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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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话：“中国有一位叫康有为的革命者，还有其他革命者，他们想改变中国，使其成为一个共和国，像美国那样。对你们来说，这样的『政府』运转良好，但对中国而言却不会如此。像英国、德国和俄国一样，我们也有一位君主。中国将继续这样下去。”
李鸿章显然过于乐观了。
在内邪外鬼的侵扰下，清国『政府』病入膏肓，沉疴不治。谁是大清王朝终结者？孙中山？袁世凯？这不是问题。
第56章 列强分食（）
甲午战争之后，东亚新秩序逐渐形成，日本终于“脱亚入欧”，中国则沦落到被瓜分的惨淡境地。因『逼』迫日本还辽有功，俄、法、德三国利用清朝『政府』之优待政策，打破英国之垄断地位，逐渐扩大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1897年12月26日，《旧金山日报》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国处于欧洲的枪炮之下》的文章道出了中国在当时面临的险境。文章引述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媒体的评论说，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列强已经将非洲分解，各取一块。而这一切几乎是悄无声息地完成，这在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中国现在就是鱼肉。他们贪婪的眼睛正注视着它。争夺才刚刚开始……每个强国都想切走天朝的一部分。除非在那里的盗贼们手脚无力，否则，中国的瓦解将不可避免”。
在刊登这篇文章的版面的中央，版面编辑布置了一幅中国东部沿海地图，面积占整个版面的三分之一，其上以各式点线标注了英、法、德、俄、葡等5个欧洲国家及日本所占势力范围。在地图的右上方，编辑以三句话点出了“这个帝国的致命弱点”。
第一句话出自前文提到过的曾帮助曾国藩和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英国人戈登。他说：“中华民族最大的弱点是『政府』中各式各样、无处不在的腐败。”
第二句话出自一位未透『露』姓名的中国领事。他说：“我们正努力尽全力用现代化来改造自己，使我们可以抵御外国侵略者。但恐怕我们太迟了。如果列强坚持要瓜分中国，我们一定会屈从于这个无法避免的命运。”
第三句话出自一位未透『露』姓名的日本领事。他说：“我认为局势很危险。列强必定会对瓜分中国感兴趣。”
在另一篇文章中，这位日本领事痛斥中国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一直沉睡在孔子的臂弯里”。他认为中国对儒学的态度过于僵化，并且说：“中国只有认识到孔子已经死去、只有他的道德教化应该存留于世时才可能觉醒”。
他还批判了中国盲目自大的政治和地理观念：“中国人一直认为中国是地球的中央王国，所有其他国家仅仅是分布在大洋中的孤岛，如果这些国家现在还没有臣服，它们迟早有一天会向地球上的这个中央王国称臣。最近的战争可能会让中国人认识到，是时候研究一下地理了。地球不是平的，而是一个球体，中国只是上面的一小部分。”
美国《圣保罗环球报》刊登的一篇题为《瓜分中国》的文章发出感叹：
在罗马帝国摇摇欲坠之时，欧洲人已经知道，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伟大的王国，但它的面貌是如此的神秘，它的实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连凯撒大帝都不敢梦想去征服它。富有冒险精神的旅行家们也都消失在神秘东方的黑暗之中。偶尔会有语焉不详的报告传到欧洲，讲述中华（chunghwa）——花样王国（theflowerykingdom）——的奇迹。那里的国王们是天神的后代，那里的文明有不少于5000年的历史。
鸦片战争之后，发生了奇怪的变化。但是，直到大胆的小国日本在鸭绿江一役摘下戴在中国不为人知的面容上的面具，欧洲才知道这个东方大帝国到底有多么虚弱。它已经作好了被列强瓜分的准备。
但是，尽管“瓜分中国”已经成了世纪末的一个寻常词汇，但是，这个巨龙之国还没有被分割。对东方领土垂涎三尺、满脑子“势力范围”的欧洲却莫名其妙地发现，一个国家不能随随便便地被切割，然后像分一块一块的馅饼似的传来传去。列强彼此嫉妒地注视着，没有哪个国家敢采取行动，在此期间，中国自己则继续其异教徒式的享乐。
按照19世纪美国政论家阿瑟·斯特林格（arthurj。stringer）的说法，在对“瓜分中国”一事的态度上，意大利、法国、德国和俄国可以看作是一个阵营，美国与英国可以看作是另一个阵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不同强国所持的态度，直接反映出每个国家的东亚政策。
