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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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影响中国皇帝和官吏是一个既伟大又困难的目标，这个目标只能通过采取一些让中国的统治阶级绝对想象不到的措施才能达到。“而这些措施将使我们成为北京的主人。这些措施将使清朝『政府』不那么傲慢自大，让他们认识到『奸』诈而残忍的行为所引发的责任。让皇帝接受由环境和他所处的时代施加在他身上的现实的唯一希望，在于打击他的威信，长期以来，这种威信像乌云一样笼罩着他，使他无法察觉环绕其宝座四周的危险和威胁……似乎有两个办法可以实现这个结果：一个办法是攻占北京的皇城；另一个办法是摧毁圆明园——皇帝最喜欢的宫殿，也是战俘们最初受刑的地方”。
美国康萨斯州的《独立报》不仅将英法联军对中国的入侵描述成一场世俗的战争，还把它描述成一场圣战。刊登于1861年1月9日的一篇文章写道：
对中国首都北京的占领以及清朝皇帝的逃亡，是现在这个伟大的革命时代以及惊人的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来说就像是一本天书（asealedbook）。她的排外政策使4亿人不能沐浴欧美文明之光，不能感受上帝之子的福音的仁慈和神圣。法国人和英国人对这个帝国的征服，及其决定和平条款的能力，将打开渠道，文明之光将注入这个“天朝”。这是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不到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中国的人民将熟悉《圣经》中展示的宗教体系。因为耶稣之名在他们面前唱响，中国的异教偶像（paganidols）将走下神坛。蒸汽机和轧车将遍布那块广袤大地的宽广而人口稠密的平原。这道闪电将把信息传递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几乎不可能冷静地想象很快就会在那里发生的快速而重大的变化。
这个惊人的时代真实地降临在我们头上。上帝似乎已经出现，用他威严的力量去“鞭笞这些国家”，展示他的权力。
如果英法联军得到的这纸和约不能让他们各自的国家满意，他们将使这个国家置于他们的武力统治之下，或者使其成为欧洲列强的一个省。无论如何，这个国家将向世界开放，西方人将逐渐熟悉其人民、习俗和历史。
因为此战事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英法联军对中国战争的胜利，还被用来鼓励南部各州脱离南部联邦。这篇文章写道：“这件事还有另一个重要意义。中国的贸易非常广泛。她向整个世界供应茶叶，她的水稻非常有名。现在，这些是整个文明世界日常消费的产品。如果美国种植水稻各州与南部邦联划清界限，中国可能开辟一个购买这种主食的新市场。中国的广州和其他海港的水稻价格，将通过穿越白令海峡的电报从北京传递到纽约和其他城市。我们将准确地了解水稻的种植情况及价格，以及其他所有相关信息。我们的西部城市——旧金山和其他海港城市——将直接与中国贸易。太平洋铁路将把进口产品运往这块大陆的各处。”
文章写道，这些很快就要发生的重大变化“将对文明世界产生非常显著的影响”，这是“当前局势的几乎确定无疑的后果”。
宗教好感，世俗利益，到底孰轻孰重？西方人作出了选择。
第37章 探访李秀成（）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以及《北京条约》签署之后，英国与太平天国之间关系的变化，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主题。通过对这个主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西方人的重商主义。
1860年12月16日，英国《雷诺报》刊登了一封美国传教士罗伯茨（mr。roberts）写的书信，写信的日期是当年的9月26日。香港的《中国邮报》也刊载了这封书信。它讲述了“忠王”李秀成对外国人的态度。
1823年，李秀成出生于广西藤县。他26岁加入“拜上帝教”，10年之后被封为“忠王”。他与“英王”陈玉成、“翼王”石达开被认为是太平天国最为有勇有谋的将军。作为天京（南京）保卫战的一部分，1860年5月至6月间，李秀成率军连克常州、无锡和苏州。他与罗伯茨在苏州见面时，这座城市才攻克不久。
根据罗伯茨的说法，早在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前，他已经与李秀成相熟。因此，当他抵达苏州之后，“‘忠王’以极大的善意和谦逊接待了我，并且可能在几天后陪我去南京”。
