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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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政府』（指清『政府』）收复。当他们有足够的兵力完成这个目标时，他们将全力以赴对付南京。
根据英国议会的资料，1862年8月底，枢密院发布一项命令，废止了外国服役法（theforeignenlistmentact）的规定，授权海军少将谢拉德·奥斯本及李泰国为中华帝国征兵，并装备兵船。
下议院议员哈蒙德是支持者之一。他在写给海军部长克拉伦斯·帕赫特的书信中提到，英国『政府』应该在中国建立一支欧洲海军，以恢复整个中华帝国的秩序。
据这些资料的提供者伯克说，中国从英国买了一支武装舰队，并把它交由谢拉德·奥斯本指挥。购买这支船队的资金全部来自海关税收，共计65万两白银，其中，广州海关提供了25万两，上海海关提供了20万两，厦门海关提供了5万两，其余15万两来自以福州海关收入为抵押的贷款，年利率为8％～10％，以进出口关税抵偿贷款本息。“外国资本家很喜欢这种形式，因为它简单，并且能够节约他们的成本”。
在1863年7月之前，中国从英国『政府』手中购买了3艘炮舰，还在英国的私营船坞订购了另外3艘。相应的法律也制定了出来，比如士兵的薪水和口粮，伤员的退休金和补偿金，甚至还设计了一面黄绿条纹的军旗。但是，在这面军旗之下的这支军队，并非为皇帝而战，而是为李泰国和外国人的通商口岸而战。
1863年7月6日，伯克在下议院演讲时说：
很难确定这支军队的具体目标，因为『政府』在这方面似乎没有任何明确的概念。李泰国提出的在英国征兵的正式申请中说，这支军队将用于重建清『政府』在扬子江的权威，保护内河的商业安全，并且在公海镇压海盗。
伯克质疑哈蒙德所谓的“恢复整个中华帝国秩序”的野心，“恢复中华帝国的秩序的指令是一个相当大的指令。因为这支军队只有400人，而中国人口大约有4亿，相当于每个人要恢复一百万人的秩序”。
第42章 奕䜣之忧：垂帘听政（）
曾国藩所谓“第一要务”的第二步，是从外国购买军火，并培训自己的将士使用这些军火。第三步则是自己制造军火。比如，曾国藩在1861年创设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于1865年在上海创设江南制造局，左宗棠于1866年创设福州船政局等。在这两个方面，因为国内相关史料颇多，本书不作赘述。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要务”并非“唯一要务”。除了军事方面的建设，洋务运动还包括其他方面的内容，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莫过于设立同文馆。
在恭亲王奕䜣的努力之下，清廷于1862年设立同文馆，以引入西方科技，同时便利与外国沟通。1866年12月11日，奕䜣再提出改革科举考试的建议，在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以提高机械及军火制造的水平。
但是，添设天文算学馆的建议遭到保守派的非议。根据《筹办夷务始末》的记载，1867年1月28日，奕䜣再上奏折，从历史根据与现实需要两方面出发，进一步解释在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的原因，并提出具体实施建议。原文如下：
臣等伏查，此次招考天文算学之议，并非矜奇好异，震于西人术数之学也。盖以西人制器之法，无不由度数而生。今中国议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藉西士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窃恐师心自用，枉费钱粮，仍无裨于实际。是以臣等衡量再三而有此奏。论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者，必有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者，甚且有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此皆不识时务也。
……
中国所当学者，固不止轮船枪炮一事。即以轮船枪炮而论，雇买以应其用，计虽便而法终在人。讲求以彻其原，法既明而用将在我。一则权益之策，一则久远之谋，孰得孰失，不待辩而明矣。
况六艺之中，数居其一。古者农夫戍卒皆识天文，后世设为历禁，知者始鲜。我朝康熙年间，除私习天文之禁，由是人文蔚起，天学盛行。治经之儒，皆兼治数。各家著述，考证俱精。语曰，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若夫以师法西人为耻，此其说尤谬。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查西洋各国，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新。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张本，不数年亦必有成……若夫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奋为雄，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