斯特林格称，英国从未想过瓜分中国。正相反，它的政策一直是反对俄、法、德等列强瓜分中国。这个被拿破仑称为“店铺看守”（shopkeeping）的国家仅仅是希望继续像以往那样做生意。只要他们能够修建中国的铁路，他们不在乎谁制定中国的法律。英国所要求的是享有与其他国家一样的优先权。
美国人的态度与英国人接近。他们要求“与中国佬约翰做生意的权利，不受本地人或外国人打扰”。
至于贪求东方土地的俄国，它拥有的是寒冷而贫瘠的土地，而就在这块土地的南边，则有一块值得一再冒险去争夺的肥沃领土。正是因为有向南移民的梦想，才演化出了修建庞大的跨西伯利亚铁路的想法。
早在19世纪50年代，这条铁路的修建就已经开始，但是，直到1891年才真正开足马力进行修建。在这一年的5月，未来的俄国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结束了环游世界之旅，离开了最后一站日本，来到了太平洋西岸的海港符拉迪沃斯托克。他在那里启动了跨西伯利亚铁路远东段的施工工程。他在日记中憧憬着可以坐着舒适的“沙皇号列车”（theczarstrain）穿越西伯利亚荒野。
这条近一万公里长的铁路使俄国能够快速地调运兵马和物资，便于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对东亚全方位的扩张。它的起点是圣彼得堡，终点正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因为这个港口在一年之中有7个月被冰层覆盖，辽东半岛的旅顺港成为俄国的目标。
在中国与日本交战时，俄国已经将领土从乌拉尔山脉扩张到太平洋，并正在往南向北京靠近。拥有了印度的英国，则从西到南全方位地关注这场战争。考虑到维持均势的需要，英国当时也在构思自己的东北亚政策。
因此，甲午战争刚一结束，“俄国熊”就猛扑向了旅顺港，而“英国狮”则占据威海卫。之后，德国人则抓住传教士被谋杀的机会，以此为借口占据了胶州湾。这意味着德国可能进一步觊觎中国的中心地带。德国占据胶州湾的代价是，引起了英国深层次的怨恨和不信任。
列强瓜分中国的结果是，在名义上和表面上，中国仍然是完好无损，但却被实实在在地、神秘而秘密地瓦解了，而且这种瓦解是以无可比拟的速度进行。
按照美国《圣保罗环球报》的说法，中国在1899年前后的政治版图基本上是这样的：除了满洲里和18个省份，其他地区都在接二连三地脱离中国的控制。缅甸和尼泊尔已经成为英国的领土，暹罗事实上也落入英国手中；西藏和朝鲜仍在向中国皇帝进献聊胜于无的贡物，但蒙古和新疆已不再受中国控制；安南落入法国手中。俄国实际上占领了整个满洲里；香港早已经是英国的，整个长江流域也有这个趋势，但是遭到了俄国的抵制。
第57章 觉醒！图存！（）
在甲午战争之前，正如前文提到的那位日本领事所言，整个中国一直“沉睡在孔子的臂弯里”，但战败之痛唤醒了这个国家。从那以后，中国人开始在“改革”与“革命”这两条路线中选择救亡图存之策。
至于“改革”，“戊戌变法”无疑是一个最重要的尝试。变法始于1898年——戊戌年——6月10日，终于同年9月21日，历时约百日，故又称“百日维新”。
根据光绪帝下发给内阁的上谕，“戊戌变法”大体要遵循的原则是：“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与实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不难看出，基本上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未脱离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的框架。二者之间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洋务运动”是自下而上的改革，“百日维新”是自上而下的变法，前者由地方大吏主持，后者则令出九五之尊。至于变法的具体内容，则除却政治体制及礼教根本未敢有动之外，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几乎无所不包。
西方媒体对此多有报道。比如，6月16日，变法开始之后的第6天，一条发自伦敦的报道将变法视为“中国正在觉醒”的信号，对清朝『政府』推动商业发展的措施极为赞赏。9月20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报道则将变法称为“中国进步”的标志，是“对现代文明的觉醒”。
对于这次变法，西方媒体早有预见。1898年3月27日，英国伦敦《每日电讯报》驻北京记者在一篇题为《中国：当下与未来》的文章中写道：“中国能够并且将要进行改革。”文章说：
这里的大多数人确信，中国正在经历她命运中的一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远东的整个命运取决于她应对危机的结果……中国能够并且将进行改革。这是对中国观察最久、最深的那个人的观点。罗伯特·赫德——他63岁的生命中有44年在中国度过——对这一点毫不怀疑。在清廷效力了30年、担任同文馆校长并且对中国文学及哲学研究极有造诣的马汀博士也同样有信心。外部压力对中国有好处，但这个国家需要和平。中国人自己很清楚，他们正立于悬崖边上。