罗伯茨在书信中向西方人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忠王”想过攻占上海，但他不想和在那里的外国人作战……他没有与外国人作战的部署。正相反，他希望在商业和宗教这两个方面保持最大程度的友好与热诚。他对信仰同一位伟大的上帝的国家——比如西方国家、英国和法国以及太平天国——之间会发生战争感到十分困『惑』。他不想陷入这样一种矛盾之中。他希望与西方国家的国王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交谈……我受邀向“忠王”和他的幕僚以及差不多一百名高级官员传了一次福音。
但是，李秀成表达的这种“友好与热诚”，并不足以打消西方人对太平天国的疑虑。诚如英国《泰晤士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所言，在西方人的感觉之中，太平天国似乎更具有破坏和毁灭的倾向，而不是巩固中华帝国的建设，“这是欧洲列强对太平天国的遏制比北京的满族皇帝对它的遏制还要多的原因”。
西方人考虑过中国同时存在两个政权——大清政权与太平天国政权——的可能『性』。《都柏林大学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述英国军官林赛·布莱恩的话说，太平天国起义的最终结果将是中国两分天下，太平天国统治着江南地区。“林赛·布莱恩提醒我们，西方人所持的‘中华帝国长久不变地一直处在一个皇帝的统治之下’的普遍观点是错误的。几个世纪之前，中国存在两个皇帝，他们划江而治”。
基于这种划江而治的可能『性』，英国人起初采取了中立态度。《泰晤士报》的一位编辑写道：“到底是满族人还是明朝后裔坐江山与我们无关。我们从已知的事实中作出的判断是，这与普通百姓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额尔金勋爵给出一个暗示，表明除了曾经反对过他的满族军队，英国人在中国没有别的敌人，并且将在任何内战中保持中立，那么，南京将很快派出另一支部队去征服直隶。只要南京与它的欧洲盟友保持良好关系，已经逃往深山的满族朝廷和满族军队将不会再回来。”
1863年7月6日，理查德·伯克勋爵在英国下院说的一番话，道出了英国坚守中立的深层原因。大意如下：
乍看之下，太平天国的宗教与基督教似乎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如果作进一步的观察将会发现，他们的宗教是纯粹的骗局……而且，他们一点也没有显示出可以创造一个朝代或『政府』的能力。他们已经统治了中国的大片土地达15年，包括南京和其他大城市，但是，他们没有成功地建立起任何有组织的『政府』形式。
清『政府』也不能寄予希望。太平天国的情况虽然糟糕，相对清『政府』而言却仍然处于强势。太平军实力疲弱、组织混『乱』、战斗力低下，官兵却一直败北。清『政府』掌握所有军事、财政和政治资源，却从来没有能够迎头击败过太平军，或者哪怕是在一个省份恢复和平和秩序。
根据英国议会的档案资料，1860年10月签署《北京条约》时，额尔金的胞弟、英国全权公使布鲁斯曾清楚地表明了英国的中立态度。这种中立立场也得到了英国外交部的认可。
1861年3月12日，英国外交大臣拉塞尔伯爵在下议院作演讲时，阐述了英国『政府』的原则：
我告诉布鲁斯先生，英国『政府』完全赞同他的做法。我们无意『插』手清『政府』与叛军之间的事情。我们的意思是完全中立。但是，如果英国人或外国商人建立的城镇遭到外国军队（指清军或太平天国军队）的攻击，我们将不会保持中立……关于我们的政策，我们能采取的唯一路线就是完美的中立。与此同时，不允许我们的商人聚集的城镇被摧毁。
同年7月24日，拉塞尔致信布鲁斯，重申英国的中立立场：“我现在命你尽量作出安排，确保所有通商港口对叛军中立。只要叛军不袭击那些港口，北京『政府』将可能不会使用这些通商口岸作为攻打叛军的基地。叛军可能会认识到，冒险与贸易利益得到条约保护的外国发生冲突不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无论如何，你要明白，在任何情况下，英国『政府』不愿意动用英军对付叛军，除非为了切实保护英国国民的生命和财产。”
同年8月8日，拉塞尔再次致信布鲁斯：“英国『政府』希望一如既往地在中国对立的两方之间保持中立。如果英国国民被任何一方俘虏，你要尽一切努力使他们免受拷打或罚金。除此之外，你要避免在这场内战中做出任何干涉之事。”
1862年2月1日，布鲁斯在写给英国驻宁波领事哈维（consulharvey）的一封书信中写道：“我们没有理由与反抗清『政府』的太平天国发生争执……另一方面，无论谁将统治这个国家，都要受到中国已经与外国签署的条约中规定的所有条款的约束。”
