒海内，特派林则徐驰往广东海口，会同邓廷桢查办。原期肃清内地，断绝来源，随地随时，妥为办理。乃自查办以来，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甚至本年英吉利船只沿海游弋，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盛京等省份，纷纷征调糜饷劳师，此皆林则徐等办理不善之所致。林则徐、邓廷桢着交部分别严加议处。林则徐即行来京听候部议。
而据《清史稿》的记载，林则徐来到北京之后，“寻议革职，命仍回广东备查问差委”。次年6月28日，道光帝再斥林则徐“乃办理诸未妥协，深负委任……着革去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19世纪早期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通过丹麦裔法国地理学家、著名记者康拉德·布伦在1824年出版的《世界地理》一书也可以说明。这本书对中国社会虽不无偏见，却也有一些颇为独到的描述。他的某些描述甚至可以与鲁迅的某些观点契合：
从道德的角度考虑，我们很快就觉察到，中国人具有与奴隶、制造商和商人一样的品德和恶习……中国人是一群被驯服的、遵守纪律的未开化的人。他们很少放下像奴隶急于取悦主人那种奴颜婢膝的样子。他们很少表现出一丁点的粗鲁或热情的举止……简言之，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的一个观念就是顺从。
他说，中国的百姓通常不会反抗。他们虽然聪明，却没有反抗的勇气，他们甚至认为卑躬屈膝地趴在主人的脚下可以更安全地保护他们珍贵的财产。但是，在快要饿死的时候，农民们经常会冒着上绞刑架的危险行拦路抢劫之事。“当他们打败前去镇压他们的官兵时，谈判与招安会随之而来，但他们也可能继续在当地占山为王”。
康拉德·布伦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评价是：“最绝对的那种专制已经成为习惯，或者成为父权『政府』的外在形式……趋向于限制王权的唯一制度是，官员们有时被允许以非常谦卑地姿态就『政府』的错误向皇帝进谏。”
他显然已经注意到清廷内部的民族矛盾，因为在讲到明朝的灭亡时，他说“这个国家最终落入外族征服者——满洲人（themantchoos）——的手中”。这种民族矛盾对西方人而言早就已经不是秘密。正如前文提到的，有的英国媒体甚至以拯救汉人脱离外族的控制作为发动鸦片战争的借口之一。
康拉德显然也注意到清朝内部的阶级矛盾，因为他十分清楚清朝官吏的权威，以及国民在这种权威之下的艰难生活。
他在书中写道：“与赐予他们权力的君主一样，官员们也享有绝对的权力。”而这种绝对的权力表现在，官员们可以随意蹂躏百姓，“有上百个刽子手为他开道……如果有人忘了退避三舍，他将遭受皮肉之苦”。当然，官员们有时也自身难保，“但凡他们有丝毫敷衍塞责，皇帝也会命人对他们施以杖刑”。
至少从康拉德时代开始，西欧人不再相信伏尔泰对清朝官员的美誉之词。这位比康拉德年长60岁的著名法国思想家以为清朝官员都是哲学家，沉醉于美妙的自然宗教之中，极富同情心，像父亲一样关爱他的子民。康拉德则说：
他们并非是一群正直而精力充沛地捍卫着神圣的自由和正义的希望的爱国者。他们只不过是围绕在彻头彻尾的暴君周边的卫星。因为俸禄很低，他们总是通过无理的勒索满足自己的欲望。
他甚至发现了中国封建专制独裁者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剥夺国民自由表达的权利，剥夺国民形成新思想的能力。他认为，与法语、英语等欧洲文字不同，难学难懂的汉字，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阻碍思想传播的作用。
必须说明的是，康拉德书中的观点并非绝对原创，而是基于许多汉学前辈的贡献。比如，书中有关中国社会习俗及政治制度的内容，就借鉴了法国汉学家德圭格尼斯——他的儿子也是汉学家——的许多素材。有关中国语言方面的内容，则借鉴了另一位法国汉学家傅尔蒙的著作。
当然，无论是德圭格尼斯父子还是傅尔蒙，或者其他欧洲汉学家，他们对中国的研究，也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建立在前人的研究之上。
第18章 汉学：从马可·波罗到利玛窦（）
正如本书开篇所言，早在马可·波罗那个年代，即公元13世纪末14世纪初，欧洲就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但是，真正系统的研究，是从16世末开始。当时起着主要作用的，是以澳门圣保罗大学（st。paluscollege）为基地将西方文明引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其中最有名的一位是前文提到过的利玛窦。
西方公认的第一位汉学家是尼古拉·米列司库。1636年，他出生于东欧的摩尔达维亚。在俄国与奥斯曼帝国争霸期间，这个东欧国家站在了俄国一边。1675年，米列司库作为俄国大使出使北京，并觐见了康熙帝。他在中国停留了三年之久。他写的《游记：从西伯利亚到中国边境》，以及上呈俄国外交部的共三卷的《旅行笔记及中国概况》，是西方人研究中国的经典素材。
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期间，欧洲人对中国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哲学、道德及法律体系以及美学方面的知识被欧洲汉学家传到了西方。对中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分析，是当时西方学者们最热门的议题。在这段时期的欧洲文艺作品中，经常可以发现中国元素。比如，1755年，伏尔泰的剧本《中国孤儿》（lorphelindelachine），就是基于元代纪君祥创作的杂剧《赵氏孤儿》。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欧洲出现了第一家研究中国的机构——马国贤（matteoripa）在1732年创办的中国研究院（chineseinstitute）。这个学院是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前身。
马国贤是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传教士。在1710年至1723年期间，他在中国停留了13年的。在中国，马国贤的名气远不如比他晚五年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