但是，众所周知，这次改革尝试最终失败了。至于失败的原因，西方媒体倾向于认为是俄国与英、日二国竞争的结果。
9月21日，变法失败当日，英国《每日邮报》驻北京记者发布一条消息说：“慈禧太后对俄国的被动、李鸿章的降级以及英国驻华大使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在李鸿章降级之后的态度十分愤怒。她已经接见俄国驻华公使巴布罗福，并与之长谈了几次。”
9月23日，美国《盐湖城先驱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突然发生的政变据说是因为慈禧太后要阻止伊藤博文成功完成其使命。这位日本政治家最近来到了北京，其目的是使中国与日本结成攻守同盟。”
9月25日，《泰晤士报》刊登的一篇报道写道，“后党”（thedowagerempressparty）早已与俄国人达成了谅解。考虑到俄国的利益，俄国人支持满族人继续坐江山。“根据双方的协议，从1897年开始，在慈禧太后的懿旨下，所有满族高级官员及军官被逐步更换，这是导致慈禧与光绪帝摩擦的根源”。
需要交代的背景是，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务皆被解除。但是，因为对外交事务比较了解，1896年2月，他以文华殿大学士、头等公使身份奉命出使俄国，参加28岁的俄国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将在当年5月举行的加冕典礼。他还奉命顺道出访英、法、德、美四国，“以固邦交”。随他出访的有“熟于俄事”的副使邵友濂，以及“兵部主事于式枚等十员，副税司柯乐德等五员”。
根据《清实录·德宗实录》的记载，同年5月28日，皇帝采纳了御史张仲炘及总理衙门的建议，命李鸿章乘着出使俄国的机会，以同意俄国在东北铁路一事上的要求为条件，与俄国协商“改定税额”，以振商务。皇帝与诸大臣的考虑是，如果俄国能够答应，则树立了先例，“他国当无异议”，此事“裨益国计，良非浅鲜”。
6天之后，李鸿章与俄方签订所谓《中俄密约》，主要内容大体是中俄建立防御同盟，合力对抗日本，中国同意俄国的跨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境内，“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至于“改定税额”之事，却并未定在此《密约》之中。
自此之后，随着局势的进展，西方媒体基本认为中国朝廷分为两派，以慈禧和李鸿章等人为首的亲俄派，以光绪和张荫桓、康有为等人为首的亲英日派。
伊藤博文本人则认为中国保守势力的强大是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根据前述《盐湖城先驱报》发表的那篇文章的记录，9月21日，在变法诏书颁布之前，伊藤博文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光绪帝在9月20日以一种最诚恳的态度接见了他。“中国的皇帝说，他希望从伊藤伯爵那里得到有关改革的建议。但伊藤伯爵当时就担心，清朝官员们的懈怠与保守主义将废止改革，尽管他相信皇帝本人有改革的诚意”。
光绪帝确曾在9月20日接见伊藤博文。根据《清实录·德宗实录》的记载：“丙戌（9月20日），御勤政殿。日本国前总理大臣侯爵伊藤博文，署使臣林权助暨翻译随员等觐见”。
根据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期的中国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撰写的回忆录，在威胁变法期间，康有为邀请了两名外国人担任皇帝的顾问，一名是李提摩太本人，另一名就是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抵达北京的时候，朝中局势已经非常危险，康有为正准备逃往上海。李提摩太写道：
在听到袁世凯投向了慈禧太后，太后掌握了军队的消息之后，伊藤博文说道：“太晚了。没有军队，皇帝什么也做不成。”他立即离开了北京。
伊藤博文的判断是十分正确的。9月21日，在派遣礼部尚书熙敬祭拜先师孔子之后，光绪帝向内阁下发了一道恳请慈禧太后训政的上谕。原文如下：
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几，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穆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弘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秋分，9月23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