第38章 英人窃据我海关：丧权没完没了！（）
如果我们了解英法两国在上海、宁波等通商口岸所拥有的利益，就不难理解英国『政府』为何如此重视这些口岸的安全。
在太平天国及小刀会的冲击之下，在1853年前后，上海、宁波一带地方官吏四散逃亡，通商口岸的关税征收工作处于混『乱』不堪的状态。于是，英国驻上海领事阿利国（r。aleock）向美国及法国驻上海领事提议，在秩序未恢复之前，采用领事代征的办法，暂代中国官吏向外商征税。这个提议得到美法两国领事的赞同。但是，这些权宜之计很快就归于无效。20世纪历史学家罗尔纲在1937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纲》一书中写道：
此项办法在英美法三国商人看起来，颇有不公平的地方，因三国船舶都须正式纳税，而他国船舶则出入自由，可不纳税，故实施不久……此协定遂归于破坏。
至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上海道台吴健彰得英领事阿利国以援助相许，在租界内一关栈设立临时税关，开始征税事务，于是海关行政复归清吏掌握。但是，开关后不久，英领事以临时海关行政腐败，虽屡行劝告清吏，迄今未得满意的答复，至三月遂决计允许英船自由出入，各国效尤，上海遂成为绝对自由港。
不过，上海之成为自由港，并不是阿利国的本意。后来，阿利国创议，主张海关任用外人，以清积弊，吴氏从其议。是年六月，吴氏与英领事阿利国、美领事麦菲（murphy）、法领事爱棠（edan）签订关于“上海江海关”组织的协定九条。其关于任用外人的是第一和第五两条……嗣后从吴氏的希望，三国各出一人组成关税管理委员会（boardofinspector）。是月，新制度开始实行。各国派员……然而三头政治，仅一名目而已，其实权未几即归于英国委员之手。一年后，三国派员都有更动……由领事馆译官李泰国（h。n。lay）接任（英国委员），实权仍在英人掌握中。此即后来海关制度的起源。
后来，根据1858年11月签订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聘用英人”的条款，这个制度推行到其他通商口岸。
根据英国议会的档案资料，在1860年前后，英国人戴维斯（h。t。davies）、伦纳德（mr。leonard）分别掌管上海与镇江海关，法国人吉格（giguel）、墨利藤斯（meritens）、克莱克茨科斯基（klecszkowski）分别掌管宁波、福州及天津海关，美国人沃德（mr。ward）、格洛弗（mr。glover）分别掌管厦门及广州海关，德国人威尔泽（mr。wilzer）管理汕头海关。
根据《清实录》的记载，1861年1月16日，咸丰帝根据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薛焕的建议，给军机处下发了一道上谕，授予李泰国一体经理通商各口税务的执照。上谕原文如下：
薛焕奏，请饬奕䜣等发给英人李泰国札谕，令其帮办各口通商事务等语。新定通商税则，既有外国人帮办税务一条。该英人李泰国，系总司税务，所有新设通商各口，自可令其一体经理。着奕䜣等即行发给执照，交李泰国收执，责令帮同各口管理通商官员筹办，并着恭亲王等资行通商各省将军、督抚、府尹等一体查照。其买卖巡船等件及辛工经费，亦着一并咨饬各口与李泰国会议妥办，毋任冒滥。
1863年，在李泰国之后，宁波领事馆译官罗伯特·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inspectorgeneral）。他担任这个职务长达45年之久。
理查德·伯克掌握的数据是，仅上海海关，年关税额估计达100万英镑。这8个海关的年关税总额达400万英镑。“但是，实际上，那些绅士们完全不对任何人或国家负责。他们的任命得到了清朝『政府』的批准，但是，提名他们的并非清朝『政府』，实际上，提名的是外国驻华代表。”
1863年7月6日，伯克在下议院发言时说：“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来了，这些人是哪国的国民？设想一下，李泰国或他的任何一位下属与中国当局起了矛盾，被当局赐以三尺白绫——中国处置高官的流行模式，我们是否要进行干预……我理解，布鲁斯爵士会立即干预，像保护一位英国国民一样保护他。”
第39章 大势已去，天国遭弃！（）
正因为有这些利益的存在，英国『政府』在声明严守中立立场时，附加上了“通商港口不被侵犯”的前提条件。但是，在当时那种背景之下，这个前提条件很容易被利用。
发生在宁波的冲突可以说明问题。
在19世纪60年代，宁波是一座大城市，人口有50万以上。1861年年底时，宁波虽仍在清『政府』掌握之下，但已经受到太平军的严重威胁。英国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