谨公同酌拟章程六条，缮呈御览，恭候钦定。再查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官，学问素优，差使较闲，若令学习此项天文算学，课功必易。又进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与举人五项贡生，事同一律，应请一并推广招考，以资博采。
根据《筹办夷务始末》的记载，对于奕䜣的这道奏折，“御批‘依议’”。当然，御批者不太可能是11岁的同治帝载淳。1861年11月“辛酉政变”之后，两宫太后——东宫慈安及西宫慈禧——垂帘听政，恭亲王奕䜣被加封为议政王大臣、军机大臣领班。不过，4年之后，在翰林院编修蔡寿祺的弹劾之下，奕䜣议政王大臣的职务被慈禧太后免去，保留总理衙门大臣的主职。因此，此“御批”者实际上应该是两位垂帘听政的太后。
对于晚清『政府』所作的这些改革尝试，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西方媒体有过很多报道和评述。
1867年6月，美国波斯顿出版的《生活时代》杂志刊登了一篇伦敦《观众》杂志发表过的文章，标题是《中国的一项改革法案》。这篇文章即是对上述奕䜣奏折所作的报道与评论。文章写道：
在中国，每位官僚候选人都要通过一项以欧洲的天文学、数学和物理学为内容的考试。中国人的思想近年已经被一个新的、非常令他们不愉快的疑虑（指外国入侵）大大地动摇了……恭亲王与海关总税务司及总理衙门谈过这件事情，最终决定付诸实施。中国的行事模式是法国官僚式的。主子（themaster）——皇帝、摄政王或他们的宠臣——暗示需要某种结果，相关部门就拟定出一份奏折，解释为何那个结果是值得追求的，并且提出一系列实施建议。皇帝用朱笔在这份文件上面写上“准奏”二字后，它就成为了一项新法。
针对奕䜣奏折中西洋各国“互相师法”等语，这篇文章写道，这些语句“明显来自欧洲人的建议，而这些建议能够被正式文件接纳，标志着中国人思想变化的深度。这份文件已经认识到进步是有可能的”。
西方人同时也预见到中国改革阻力重重。
1871年12月28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写道：“这个帝国的著名学者们嘲笑这个向西方学习的想法，因为他们通常将西人称为‘夷人’（未开化的野蛮人）。内阁成员及御史们团结一致，抨击此举有革命倾向，有辱中国的尊严。”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美国汉学家卫三畏。在1858年中美签订《天津条约》之时，他是美国公使馆头等参赞兼翻译，条约中有关传教自由的条款，即出自他的主张。
在写这篇文章时，卫三畏已经见证洋务运动在19年世纪60年代后期因保守派的凌厉攻势而经历的种种困难。他在文章中给出暗示，随着中外矛盾的升温，仇外情绪必将高涨，改革派将面临更多的压力。
第43章 薛斐尔：李鸿章不懂海军！（）
在所有评述洋务运动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的文章中，美国特使薛斐尔（robertw。shufeldt）的见解或许是最具洞察力，同时也是最具影响力。
1882年1月1日，在天津与李鸿章讨论朝鲜问题的过程中，薛斐尔给他的朋友、美国加州前参议员萨金特（aarona。sargent）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并就美国的对华政策提出了若干建议。两个多月之后，《旧金山晚报》刊登了这封书信的全文。
在书信中，薛斐尔将英国人担任总税务司的中国海关称为“奇怪的赘疣”（strangeexcrescence）。“这位英国人（赫德）手下有一批外国官员，他们控制着海关，指挥炮舰和征税巡洋舰，并维护灯塔系统。实际上，从国外渗入中国的几乎所有东西，都要通过这个政治体”。他说，英国人在商业与外交上已经控制住了中国。
薛斐尔提到了中国“重文轻武”的传统观念对军事改革的致命影响。他写道：
清朝『政府』让其子民相信，当兵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真正的荣耀要从文才能获得。千百年来，无数代人已经被灌输了这些想法。以这个观念为基础的优胜劣汰原则，使这个种族所有的尚武精神都灭绝了。
中国人惯于忍受苦难，苟且偷生。当然，如果被『逼』到绝路，他们也会反抗，反抗地方『政府』的压迫。但是，在这些背景下，他们的战争变成单纯的仇杀。他们的残忍令人震惊。中国绝对没有可以使士兵成为文明的代表的骑士精神，也没有可以创造英雄和民族领袖的团队精神（espritdecorps）。军事训练的唯一办法，是让士兵们恐惧的体罚。
