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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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早在19世纪40年代，西方人已经有联合瓜分中国的迹象。继英国与中国签订《南京条约》（1842）、《五口通商章程》及《虎门条约》（1843年）之后，1844年，美国人和法国人先后与中国签订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除却赔款、割让领土诸条款之外，法美两国获得的权益与英国基本相同，比如，在五个通商口岸自由贸易、居住等权利，关税优惠的权利，领事裁判权与最惠国待遇等权利等。
中美《望厦条约》中的一项条款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这份条约的第34款，也就是最后一款规定：
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
也就是说，美国可以在1856年与中国重新议定条款。因为英法两国都享有最惠国待遇，因此，这两个国家也可以与中国重新议定条款。
纯粹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这个条款极富有政治智慧。它是美国特使迦勒·库欣（calebcushing）的杰作。
1800年，库欣生于美国麻省，他的父亲是一位富有的造船专家和商人。他13岁就进入哈佛大学念书。而后，他的人生几乎四年一变。17岁大学毕业之后，他留校教授数学。4年之后，他进入司法领域。再4年之后，他当选麻省众议员。再4年之后，即29岁时，他去了欧洲。在33岁时，他当上了国会议员。
他的国会议员身份一直持续到1843年。在第27届国会期间（1841年3月～1843年3月），他是美国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1843年，美国总统约翰·泰勒提名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1844年2月，经过208天的航程之后，库欣抵达了澳门。4个月后，他与谈判对手钦差大臣耆英在澳门见了面。
纵观耆英之生平，其学无专长，凭祖荫出仕，仕途之路颇为杂『乱』无章，宗人府、兵部、内务府、理藩院、工部、户部、礼部等中央各部走了个遍。在家天下的时代，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实在算不得奇怪。这些人大都以人情世故为专业，能力止步于欺上瞒下，根本就难堪大用。在受到皇帝宠幸时，这些人一般总是哪里有空缺去哪里，哪里有需要去哪里。根据《清史稿》的记载，“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粤事急，琦善既黜，调耆英广州将军，授钦差大臣”，颇有事出无奈之感。
国难当头之际，耆英遇上像库欣这样的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士，只能甘拜下风。经过半个月时间的谈判，1844年7月3日，双方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条约。对耆英来说，既然条约大事已定，留下“12年之后再议”这样的口子根本不是问题，列强环伺，国势羸弱，谁能知道12年之后的事情呢？
而对库欣来说，这个条约足以成就他的美名。
在1845年出版的《历史文库》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萨缪尔·蒙德写道：“此次与中国签订条约是本季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有一些人曾很有把握地预言他出使期间将遇到很多困难，但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库欣先生完成了所托付的每一件事情，整个出使过程出奇地成功。”
第25章 重臣权谋：英法美共同施压！（）
因为“12年之后再议”条款的存在，1854年，《南京条约》签订12年之后，英国『政府』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认为自己也享有与中国再议条约的权利，于是委派约翰·包令（sirjohnbowring）与清朝『政府』商谈此事。
根据《英国立法年鉴》的记载，1854年2月13日，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登伯爵致信包令，大意如下：