在中国，文官优先于武官。武官处于相对的从属地位。在这种制度下，没有可以将军队与武装暴徒区分开来的精神。
根据薛斐尔的记录，在1881年前后，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军队“有一部分训练比较好”，配备后膛枪和野战炮的兵力大概有3。5万人，拥有大炮几百门。“他在渤海湾海岸有现代化的炮台，并以重型弹『药』进行武装。”但是，李鸿章并不懂得如何创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尽管他的军队或多或少由外国军官训练和组织，士兵们却总是被派到各处去忙公共工程，因此，军事教官努力想要创造的锐气与军事兵团精神总是不断地被破坏”。
就李鸿章的军队而言，上级军官由李鸿章委派，下级军官则是按月雇用，并经常被上级任意降级或体罚。“他们很听话……按月领薪，薪水和苦力差不了多少。没有正义的法律，没有类似军事法庭这样的机构”。
在薛斐尔看来，李鸿章的部队算不上真正的军队。当然，其他地方部队更是如此。他说，在创建真正的军队方面，中国遇到的第一个并且是无法逾越的障碍，是缺乏统一的民族感情。他不仅认识到中国的民族矛盾，还认识到地域之间的矛盾，认识到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壮大的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
薛斐尔将这些矛盾称之为政治分裂。而在中国的政治及行政体制下，政治分裂问题似乎很难得到解决。他写道：
这个帝国的政治分裂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阶层。各个省份已经建立起自己的习俗，或者创造了自己的语言或方言，使19个省中的每一个都不仅特点鲜明，而且彼此敌对。此外，每个省都由一位几乎独立于北京的总督管理……不可能让这些敌对的人们相信他们有任何共同的事业，也不可能通过让他们为任何共同的目的而奋斗来动员他们。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将看到，要创造一支国家军队将有多么困难。
中国海军的情况甚至更糟。薛斐尔在书信中提到，中国有4支不同的海军舰队，它们“彼此独立，没有联合或者统一”。
他具体提到了福建水师及北洋舰队。
福建水师成立于1866年，创立者是闽浙总督左宗棠及福州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在1867年至1874年之间，法国人日意格（prospermariegiquel）被聘为福建船政总监督。薛斐尔说，在日意格的管理下，福建水师“原本有望形成中华帝国海军的一支核心力量”，但是，日意格离开之后，“无论兵工厂还是舰队都正在衰变”。而三年之后的中法“马江海战”，是这句话的最好注解，因为福建水师几乎在此战中全军覆没。
北洋舰队创建于1875年，创建者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而中国之所以创建这支海军，主要不是为了应对日本挑起的台湾问题，而是基于“与俄国交战的迫在眉睫的压力”，目的在于保护北京。薛斐尔对李鸿章的办事效率颇为赞赏，因为他“在一两年时间内就已经集合了一支大约拥有12艘战舰的海军”。
但薛斐尔却并不认为李鸿章懂得海军建设。他提到的例证之一是，在北洋水师，排水量最小的炮舰装配了最重的火炮（35吨）。“显而易见的是，为了使这支舰队真正有效，它需要一批聪明的人才，以及一个良好的组织。确实，这支舰队消耗了大量的资金，它让清朝『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让整个世界——产生错觉，使他们以为清国真正拥有了海军。但是，清国行政体系的恶习和弱点渗透到了军队之中”。薛斐尔在书信中写道，清国的海军军官们没有军衔，缺乏团队精神，缺乏海上经验，缺乏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缺乏勇气和锐气，而且，来自不同省份的船员之间不和，在这种情况之下建立的海军只能让人看到“深层的根深蒂固的行政腐败。所有这些结合起来抵消了船只的质量，使它们作为一支战斗力量毫无价值”。
在他的书信中，这位美国将军毫不隐晦地提到“外国海军军官的阴谋和嫉妒”，他认为他们“增加了这个组织的固有缺陷”。薛斐尔写道：
总税务司——一位英国人——除了在海关事务方面有很大的权力，还要管理海军。在他的影响之下，购买的是英国建造的船只。而当这些船只抵达中国时，天津海关专员——一位德国人——设法获得了对它们的控制权。海关总税务司的三名属下，他们是前英国皇家海军的“准军官”，已经当上了中国海军提督的顾问。两名前法国海军军官被高薪聘请，可是，他们的具体任务却并未说明。来自三个国家的外国人彼此嫉妒。他们全都蔑视中国人，却渴望控制中国的海军……李鸿章在所有事情上都很精明，但外交事务除外。他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