我们希望得到一些权益，在这方面，我们甚至有条约规定的权利（指“12年之后再议”条款）。在这些权益之中，我要提到的是与中国当局自由地、无限制地沟通，自由进入一些中国城市，尤其是广州。但是，处理这些问题要十分谨慎。因为如果通过威胁的语言施压却不能奏效，国家荣誉将要求我们诉诸武力。而诉诸武力的实际好处却并不清楚，因为我们可能将已经在中国成长起来的巨大商业利益置于危险之中。通过良好而温和的方式进行处理，我们获得的实际好处将极大扩展。
包令出身于商人家庭，极有商业与外交天赋，他被认为是最伟大的语言天才之一，据说，他懂得200种语言，并能说100种语言。他的才华使他成为英国著名哲学家、法理学家边沁的忘年交。他曾在边沁创办的《威斯敏斯特评论》杂志担任编辑。在担任编辑期间，他致力于提倡自由贸易、议会改革及普及教育。1829年，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1835年，43岁的包令开始涉足政坛，成为了一名议员。
1849年，外交大臣帕默斯顿任命包令为驻广州领事。四年之后，他从广州回到英国，并出版了一本货币学著作。在接到克拉伦登伯爵的指令后，作为英国的全权大使及香港总督，包令再次出使中国。
与此同时，美法两国也援引最惠国待遇的权利，要求与清『政府』重新议定和约。因为目的一致，英法美三国决定共同施压。
《清实录·文宗实录》的记载了咸丰帝对此事的态度。1854年6月23日（五月丙寅），咸丰帝在上谕中说：
其美酋麦莲、英酋包令同时更易。据该督（指两广总督叶名琛）探知，系因前在江南定约时，有十二年后再行重订之语。是该夷意在要求，尤当不动声『色』，加之防范，届时惟有随机应变，以绝其诡诈之谋。
至于具体如何防范，如何应对，咸丰帝并未交代，因为“叶名琛在粤有年，熟悉情形，谅必驾驭得宜，无俟谆谆告诫也”。
由于圣旨语焉不详，对于英国大使包令、美国大使麦莲（库欣前任）提出的很多次会晤及修约要求，叶名琛只能以“拖”字诀应对。晚清学者、外交官薛福成曾如此总结这名粤海重臣的外交策略：“凡遇中外交涉事，驭外人尤严，每接文书，辄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顾其术仅止于此，既不屑讲交邻之道，与通商诸国联络；又未尝默审诸国情势之向背虚实强弱，而谋所以应之。”
而如果我们能了解咸丰帝对与英国人擅自修约的耆英的态度，则能进一步理解叶名琛的无奈。
1850年正月，道光帝驾崩之后，19岁的咸丰即位。同年12月1日，咸丰即“颁朱笔罪穆彰阿、耆英谕”：
任贤去邪，诚人君之首务也！去邪不断，则任贤不专，方令天下因循废堕，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是朕之过……耆英之无耻丧良，（与穆彰阿）同恶相济。尽力全之，似此之固宠窃权者，不可枚举……伊酋（指英国人）犹欲引耆英为腹心，以遂其谋，欲使天下群黎复遭荼毒，其心阴险，实不可问……至若耆英自外生成，畏葸无能，殊为诧异。伊前在广东时，惟抑民以奉夷，罔顾国家……上乖天道，下逆人情，几至变生不测……今年耆英于召对时，言及英夷如何可畏，如何必应事周旋，欺朕不知其『奸』，欲常保其禄位，是其丧尽天良，愈辩愈彰，直同狂吠……贻害国家，厥罪维均，若不立申国法，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耆英虽无能已极，然究属迫于时事，亦着从宽降为五品顶戴，以六部员外郎候补。
英法美三国要求重新修约时，中国正南北受困：南面太平天国起义如火如荼，已在一年前定都南京；北面俄国步步紧『逼』，5月末兵陈黑龙江。内困外扰互为呼应，中央『政府』束手无策。于咸丰而言，既然下诏将议和斥为“抑民奉夷、罔顾国家”之举，自是金口玉言，不到穷途末路、万不得已之时不会食言。
于是，修约之事一拖再拖。至1856年10月，借“亚罗号事件”的机会，英国人终于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至于动武可能会影响英国在华正当商业利益——克拉伦登伯爵所忧虑的——可能『性』，英国『政府』和议会顾虑不了那么多了。
第26章 密谕外泄：“拖字诀”被识破！！（）
1857年发生的一件事情，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人设在中国的情报网络的效率之高，也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英法结盟。
这一年的1月26日，英国驻宁波署理副领事托马斯·梅多斯（thomasmeadows）给香港总督包令写了一封信：
我得到一份去年12月27日发布的诏书的副本。它是就近期英国人与中国人在广州的敌对行动下发给江苏、浙江、福建各省当局的最新指示。我很遗憾无法及时地翻译这份文件，因为贝莎今天去了香港。因此，随信附上的是中文副本。我丝毫不怀疑其真实『性』。
阁下您将了解到，基于钦差大臣叶名琛的上奏，中国皇帝在上谕中说，广州水师在一艘帆船上抓获几名盗匪，英夷（theenglishbarbarian）头目巴夏礼（parkes）以此为借口，欲重提进入广州城的问题，并炮轰城墙，毁坏一些商铺和民居；10月29日和11月9日，双方有过两次交火，英夷伤亡400余名；因为知道英国人理亏，美国人、法国人以及葡萄牙人拒绝帮助他们。
而后，皇帝作出的猜测是：英国人的士气已经被对手瓦解，又发现自己处于孤立境地，因而可能渴望结束敌对。皇帝命叶名琛钦差不要将事态激化，命他利用自己的经验以及对夷情（thebabariannature）的了解，采取措施重建和平。
然后，皇帝通知四个北部通商口岸（即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所在省份的督抚们说，英夷的轮船对江苏、浙江和福建沿海颇为熟悉，当他们发现自己的目标不能在广东实现，可能去『骚』扰上述省份的港口，因此，各省应提前采取预防措施。皇帝命各省督抚秘密通知其下属地方官员悄悄做好防御准备工作。万一夷船就广州之事前来交涉，各省当局要据理以对。
最后，这份诏书命各省采取防御措施之时不要过于声张，以免引起人民的惶恐情绪。
对照《清实录·文宗实录》，梅多斯提到的这份诏书，是咸丰六年十一月辛未（1856年12月14日）的两道密谕。原文如下：
谕军机大臣等：
据叶名琛奏，九月中，因水师兵勇在划艇内拿获盗匪李明太等，英夷领事馆巴夏礼藉端起衅，辄敢驶入省河，将猎德炮台肆扰，又在大黄窖炮台开放空炮。自九月二十九日（10月27日）至十月初一日（10月29日），攻击城垣，纵火将靖海门、五仙门附近民房进行焚烧。初一日，又纠约二三百人扒城，经参将凌芳与绅士欧阳泉等迎击跌毙。初九日（11月6日），该夷由十三行河面驶至，直扑东定台，经兵勇轰坏兵船，并毙其水师大兵头西马米格里，夷匪伤亡四百余名。现在该督等已守旧城，调集水陆兵勇二万余名，足敷堵剿。绅民等同矢义愤，即美法两夷及西洋诸国，俱知该夷无理，未必相助，其势尚孤。叶名琛熟悉夷情，必有驾驭之法，着即相安妥办。
至夷酋怀恨，借口从前，不使入城。而上年英夷在上海又称广东总督拒绝不见，口出怨言，处处要挟，思欲逞其谋利之图，夷心叵测。此次已开兵衅，不胜固属可忧，亦伤国体；胜则该夷必来报复，或先驶往各口诉冤，皆系逆夷惯技。当此中原未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宽猛两难之间，叶名琛久任海疆，谅能『操』纵得宜，释朕之愤懑。倘该酋因连败之后，自知悔祸，来求息事，该督只可设法驾驭，以泯争端。如其仍肆鸱张，断不可迁就议和，如耆英辈误国之谋，致启要求之患。所有阵亡之抚标，中军参将凌芳着交部加等从优议恤。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又谕：
叶名琛奏英夷藉端起衅我军两战获胜一折。九月间，广东水师兵勇因查拿划艇盗匪，英国夷酋巴夏礼欲藉此为词，复作进城之想，竟敢放炮攻击城垣，焚烧铺户。十月初一、初九等日，我兵接战，两获胜仗。夷匪伤亡四百余名，并将该夷水师大兵头歼毙。粤省绅团同伸义愤。夷胆已寒。所调水陆兵勇，业有二万余名。该夷纵极狡横，经此挫败，谅不敢再肆狓猖。且美利坚、法兰西及西洋各国均知，此事起衅，曲在英夷，未肯相助。其势亦孤，当可悔祸罢兵。本日已谕叶名琛，如果英夷自为转圆，不必疾之已甚，倘仍顽梗如故，势难迁就议和，复启要求之渐。叶名琛久任粤疆，夷情素所谙熟，谅必能酌度办理。因思江苏、浙江、福建沿海地方，向为该夷火轮船熟悉之路，倘该夷不得逞，志于粤东，复向个海口滋扰，亦当豫为之防。着怡良、赵德辙、王懿德、何桂清，密饬所属地方官吏，如遇夷船驶至，不动声『色』，妥为防范。或来诉粤东构衅情事，亦着据理折服。如无隙可乘，废然思返，仍不可稍涉张皇，以致民心惶『惑』。将此由四百里各密谕知之。
显然，这两份密谕的核心思想是：英国人势单力孤，断不可被其声势震慑，完全可据理折服之，使其放弃重修和约的要求。
在给包令的书信中，梅多斯没有提及他从何种渠道获得这份密谕。其中一种可能『性』是，他们是通过与相关官员过从甚密的商人那里获得情报的。回顾前文内容，马嘎尔尼访华期间，亦获得大量情报，比如各省详细情况，甚至连各级官员的数目及年薪情况都十分清楚。
包令收到梅多斯的信函之后，立即致信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登伯爵以及美国驻华公使皮特·帕克（peterparker）等人，并将这份密谕附在信中。
2月7日，在收到书信的当天，帕克就给包令回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已经仔细阅读了这份文件，我完全相信这份诏书的真实『性』……我尤其注意到叶名琛钦差提到的美国人、法国人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意见，以及皇帝陛下对英国军队的敌对行为的评述，我毫不犹豫地表示，这两方面的内容都不准确。我相信皇帝陛下在不远的将来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我认为，阁下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